编者按：

　　南粤“左联”文学青年洪灵菲，原名洪伦修，广东潮州人，“左联”七常委之一、革命家和现代著名作家。他将毕生奉献给革命事业，1933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4年左右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广东省韩江流域管理局打造南粤“左联”之旅，得其诗歌《红棉树》“剧怜古道红棉树，落尽千花人未知”之灵感，在其故居附近的韩江边打造红棉公园，纪念以其为首的南粤“左联”文学青年，以表缅怀之情。

图为洪灵菲。

　　洪灵菲同志原名洪伦修，辈序名树森，曾用名洪素佛、李铁郎、林空青、林荫南等。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江东区的一个小村庄——现名洪砂乡。他家境清贫，父亲是个落第秀才，后转业学中医，发明了好几种丸药，在南洋一带销路很好，因此家庭经济情况渐渐好转，父亲为人严正耿直，生性仁慈，以助人为乐，乡里近邻如有困难，不但看病不收诊金，有时连医药费也不收。因此，病家莫不感其为人善良。

　　灵菲同志四、五岁时，便被母亲分配做儿童所能做的事，每天上午，天刚微亮，便帮助哥哥到村外去拾猪粪、捡蔗渣，前者当作肥料，后者当作柴烧，他们常常受地主的欺侮、恶骂和毒打，嫌他们脏、臭，不应该从他们门口走过。灵菲回家时哭诉于母亲，母亲则忍气吞声地安慰着灵菲说：“好孩子，不平的事多着呢。咱们是穷人家，他们有钱，有势，谁敢惹他们？惹着他们，还不是咱们吃亏。官府还不都是为他们说话的？”在灵菲单纯稚弱的小心灵上，已感到这是极大的耻辱和不平，内心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灵菲同志生长于穷乡僻壤，一直到1912年，他九岁时，才进入乡村小学。一入学校，便专心致志地读书。由于屋少人多，仅有的两三间小破屋，十分嘈杂拥挤，他便悄悄地一个人溜到屋顶去学习。当时人们即称他为书呆子。1918年，灵菲同志从小学毕业，考进潮安县金山中学。

　　当灵菲同志在高师二年级时，家里忽然给他定下婚约，使他失去了在中学时期多年相爱的女友。虽然他经过一度的反抗和斗争，结果仍被封建势力压了下去，和一个素不相识、目不识丁的农女结了婚。他从此更不想回家了，他父亲也更不喜欢他。他想借酒消愁，在醉中求得解脱，有时喝得过量，一连昏睡两三天不能起床。他内心的痛苦由此可以想见。

　　这时家里不给他寄钱，他便自己写文章，到处投稿，维持生活。记得他曾经告诉过我：“第一次写的是一篇短篇小说，题为《一个小人物死前的哀鸣》，署名洪素佛，寄到香港日报去发表，后来刊登出来，署名不变，稿费却被人窃取去了。”

　　到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革命高潮如洪流般地到处奔腾澎湃，灵菲同志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他的思想渐渐朝着革命的路上走，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消极、悲观、失望、颓废了，成为一个生气蓬勃、心情舒畅、大有作为的青年。他的变化跟许甦魂同志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当时灵菲同志和他一道在海外部工作，受他的领导。灵菲担任组织科科长，兼做党的支部工作。1924年灵菲同志加入党，他还和许甦魂同志一同负责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的工作。继省港大罢工之后，1926年广州沙基惨案发生，他经常出现于各种群众大会做宣传、组织等工作，发动反帝斗争力量，从此灵菲同志便一心一意地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直到后来英勇牺牲。

　　我和灵菲同志的认识，约在1926年6月中旬。那时我刚从潮安韩山师范毕业，来到广州升学，经姚师（我在福建集美女师时的史地教员）宝猷的介绍，知道许甦魂同志的家眷在此，我才寄宿于许同志的家。许同志夫妇俩待我很好，我们都是同乡，又是同志，每天一道吃饭，一道谈心，亲如一家。

