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推动，乡村旅游已成为扶贫的重要举措和学者的研究热点。李志飞和张晨晨（2019）梳理了近30年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侧重于5个方面：概念、发展模式、女性社区参与、影响发展的因子、问题与应对策略。在进行多方比较分析后，归纳了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异同点；展望了乡村旅游的未来研究方向，目的在于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加强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深度探索。

　　本章介绍一些相关的既有研究，我们将其分为四类，首先是关于原真性感知的相关研究，其次是关于游客价值体验的相关研究，再次是怀旧情感的相关研究，最后是游客忠诚度的相关研究。

　　2.1原真性感知的相关研究

“原真性”出自希腊语，又称“真实性”、“本真性”，英文最后用了“Authenticity”一词（周亚庆等，2007）。这个词最开始出现在哲学领域，后来被进一步拓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心理学家等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个概念和很重视。

　　2.1.1原真性的概念与内涵

　　直到今天，原真性的定义也没有得到学术性的统一。西方学者的早期探讨，被总结为客观主义真实性、构建主义真实性和后现代主义真实性三类。国内学者王宁（1999）首次提出的“存在主义真实性”随后于国内外旅游学界引发热议。

　　人们通常认为，短期旅游遭遇由于其受限制的性质，其意义和价值体系可能永远不会超越表象；游客的“泡沫”不是体验“其他东西”，而是确保国际游客不会去任何真正的地方（Cohen，1972；Crick，1991）。更确切地说，这个本质上的语义问题与对什么被认为是真实的、什么不真实的更广泛的理解是串通一气的。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超越这个明显的欺骗网络，对于解释主人和客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更普遍的旅游体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鉴于最近人们对“文化旅游”的兴趣呈爆炸式增长，它也应该被认为对该行业本身很重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原真性的问题被确定为研究的中心导向原则，为生动多样的辩论和分析设定了议程。因此，至少有许多关于原真性的描述，就像那些写它的人一样。然而，这并不奇怪，尤其是考虑到原真性的概念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中所具有的说服力，以及原真性概念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多种用途。对于一个通常试图获取他人“真实”的行业来说，原真性已经成为了一块“魔法石”。在旅游中，原真性被称为客观主义。它拥有距离和“真理”的特殊力量。这些都是产生旅游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真性概念的基础是客体和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里和那里，过去和现在。

　　Boorstin（1992）提出旅游“假事件”，认为很多游客看到的并非原貌，而是被“改观”了的。MacCannell（1973）对这种“假事件”现象表示乐观，并提出“舞台真实”这一观点，认为通过展示来表现“真实”是合理的。这大概是因为，不同的游客感受到的真实性可能是不同的（Bruner，1994）。此外，由于现代投影技术和光电技术能够很大程度地“模拟”真实，有的几乎达到了“超真实”的程度（Eco，1986）。后现代主义真实性正是承认这种对“真实”的“模拟”给游客带来的感受。

　　旅游领域中，大多数的学者通过对真实性理论的解析和研究，最终是希望其能够发挥实际效用，例如针对资源开发与保护二者难以兼得的难题，一些学者希望运用真实性理论来解决。陈超群等（2008）以乡村旅游目的地为研究物件，通过分析各利益相关者对乡村旅游真实性态度感知，强调打造乡村真实性必须考虑地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余娟(2013)基于构建主义真实性理论，从“真实性”符号构建、时空营造和体验塑造等方面，为地方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杨骏、席岳婷(2015)通过引用符号学的思想重新审视游客的出游动机，他认为追求一种符号感知是游客出游的根本动机，而“真实性”作为一种符号感知，可作为游客体验质量的重要评判标准。

　　进行旅游产品开发时，设计者在构建景区旅游符号系统时必须注意要结合游客的需求，实现产品设计与游客认知的完美互动。构建“主体真实性”和“客体真实”两者之间的集合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陈享尔、蔡建明，2012）。注重满足广大游客的对遗产真实性的需求，也有学者尝试着构建了一种真实性评价模型，这也算是一种新思路（林龙飞、杨斌，2007）；李东、由亚男，2014）。

