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衔将军单印章（4）：在苏北的坚持（上）

2022-03-01 上午 11:30 作者：单小英

　　1942年秋冬至1943年春，是华中敌后斗争最艰苦的时期。

　　1942年11月中旬，日军以第十七师团和伪军第三十六师为主，加上各县伪保安队有近万人，兵分八路向淮涟抗日根据地[1]进行“大扫荡”。

　　1943年2月初，日军又集中十七师团、三十五师团、十五师团、独立十二混成旅团各一部及伪军近2万人，对盐阜区进行“大扫荡”。[2]

　　敌人采取“拉网战术”，挨村挨户用骑兵、警犬搜索，还动用海军封锁沿海各口。此次“扫荡”，无论在动员兵力上还是在“扫荡”时间上，比之过去敌人对华中各根据地的“扫荡”，规模都是较大的。

　　日军的这两次“扫荡”，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工作。“当时敌人估计‘扫荡’时盐阜部队必向淮海区转移，故先在淮海区之淮（阴）、涟（水）两县进行反复的严重‘扫荡’，构筑许多据点，组成封锁线以阻止我军转移。其他如情况道路之侦察、物资之供给等亦有充分准备。”[3]

　　面对敌人的“大扫荡”，新四军部队“化整为零”，以营连甚至是班排为单位分散活动，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避其锋芒，积极打击敌人。

　　“淮涟反扫荡中，敌人来了，我们就跟敌人兜圈子。麻雀战[4]、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我们那都用过。我们的地道战、地雷战虽然不像电影《地道战》《地雷战》的规模那么大，但在反扫荡时我们都用过。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叫‘翻边战术’[5]，就是‘敌进我进’，你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你那边去，打到敌人的老巢去，出敌不意”父亲说。

　　淮安北边有个王营镇，过去叫王营子，那里比较繁华，又紧挨着淮安城，成为我军侦察敌情的一个重要地点。“过去我们在那打仗，侦察兵侦察敌情，经常骑个自行车到王营子，通过当地的老百姓和我们的内线了解敌情，及时掌握敌人动向。”

　　盐阜反“扫荡”初期，敌人集中主力寻找我主力作战，“我们就避开与敌人作战，跳来跳去，保存自己，保存实力，我们的武器装备和战术技术都很薄弱，所以不能硬拼。保存实力很重要。”战术策略上是这样，生活上也很艰苦：“那时敌人封锁得厉害，部队搞不到给养，战士们吃饭成了大问题。那年的春节是二月初，团部包饺子吃，饺子刚包好，敌人就打来了，部队就赶快转移呀！转移时把锅也端着，不舍得把饺子丢了，刚包好的饺子丢了多可惜呀！”

　　在淮涟反“扫荡”中，十九团参谋长刘治国不幸牺牲。父亲说起刘治国的牺牲：“敌人对我们实行分进合击，合围我们。那天我们部队在六塘河附近与日伪军的扫荡部队遭遇，刘治国带了一个连与日伪军作战，在战斗中刘治国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刘治国是湖北枣阳人，“他高个子，长得比较黑，平时喜欢戴一副墨镜。他的牺牲，团长胡炳云很痛心，他是胡炳云麾下的一员猛将，后来又成为胡炳云手下的主力指挥官。”

　　盐阜反“扫荡”后，3 月中旬，[6]十九团四连在淮阴北刘老庄与“扫荡”的3000多敌人遭遇。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带领下，四连82名勇士与兵力悬殊的日伪军激战了一整天，从拂晓到黄昏，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打死日伪军170多人，打伤400多人，四连阵地却岿然不动。日军恼羞成怒，集中了所有的山炮、迫击炮，向四连阵地整整轰击了5个多小时。四连勇士在弹尽粮绝，敌人炮火不停轰击的情况下，勇敢地跳出壕沟[7]与敌人展开肉搏。四连82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十九团四连的前身，是1938年苏北以丰县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农民抗日游击队。徐州会战后，在党的地下组织宣传动员下，当时丰县和沛县一部分及萧县一部分农民游击队组成了6个抗日游击中队，称为“丰县抗日游击队”。

　　1939年1月，苏鲁豫支队将上述6个中队整编为一个大队，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游击三大队，下辖6个中队。1939年6月，部队进行整编，撤销游击三大队番号，并入一大队为第三营。8月，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一大队进行第二次整编，将新老连队搭配，三营九连改为一营三连、三营十连改为四连、十二连改为七连，这样的编制一直延续了下去。[8]

　　四连82名勇士牺牲后，三师七旅旅部将四连命名为“刘老庄连”。淮阴、涟水县从地方武装抽调82人组成新四连，为了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战斗在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土地上彻底赶出去的队伍中。

“刘老庄连”连旗

　　父亲说：“当时团部带着部分地方党委领导隐蔽在距离四连不太远的地方。因为当时都是分散活动，团部手里仅有大约一个连的兵力。那里是岔路口。开始，敌人的骑兵过来，我们远远地还可以看到。四连为掩护我们撤退，和敌人打了一整天，从早上打到黄昏，最后全连壮烈牺牲。”

　　“李心从当时是二营副教导员，刘老庄连那个部队就是他带出来的，是他和组织股长孙亦涛[9]他俩从游击队带出来参加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刘老庄连指导员李云鹏是他的部下。李心从当时随营部、六连和四连的‘伙夫担子’（即后勤）一起撤了出来。”[10]父亲说：“后来我见到他，说到四连打光了的消息，他隐忍着悲痛，‘唉’了一声，重重叹了口气。那个时候，我们见过太多的流血和死亡，感情表达也很含蓄。”