　　1927年4月15日，继上海“四一二”之后，这个阴险毒辣、嗜杀成性的蒋介石，在广州一手制造反革命事变，破坏国共合作，以便独吞革命胜利果实，从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各革命团体，清洗、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事后同乡友好前来告诉我们，四月十五日一早，敌人也来过中山大学两三趟想逮捕灵菲同志，结果都扑了空，最后把刚进去的新同学许声闻（即许涤新同志）逮走，他正睡在灵菲同志原来睡过的床上。

　　其实灵菲同志和我，早已得到组织的通知，为了工作的需要，也为了我们的安全，在春节过后（三月二日）一同搬到距离大东路不远的竹丝岗，一座尼姑庵后边的三间小屋里，这里成了我们新婚的洞房。除了我的同学谭澹如、许珉仇和一些友好同志外，谁也不让知道，因为估计敌人迟早总有一天要逮捕灵菲同志。事变之前两三天，灵菲同志正害病，我们都没有去上班，不然，敌人到海外部去抓灵菲，他也难幸免。

　　第二天下午，由尼姑庵的大姑和十一姑这两位好心肠的同情者雇了四辆人力车，扮成要到庙里烧香还愿的样子，将灵菲同志和我转移到白云村——尼姑庵的佃户人家去避难。由于我的短发，乡人感到很奇怪，互相转告，不断有人前来探望。

　　怕因此惹出意外，我们住了几天，又转回尼姑庵来。在组织的关怀下，我们又和当时刚从星洲归国的代表团负责人蔡博真同志以及海外部的陈沧海、张晓天等同志避难到香港，借宿于吴老板的商店和住家。吴老板是我们的同乡，又是甦魂同志的好友，对我们的招待很周到。

　　由于吴老板的商店早已接待了海外部主任许超循同志夫妇和甦魂同志的家属，现在又加上我们，来往人多，引起香港政府的注意。他们以查户口为名，逮捕了灵菲、博真、晓天三位同志，因为他们都是西装革履，不像该店的伙计。逮去后，禁锢于香港西捕房。过了几天，查无证据，并经我与香港友好同乡，积极营救，始获自由。释放后，由香港政府送上海轮，驱逐出境，遄返潮汕故乡。船开行后，香港政府与汕头市府有了联系，灵菲同志乔装为商人，我则模仿富家女儿装束。抵汕后，看到国民党的通缉令刊登于广州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定要抓到灵菲同志。他只得又化装为贫苦农民，剃光头发，赤着足，穿上褴褛的衣服，背上市篮（这是广东一带贫苦农民出洋的装束），只身南渡。到南洋后，白色恐怖比国内更加严重！亲友们恐受他连累，不敢招待。灵菲同志日则流浪街头，以红薯（北方叫白薯）汤充饥，夜则栖身公馆墙角。侨居海外数月，备尝辛酸苦楚！

　　1927年，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到国外，灵菲同志便偕戴平万同志（当时平万被海外部派在暹罗工作）一道归国。船抵汕岛，恰好贺龙、叶挺两同志率领的部队刚刚退出潮汕，反动派的军队尚未到来，汕市一片荒凉，商店紧闭，人心惶惶，惟恐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一到，人民又要惨遭屠杀、抢劫，路上行人很少。灵菲和平万两同志，只好匆忙离开汕岛，返回故乡，暂时匿居村僻，等待这一浩劫过后，相偕去沪。灵菲同志不但不因此而感到气馁，反而因此增强其对于革命的信心。

　　是年冬，灵菲同志偕平万同志离开故乡，继续踏上革命的征途，来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负责闸北区委书记，与光慈（即蒋光赤）、钱杏邨（即阿英）、孟超等同志认识，并开始写作生活。以蒋光慈、钱杏邨、孟超三同志为首组织了“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创办春野书店。以灵菲、杜国庠（笔名林伯修）、戴平万等同志为首成立“我们社”，主编《我们》月刊，创办晓山书店。