　　王雷雷等提出从物质性的历史遗存风貌、非物质性的空间信息和聚落空间方面进行保护与利用（王雷雷、常笑笑、刘慧敏，2017），而高暘、刘慧（2018）则主张分析产品的生产过程和外部环境空间。

　　在游客看来，乡村景观的“客观性真实”可能比“主观性真实”更重要，过度商业化的气息会令人觉得无味（黄其新，2014）。因此。游学者建议，在满足游客真实性需求的前提下，发展一些有利于文化传承的活动，也是可取的（陈瑞萍，2017；曹妍雪、宋竹芳和李树民，2017）。

　　综上，作者将原真性感知概念与内涵的相关叙述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3 原真性的概念与内涵。（本研究整理）

　　2.1.2原真性感知的测量维度

　　Benjamin（1962）认为，原始性的存在是原真性的前提。作为一种兼容了动态、多元与复杂的课题，“原真性”强调的是游客本人的体验（张朝枝，2008）。

　　旅游客观真实性和旅游动机是存在相互关联的，这促使了王秀红（2011）针对国内七大类著名代表性景区进行调查分析，经过研究后，她发现中国游客的旅游客观真实性结构情况以及旅游客观真实性与旅游动机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

　　不同类型景区的游客对客观旅游真实性的认可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王秀红，2011）。因此，余娟（2013）认为，真实性是社会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和核心，并基于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对社会旅游资源开发提出对策和建议，维度包括范围选定、符号提升、帷幕设置、社区参与、动态建构。

　　通过将西方符号学的思想理论引入体验经济时代背景下的人类旅游活动进行研究后发现，杨骏、席岳婷（2015）发现体验经济时代中旅游活动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符号化过程的结论，建议游客在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应根据现代游客的内心诉求来构建旅游产品符号系统。

　　罗琼（2016）对北京故宫游客就其体验的原真性进行过实地调查并访谈了很多游客，她后来从访谈中提取了一些关于故宫原真性的关键字，包括“建筑”、“横梁”、“保存完整”、“了解历史”、“创意产品”、“收藏品”等，她借鉴Chhabra（2003）、Kolar（2010）等，结合自身的研究主题的划定，最终得出故宫文化遗产原真性体验评价 17 个指标，如表4所示。

　　其他类似的文献中，也提出过不同的维度或角度，如冯淑华（2007）提出古建筑真实感（建筑装饰古朴性、历史久远性、古建筑规模、核心区风貌完整性、居民环境的协调性）、生活文化（原有生活方式的延续性、原有居民的保有率、居民的自豪感、居民支持和参与性)、古村落真实度（总体真实感、感知和期望）。

表4 故宫原真性指标体系分类

　　2.1.3原真性感知的研究述评

　　原真性是定义、评估和监督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李红艳，2006）。在中国大陆，尽管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原真性原则，但是在城市遗产保护实践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理念分歧，一些专家认为坚持原真性意味着尊重各个时代的历史印记，体现城市遗产历经沧桑受到侵蚀的状态（罗琼，2016；Chhabra，2003；Kolar，2010）；另一些专家认为诞生于西方的原真性理念和《威尼斯宪章》并不适合于中国，他们更希望修复后的建筑保持艺术的完整性，而不是残损的状态（王秀红，2011；徐嵩龄，2008；杨骏, 席岳婷，2015）。

　　中国大陆城市遗产保护理念的争议和理论研究的滞后严重影响着保护实践，当前中国城市遗产中的“保护性破坏”不仅造成了历史信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给城市带来了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李红艳，2006）。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及遗产特征与西方有很大差异，因此有必要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原真性。

　　当前，中国城市遗产保护中出现了历史古迹重建、异地保护、仿古街建设和以文化为名的项目工程建设等实践误区，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问题（余娟，2013）。一方面中国遗产保护价值观中存在“经济主导”的思想意识，由于人们的关注点在于“经济”，而往往忽视遗产对于人类精神作用的根本性，一些地方领导出于政绩需求，常常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随意变更规划（邹统钎，2004），显示出严重的“功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保护城市遗产的方式与自身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朱祥贵，2004），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与直觉，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在艺术审美上追求完整、统一、和谐。