　　四连82位勇士全部壮烈殉国的噩耗传到太行八路军总部，传到新四军军部和三师师部，朱总司令褒奖“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陈毅军长称颂“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黄克诚师长题词写挽联：“英勇战斗，壮烈牺牲，军中模范，民族光荣”，张爱萍副师长也题写“八二烈士，抗敌三千，以少胜众，美名万古传”的挽诗，颂扬82位勇士英勇抗敌，视死如归，为民族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2013 年，电影《刘老庄八十二壮士》上映。父亲得知梅花园干休所小礼堂某日放映这部影片，在前一天，父亲专门告诉了我这一影讯。放映的那天下午，平日很少看电影的父亲专门早早就到梅花园干休所小礼堂。[11]但奇怪的是，电影放到一半时，父亲突然说：“不舒服，不看了。”便起身离场。我以为父亲是身体不舒服，立刻起身跟着父亲一起离开。回家路上，我问父亲，你哪儿不舒服？父亲不吭气，我也不敢再问。

　　后来在友人处听到这样一件事：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十五军一位师长，1956年时听说《上甘岭》电影将上映，到处打电话通知朋友，让大家去看。但当他自己看电影的时候，没看完就离场了。我这才明白，父亲看电影提前离场，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心里不舒服，难过。亲历过那场残酷、惨烈的战斗，眼见熟悉的身影、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的人，是不愿轻易触碰心中那永远的痛楚。

　　电影《刘老庄八十二壮士》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四连阻击敌人以后，准备从村西头的交通沟突围撤离，一位老乡来给战士们送饭时告诉白连长，“村西头的沟是断头沟，是当时为了迷惑鬼子故意修的。”这意外出现的情况打乱了原来的部署，给四连造成被动。这也是导致四连全连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我们听说，村西头的沟之所以没有挖通，是有老乡在挖沟的时候偷懒，没有挖通。刘老庄战斗过后，地方上处理后事，抓着那个挖沟的人要杀他。”父亲一次这样说。

　　刘老庄战斗结束后，淮阴县张集区长周文科和联防大队长周文忠带领群众趁着夜幕含泪收殓了英雄们的遗骸，堆起了坟茔。抗日战争胜利后，苏皖边区政府用砖石砌成烈士陵墓，立下墓碑。淮阴解放后，人民政府1955年重修了烈士公墓并兴建了烈士陵园。父亲1995年9月出差南京，13日，他特地往淮阴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祭奠牺牲的战友。在参观烈士纪念馆后，父亲写下一首五言悼念诗：“战友来悼念，往事现眼前。军民共学习，英烈称典范。”表达对战友的深切哀悼。

父亲单印章参观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纪念馆留言

八十二烈士纪念碑

　　1943年3月，我新四军发起山子头自卫反顽战役。山子头战役由新四军第四师担任主攻，第二、三师一部配合。第三师七旅参加了相关战斗，策应主攻部队的行动。第十九团向金锁镇推进，一举歼灭顽军300余人，胜利完成了军部下达的任务。山子头战役中，击毙了在程道口战役中逃跑的江苏省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等1000余人，生俘了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等2800余人。“当时上级交代，王光夏这个人一定要打死，不要活的。”史料记载[12]，山子头战役3月17日发起，3月18日结束。父亲记忆，他们是参加了山子头战役的，而且四连在刘老庄打的时候他们在距离不太远的地方。父亲非常肯定，刘老庄战斗在先，山子头战役在后。如果按照史料所载刘老庄战斗发生在3月18日，与山子头战役几乎是同一天，似乎不太可能。“从淮海区到山子头有百八二百里路，当天不可能赶过去，如果晚两天就有可能。”

　　资料来源与注释：

　　[1]淮涟抗日根据地即淮（阴）海（州）区，是苏北抗日根据地行政区之一，辖泅阳、宿迁、涟水、淮阴、宿北、东海、潼阳、沐阳、灌云九个县及灌东、运河特区。

　　[2]盐阜区，是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抗日根据地行政区之一，辖盐城、盐东、建阳、阜宁、阜东、淮安、涟东、滨海、射阳九个县。

　　[3]引自黄克诚《1943年盐阜区反“扫荡”的总结》。

　　[4]麻雀战是仿照麻雀觅食方法创造出来的游击战。麻雀在觅食飞翔时，从不成群结队，多半是三五只，忽东忽西，忽聚忽散，行动灵活。

　　[5]“翻边战术”是罗荣桓元帅1942年提出来的。

　　[6]刘老庄战斗的时间史料皆曰为3月18日，但与山子头战役时间冲突。

　　[7]即交通沟，也叫“抗战沟”，是为了反“扫荡”挖的，四通八达。

　　[8]根据空军十二军副军长魏祥成《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游击三大队》的资料。

　　[9]孙亦（异）涛，江苏丰县人。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抗日战争后重新入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就在家乡组织了游击队，后来带着游击队一起参加了苏鲁豫支队。一二七师南下到湛江后，他在湛江转业安置，在湛江工作直至去世。

　　[10]李心从《刘老庄战斗始末》一文，载于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淮安市淮阴区委员会、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刘老庄连》一书，页95—9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3月。

　　[11]父亲当时住在达道路广州军区大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