　　1928年，灵菲同志又兼任地下党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中文系教师。

　　1928年1月9日，我由北平回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天寒地冻，灵菲同志的衣衫非常单薄，同时也贫困不堪。原来两眼炯炯有神，好像两盏明灯，经过这一年来的流亡生活，奔波了好几万里路程，已精疲力尽，不但眼睛无神，面容瘦削，身体也不像过去那么矫健。我问他：“生活怎样？”他只是摇头叹息，慢慢才告诉我：“现在已经欠饭馆好几十块钱，没有办法还，借债也已经无处可借，马上就要停止我们吃饭的权利！你说糟糕不？”接着他又说：“只我一个人还不要紧，还有好几位流亡朋友，他们比我更没有办法。最可恨的是书店的老板，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写了一本书送到他们那里，已经将近两个月了。究竟要不要，也不答复我。好在我的老师郁达夫先生，还是了解我和爱护我，给我写了一篇序文，并介绍我送到‘现代书店’。现代书店答应给我出版；但他们也不是傻子，看到有名作家写序，又看到《流亡》一书所写的内容也是新情况，销路一定不错。书店答应每千字给我四块钱，版权就归他们所有。但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还不知足，他们不愿痛痛快快地付款，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付款日期。现在眼看春节就要到来，需要花钱的事多着哩：几个流亡朋友的生活马上成问题还不说，房东请我们吃年饭，难道就不送人家一点礼物吗？倒马桶的工人，辛苦了一年，到春节就不打赏他一点钱吗？这一切，没有钱都过不去！”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我。

　　我连忙安慰他说：“别着急，我这里还有一点钱，饭饮的欠款，就由我先付给他们吧，别让他们停伙，停伙就不好办，横竖是个老主顾，有商量的余地，再找新的饭馆，那就更不好办了。”

　　第二天，我们和房东商量，腾出了二楼的一间亭子间——大约五、六米宽，只能放一床一桌一椅。可是我们没有钱添置什么，唯一的家具，只是我从北平带回来的一张行军床，和一个多年失修的破藤箱子。把箱盖放在行军床上，可以作为写作的书桌，把箱子翻过来放在地板上，权当椅子坐。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灵菲同志创作出他的中篇小说《前线》和《转变》。

　　1928年春，《流亡》一书已出版，在国内各大城市和南洋一带，销路很好。各书店争光恐后来要稿，灵菲同志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也为了担负起流亡同志们和我的生活重担，答应了书店的要求，夜以继日地辛勤写作。

　　1928年秋天，杜国庠同志由香港逃难到上海，我和灵菲同志、戴平万同志都搬到北四川路东武昌路口春江里54号。搬到这里以后，有组织关系的文化界人士，来往更多了，有时说不定要在这里开个会，研究一些问题，灵菲同志每天一早就起来写作，白天接待同志们，平万同志喜欢在晚上，更深夜静的时候写作。杜老搞日文翻译，多半在白天和晚上，这三人都有稿费收入，其中要算灵菲同志的收入最多。他写的快，每天早上四到六点两个小时左右，他都能够完成五千字的任务，书店也最欢迎他的稿子。同志们一个个见到灵菲同志，就拥抱他，表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杜国庠同志也认为灵菲同志年青有为，很佩服他。

　　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灵菲同志是发起人和七个常委之一。后来敌人看到文化界进步势力一天天蓬勃发展起来，进步作家都围绕到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下，便对左联恨之入骨，除极端无耻地诽谤谩骂、造谣诬蔑之外，对进步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横加刁难，或者扣压，禁止，基至把已经同意出版的，也不让与读者见面。据我所知，灵菲同志的著作就被他们扣压了好几部，如《前线》、《长征》、《在淞沪车厢里》、《在货车上》等等。由于敌人的法西斯暴行，这些作品的底稿都无法保存，而被烧毁。

　　这时，灵菲、杜老、平万诸同志所主持的晓山书店被封，《我们》月刊被禁，国民党反动派还不甘心，在上海《申报》上登出第一次通缉洪灵菲的命令。

　　1930年下半年，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党要灵菲同志暂时放弃写作，转入地下，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调他到中央，参加纪念广州暴动筹备会的工作。事情结束后，他又回到江苏省委组织部，直至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九·一八”侵占东北四省之后，更进一步向中国进攻，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反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中国反帝大同盟，又把灵菲同志调到全国反帝大同盟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他更忙了，白天工作，夜晚办工人夜校，亲自授课，组织工人，发动群众，加强抗日阵营。遇到各种集会或节日，党发动群众在南京路上示威或游行，灵菲同志都亲自参加。有一次，差点被敌人逮捕。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他跌得膝盖上皮破血流，但仍然出生入死地干革命工作，置自己安危于度外。