　　至今，很多人在历史建筑修复中依然采取完整式的复原，而不希望将历史的斑驳留存在建筑中。同时，中国城市生活环境的迅速变化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怀旧心理，一些商家针对这种心理需求，再造历史古迹，歪曲了城市遗产保护的意义。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原真性的意义在哪里也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原真性问题在中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对保护理念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于历史街区和历史城市这样的动态遗产也往往仅从物质方面去保护，没有考虑生活中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甚至把保护的目的仅仅看作是发展旅游，导致对历史资源的破坏和原住民的流失。

　　中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不改变文物原状”为保护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生活或修整实践中，何为“原状”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张以泽，2012）。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原真性的核心在于城市遗产真实的历史信息，但是中国大量的保护实践显示出人们对“原状”的理解更趋向于追求历史建筑“初建时的状态”或者“最辉煌时期的状态”，实际上这是在寻回一段已经断裂的历史，而非真实历史信息的传递，“原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非一个特定的历史状态。并且，“不改变原状”主要是针对文物建筑，对于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区和城市并不适合。

　　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检验一幢建筑是否具有原真性，主要看它是否保留了反映时间信息的物质存在（徐嵩龄，2008）。来自不同地域的城市遗产都具有价值属性，尽管各种价值之间会产生相互冲突的保护方法，但是历史价值和岁月价值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历史建筑所携带历史信息的真实性是原真性的根本所在。

　　让城市在传统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有机生长，同时保持其文化特色，寻求使用功能与历史形态的一致性。原真性与地方特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地方特性必须依靠真实的、自然的形式或许才可以展露出来，如此说来，原真性对于地方特性来说极其重要，我们在保护中坚持原真性原则实际上也是在传承一个地方的特性。

　　在中国的城市遗产保护实践中，许多人喜欢将古建筑修复成完整的状态，从原真性出发，历史建筑的修复不能为了艺术的完整性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木结构古建筑需要更加频繁的维修、加固或更换建筑构件，其中更换构件最省时、省力、省钱，但最不符合原真性要求，而采取加固填充的方法造价最高，但它是最接近原真性的方法。

　　在中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中，需要解决产权问题，留住原住民，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谢涤湘，常江，陈惠琪，2016）。历史街区保护要兼顾物质实体和社会生活，一方面保持传统的街巷尺度、院落空间、建筑的立面形式以及道路走向，保持街区肌理的历史连续性，另一方面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延续传统文化，让人们在其中能找到历史的记忆。对于历史城市的保护，应注重历史空间信息的留存，继承历史上形成的自然山水格局，延续传统空间结构，同时为满足现代需求，把具有历史格局的古城视为稀有资源，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原真性的保护实践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但是针对每一个具体实例，还需要根据遗产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贯彻原真性原则。

　　坚持原真性原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古老的城市及其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对这些历史资源的保护就是一种能源节约，人们可以通过对历史遗存的阐释和挖掘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过去，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现在，联系未来。同时，坚持原真性有利于新建筑风格的创造，历史建筑保护要留下滋养新文化的土壤，让它们滋生出新的城市质量。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压力与挑战，而“原真性”作为文化遗产的关键要素，明确其内涵能够更加切实可行地指导规划实践，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黄博，2014）。作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反思，建议文化遗产保护应从保护对象的原真性价值判断出发，将遗产进行价值估计，然后排序再决定是否保留，这事先需要一个临界值，也就是价值底线，确定核心价值和保护方式，以期对未来的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另外，也有一些论文结合了其他的角度来研究原真性感知，例如，Brida, J. G., Disegna, M., & Osti, L.（2013）发现，社会人口学因素和访问动机与原真性感知相关，并共同影响个人在活动期间的消费金额。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王河，博士、博导，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岭南建筑家，“南粤工匠”技能大师，广州大学建筑设计院硕士生导师，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

　　李伟栋，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博士，广州美术学院城市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设计与艺术学院外聘教师，广东省建筑与材料行业质量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委员，广东设计师联盟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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