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南粤古驿道空间生产与文化治理的互动关系

　　透过钱岗古驿道空间生产与文化治理实践的解析，研究致力于凝炼南粤古驿道空间生产与文化治理的机制，寻找学理与实践的契合点。研究发现：空间生产中空间的实践所构建的物质空间成为古驿道文化治理的载体依赖，空间的表征构建的制度空间为古驿道的文化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表征的空间所对应的社会空间为古驿道文化治理的行为改良提供了运作场所。同时，文化治理的实践推动了空间的再生产，实现了权力、资本、惯习的重构，由此形成南粤古驿道空间生产与文化治理的相互影响。

　　5.1 空间生产：南粤古驿道文化治理的基础

　　5.1.1 物质空间：南粤古驿道文化治理的载体依赖

　　遗产发展的客观前提是具有有形的物质载体，物质空间具有地理位置、器物轮廓等可观测、可体验的指标，能够凭借场所陈设、资源分布等物化形态进行能动感知，为遗产的发展提供了场域基础，成为文化遗产物质形态演变、遗产文化价值传承和延续的重要物质载体。物质空间文化治理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南粤古驿道的千年历史发展与其大型的物质载体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随着当下城镇化的推进和现代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南粤古驿道的物质载体如何用，是否还能恢复当年贸易往来的盛况，如何将其借用为现代旅游发展的物质载体，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行动。研究从钱岗古驿道的实践案例进行解析，基于整体性保护视角下，认为古驿道的活化利用与现代化进程并不矛盾，甚至具有相互促进的影响。钱岗古道的活化利用直接推动社区公共景观向旅游景观转变，完成了外在物质空间的实践。公共道路的修缮、外在景观物质风貌的统一、旅游景点的完善为旅游业及现代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古驿道周边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土地从以农业用地、村庄用地为主转向消费、商业用地 [81][82]，衍生了多种商业业态，直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生产方式转变。物质空间为治理举措和实践提供了物质载体，同时空间的实践也为当地的发展带来了多种方面的改变。

　　5.1.2 制度空间：南粤古驿道文化治理的制度保障

　　构想空间是规则制定者、权威掌控者等团体的审美意念及态度表达，对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价值引领作用，在文化物质空间与行为空间保护与传承中具有关键作用，也为文化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作为治理场域的重要组成力量，政府是文化治理场域重要的文化主体，也是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的治理性实践重构的文化主体，对古驿道活化利用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治理意义重大。

　　制度空间是钱岗古驿道活化利用的权威烙印，涉及政府的政策引导、法规支持以及与民众互动等过程。在活化利用过程中，政府根据自身目标和对钱岗古驿道形象的预设进行与古驿道有关的知识话语生产，通过颁布政策、行动支持、工作引领等多种手段在社会范围内建立钱岗古驿道线性文化遗产品牌，推动其成为当地文化符号，并在官方网站、主流媒体等多个媒介通过文本、图像、视频的形式营造钱岗古驿道和古村落的“古村古道”地方形象，形成对钱岗古驿道的文化空间表征。此外，通过物质景观改造、旅游规划与开发、人居环境改造等活化利用措施，实现对空间的改造、管理和规划，营造更具有古村特色的风土人情，以达到对钱岗古驿道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并践行未来构想。政府的活动对居民的身份重构、行为规范、社区认同和价值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区居民在政府的行动下呈现出不同的策略。但现有的钱岗古驿道活化利用仍然以政府在场为主，社会和民间参与为补充。这也使得我们应当进一步思考如何在进行文化遗产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编码”保护的同时，发挥微观主体“解码”的能动性。

　　5.1.3 社会空间：南粤古驿道文化治理的行为改良

　　社会空间是地方政府、社会主体及参与古驿道活化利用的人员主体所建构的文化行为互动的场域，涉及生产方式、社会网络、劳动资本和人际关系等要素。社会空间是感知空间和构想空间的双重互动，是物质形态和制度引领的呈现，也是国家进行空间治理编码与基层社会解码的互动场域。

　　钱岗古驿道的活化利用带动了周边社区经济的发展和生产转变，社会关系网络拓宽，人际关系产生转变，体现了政府行为在社区场域的影响。同时，居民对此进行回应，积极利用时代契机进行产业发展，为自身争取权益，但也有部分居民在此表现出无所谓的治理态度，这体现了个体对于文化治理的驱动并非全然一致的，他们会根据自身意识、利益和能力展现出不一样的行为规范，这体现了文化治理场域中个体能动性的多样性。两者的互动体现了国家在场和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也进一步构建了文化治理的行为空间。对于文化遗产而言，行为空间是保障遗产文化传承与发扬实践的有效途径，文化传承根本上是展现文化本质，推动文化元素传承和延续，而非文化核心要素演变或消弭。文化传承实际上是在文化演变中传承，也是在文化变迁互动、融合与统一中传承。社会空间为文化演变和传承提供了良好的行为场所，使得文化能够与居民日常生活融合，促进遗产的传承。

　　综上所述，南粤古驿道遗产空间是在多种主体及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是社会建构的、意识形态的，更是政治的与策略的，多元因素的交互作用引致了社会空间变迁[83]。在进行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不同主体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诉求，经过协商、博弈、妥协、抗争等多个过程最终生产出符合想象的空间，最终实现古驿道的价值变现或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地方治理性权力在遗产空间中的展开与部署。在实践过程中，物质空间为南粤古驿道的文化治理进程提供了载体依赖，各个主体在空间中互动，也对空间产生了影响。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威话语建构了古驿道文化治理的制度保障，对空间进行新的开发和规划，为空间生产提供了根本保障。表征的空间即生活的空间进为文化治理改良提供了行为场所。由此可见，空间为文化治理提供了场所基础和工具基础。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81]MATHER A S,HILL G,NIJNIK M. Post-productivism and rural land use:Culdesacor challenge for theorization?[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6,22(4):441-455.

　　[82]HOLMES J.Impulses toward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rural Australia:Gaps in the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6,22(2):142-160.

　　[83]乔小勇,张秀吉.基于资本—政府—社会的中国城镇化空间生产运作逻辑研究[J].公共管理评论,2014,17(02):3-22.

　　相关阅读：

　　空间生产视角下南粤古驿道文化治理研究（1）（2）（3）（4）（5）（6）（7）（8）（9）（10）

　　作者简介：

　　郭婷婷，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中法）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士。

　　（备注：本文为2022年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中法）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原文收录于2022年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