　　这时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工作之艰难，实无以复加。为了避开敌人的暗探，我们经常搬家。1929年从北四川路春江里搬到沪东周家嘴路，自己租了一幢房子，与平万住在一起。这时文化界的同志们如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李初梨等，经常来我们家接头，研究工作，讨论问题。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我便带着灵儿在门口弄堂处放哨。在周家嘴路住了将近一年之久，平万同志的妻子来了，我和灵菲同志又搬到海宁路三德里驻省委机关。当灵菲同志调中央纪念广暴筹备会，我们又撒到闸北宝山路。1930年年底，我们再搬回海宁路省委机关。随着灵菲同志工作的调动，我也越来越忙碌，在我们家开会、碰头的次数更多了。除放哨外，邮寄宣传品，到工矿区散发传单，替发生问题的同志搬家，协助灵菲抄写内部文件、汇报等工作，我都帮着做。

　　这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由于有孩子，对我们的工作，起到更大的掩护作用。灵菲同志的父母亲听说我们于1928年生下灵儿，非常高兴，（这时灵菲同志的大哥、二哥都早已去世，他们只剩下灵菲一个儿子。）老人家打算于1929年春天来沪看望孙子。谁知在未动身以前，灵菲同志的父亲忽然得病死去，我们非常悲痛。为了安慰灵菲的母亲，我们把刚生下来的第二个孩子曙曦送回老家去。不料因家里人太迷信，孩子种痘也要问神卜卦，一直拖到三岁还未种痘，以致得了天花，不幸夭折！老母亲为了怕我们难过，找了一个男孩过继给我们，起名洪瑞宁。1932年，我又添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菲。

　　灵菲同志对这三个孩子，一向抱着放任的态度，由他们自由发展，他说：“父亲对我太严厉，使我不敢亲近他，因此我对待孩子要和父亲不同，使孩子们不要怕我。”他虽然非常宝贝孩子们，但对孩子们可花可不花的钱，他坚决不花。例如大儿子小灵，小时候非常喜欢小三轮车，他始终不肯给他买，宁可把钱帮助有困难的同志。有时我忙不过来，看孩子淘气，打骂他们两下，灵菲同志总是背着孩子恳求我不要打骂他们。

图为洪灵菲与妻儿。

　　灵菲同志在全国反帝大同盟工作了好几个月之后，党又把他调回左翼文化总同盟。反帝大同盟的工作由徐冰同志接手。1933年2月份的一天，上级忽然决定灵菲同志要外调。究竟调到哪里？我一点也不知道，只听灵非同志吩咐我：“芳妹，明天一早我们就要走，你把所有的东西收拾收拾，越简单越好，不带走的家具和其它的东西，都交给省委。以后我们到新的工作岗位，重新布置。”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灵菲同志说：“你不要问吧，到那里你就明白了。”

　　第二天，我们在闸北火车站集合，由一位不相识的同志带我坐上京沪列车，我和他及孩子们坐在一个车厢里，灵菲同志和另外一个同志在别的车厢里，我们装做互相都不认识。这样一直等到火车抵达北平，我才晓得是调到北平来。这就是中共中央驻平全权代表秘书处。一切文件都存放在我们这里，因此跟其他同志只有单线联系，除田夫同志（现名孔原）外，并没有其他的人来往，到这里以后，我才知道灵菲同志是由省调到中央来了，护送我和孩子的那位同志，是专跑京沪的交通员，他对沿途一切部很熟悉，对于我们的安全，比较有保障。

　　到北平以后，田夫对外，灵菲对内，当时华北六省的文件和汇报都往我们这里送，他们负责领导这六个省的工作。所以我和任何人也不来往，在家除带好孩子之外，有空就协助灵菲同志抄写来往文件和汇报。

　　初来时，灵菲同志还出去接了几次头，这些同志都不认识他，经常在问：

　　“你认识灵菲同志吗？听说你刚从上海来的。”

　　“是的，我有点知道他，可不常来往。”灵菲答。

　　“那么你知道他最近有没有写文章？”另一位同志问。

　　“可不太清楚。”灵菲答。

　　“我们都很喜欢读他的书，可是最近见不到他有什么书出版。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同志们说。

　　“那没有什么，也许他太忙吧。”灵菲随便地答。

　　“这作家年纪很轻，写文章的速度可真罕见，我们真佩服他哩！”同志们说。

　　“你们怎么知道？”灵菲同志漫不经心地问。

　　“从1927年至1929年，这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出了这么多的书，还不惊人吗？”同志们说。

　　为了避免同志们对他的注意，他接完头，马上回来。以后还碰上两三处的同志在问灵菲同志的情况，他索性说，“我不认识他。”

　　但是他心里感到很抱歉，现在由于工作比过去集中，他正想抽出时间，继续写他的《童年》。谁知《童年》刚刚写了三章，他就不幸为叛徒阮锦云出卖了。

　　1933年7月26日一早，天刚刚亮，田夫同志就来到我们家，我和孩子们正酣睡着，只有灵菲同志早已起来工作。田一进门，说他今天有事，不能到宣武门外去，要灵菲同志替他去。究竟到谁的家，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解放后，我在海关总署见到了孔原同志，他才告诉我，那次是到李大钊烈士的侄女家。）灵菲同志吃过早饭，临走时告诉我：“十二点就回来。”灵菲同志一向说话很守信用，他每次宁可告诉我晚点回来，结果提早回来，绝不愿意告诉我早回来，而到时不来，令我着急，这是他的习惯。

　　十二点过去，一点过去，两点也过去了，……灵非同志始终没有回来！这可把他最心爱的儿子小灵急坏了！他走进走出，到门口去等爸爸不下三十次，结果爸爸终于没有回来。灵儿说：“爸爸不回来，我就不吃饭！”听到孩子的誓言，母亲的心更加碎了！但是在当时的处境，有苦也只好往肚里咽，哪敢吭一声呢，不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吗？我只好强笑着说：“爸爸就快回来了，你乖乖先吃一点饭吧，我的好孩子，听话的孩子才是妈妈的好宝贝呢。”哄了好一会，孩子才吃了几口饭。田夫同志又来了，这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一进门就叫我：

　　“小秦，灵菲回来了没有？”“没有。”我答。

　　“那糟糕得很！一定出事了！”田夫自言自语地说。

　　“一早是你叫他出去的，究竟上哪儿？”接着我追问了这一句。

　　“……”他没有回答，急忙吩咐我，叫我把家里所有的文件都烧毁，并约我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在“协和”医院（即今首都医院）见面，说完他就走了。

　　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驻平全权代表，为了他的安全，我只好让他快走。但是我也知道，灵菲同志真的遇难，他也绝对不会说出自己住在什么地方。田夫走后，我把一切文件都销毁了。次日，我依照田夫同志的嘱咐，瞒过街坊邻居，假说带孩子去看病。到了协和医院，见到张月霞同志（田夫同志的爱人），她给我四十元，要我马上回上海。我因为不知道灵菲同志的情况，有点不舍得离开北平，总想他是左翼作家里有点名望的人物，报纸上一定会泄露一点关于他的消息。等知道情况后，再把孩子送回上海或老家，然后设法营救他。我希望田夫同志能设法让我隐蔽一下，慢点再走，他不同意。回到家，又过两天，对面西屋的傅大妈来看我。她丈夫是店员，两口子和我们家关系不错，平时灵菲同志很少出门，这两天不在家，她表示关心地问：

　　“林太太，林先生上了哪儿？”“上西山，”我答。“干吗去？”“看房子。”

　　“你们要搬家吗？”

　　“不，这里天气太热，赶上林先生放暑假（当时他的身份是某大学学生），我们想到那里避暑去。”我答。

　　“他平时除上学不大出门，这回出去了两大，莫怪孩子那么想念他。”傅大妈表示同情孩子地说。

　　“明天一早我就走，免得孩子老想爸。”我装得若无其事地回答。

　　其实我的心就像刀在绞一样难受，家里实在是再也待不下去啊！四壁好像有无数狰狞的脸孔对着我，连一个帮手都没有。大儿子想爸爸老是哭，小女儿出疹子还没有完全好。这怎么办呢？再住下去，很容易被人看透，不如早点走为妙。

　　7月30日一早，雇了一辆人力车，到距离前门车站较远的一家偏僻的旅馆住下来，让茶房给我买了车栗。听说下午两三点钟，有一趟特别快车开到上海。

　　吃过午饭后，茶房给我雇了一辆人力车，拉着我和该子直奔车站，谁知刚到车站，我正要下车，迎面来了两个便衣侦探，装着很有礼貌、很客气地说：

　　“太太，三团团长请你。”

　　“什么事？”

　　“到那里，你就知道。”

　　“不，我不认识他，我不去，火车就要开，去了回来赶不上车了。”我说。

　　“不要紧，我们送你上车。”

　　那两个便衣侦探看我坚决不去，便恼羞成怒，收了笑脸，蛮横地拉着车夫跟他们一起走。

　　这时我心里早已明白过来，一定跟灵菲同志的失踪有关系，我暗暗地嘱咐灵儿见到爸爸，不要叫他。

　　到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即时提来一个人，还没有走到跟前，说是提错了。再提来一个，是灵菲。这时灵菲同志满身血迹，走路都很艰难，我见了他，低头无语，犹如利刃锥心！灵儿很懂事，也不叫爸，脸孔藏在我的怀里，只有一岁多的小女儿，笑眯脒地叫了一声爸，她在我怀里挣着，老想要爸。灵菲走过来，抱着孩子亲了又亲，同时用家乡话对着灵儿（其实是在对我）说：“我被叛徒阮锦云出卖了，现在只有准备一死，死前别无他言，希望你不要难过，带好孩子，我就满意了。”接着他又说，“我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任何人，只有对不起你，从结婚到现在，累得你好苦！”我安慰着他说：“别为这些小事不安吧。”

　　不知怎么，当时我并没有哭，也哭不出眼泪来。我只想着能见到灵菲同志，知道他的下落，就是拿我去枪毙了也是痛快的。这次会面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诀别。在宪兵三团关了将近两个星期，我和当时为李大钊烈士送殡而被捕的学生，及国民党两个军事犯，共22人，一道押往南京警备司令部判刑。

　　在南京模范监狱坐了三几个月牢之后，等到第二批又从北平解往南京判刑的政治犯到来，才从他们嘴里听到洪灵菲同志在北平壮烈牺性的消息！

　　当时有两种说法，一说当灵菲同志被提走不久之后，听到黄城根大公主府（三团当时就驻扎在这里）后花园的枪声响。

　　另一说，是敌人用绞死李大钊烈士的绞架绞死洪灵菲同志的。这绞架又经过七八年的雨淋日晒，已锈钝不堪，用刑达半个多小时之久始断气！……究竟哪一说是真，至今无人证实。我听后，难过得昏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我便暗地里立下心愿，坚决为他未竟的事业奋斗到底。

　　不管我受尽多少折磨，处在什么环境，我从没有忘记灵菲同志的心愿，遵照他的嘱咐，1936年在我出狱不久，通过沈端先（夏衍）同志的帮助，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于1938年将大儿子洪小灵送往延安，以继父志。1946年又托董必武同志将小女儿洪小菲带往延安学习。

　　灵菲同志被捕后，据说日本反帝大同盟和其他国家，以及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同志，都先后发出电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声援灵菲同志，要求释放他，可是敌人置之不理，又害怕当时的读者和群众知道，对他们不利，于是秘密将他处死，时间是1933年大约中秋节前后。灵菲同志牺牲后，尸骨埋于何处，至今没有人知道。

　　灵菲同志和所有的烈士们一样，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在四十六年后的今天，我来回忆他，好像他就在眼前一样，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图为红棉公园，其名称的灵感来源于洪灵菲烈士的诗歌《红棉树》。

图为红棉公园的洪灵菲纪念台。

——1979年9月写于北京

　　（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忆洪灵菲同志》（节选），作者为秦静（洪灵菲烈士遗孀），标题为编者加）

　　（图片来源：广东省韩江流域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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