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粤古驿道沿线分布着众多红色革命遗址,随着南粤古驿道活化工作的深入，一段段感人颇深的红色故事被挖掘出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战士形象也愈加丰满。新四军时期，与梅关古道结缘颇深的陈毅将军的队伍里有一位青年兵为国出力、英勇奋战，他就是后来的原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单印章同志。南粤古驿道网曾专访单印章的女儿单小英，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单印章同志的参军过往（原文：《追忆革命往事，传承红色精神——专访原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单印章同志之女单小英》）。现选取单小英著作《无衔将军单印章》中的部分内容，供读者赏阅，文中引用大量单印章本人的口述内容，将这位老战士早期走上革命之路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娓娓道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放完暑假后，8月，父亲仍继续入校读书。但为疏散城市，省立徐州中学一度将初中部迁往徐州以东的一个大镇子侯集，高中部迁到萧县龙泉寺。父亲在侯集又读了一个学期。这时，大敌当前，人心惶惶，国土日益沦丧，大家都很难安心读书，父亲心里也感到迷茫，“不知道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不知道将来又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前途在哪里。”

　　由于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这时学校当局对学生阅读进步书籍的管制、查禁情况已有改变，各种书报杂志很多。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在校内校外组织了宣传演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动员抗战，不当亡国奴，父亲也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父亲对守土抗战的宋哲元、吉星文至为钦佩。

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年底，济南失守后，战火迅速逼近徐州，徐州中学被迫迁移[1]，学生全部遣散。

徐州一中老校区

　　抗战初期，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作战地区主要是津浦铁路沿线。1937年9月至10月间，李宗仁的部队陆续开赴战区，徐州成为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推动下，11月底，第五战区成立了“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聘请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和苏、鲁、皖三省知名人士为委员。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2]以社会名流身份为委员，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3]任总干事，萧县人刘云昭[4]任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

　　1937年12月，第五战区在徐州开办“青年学生军团”，全称为“第五战区青年学生军团”[5]。参加学生军团的以知识分子为主。除了徐州和周边地区有志抗日的青年学生外，京、津、沪沦陷后向内地转移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途经徐州留在第五战区参加抗战工作的，也是“青年学生军团”的生源之一。父亲和徐州中学的不少同学考入“青年学生军团”，参加了军团第一期的学习。

　　“当时我们听说，青年军团学习结束后有两个出路，一是当兵，补充到部队中；二是将学生们带到后方去。不管哪一种出路，都是抗日。我是一心要抗日。”

　　“学生军团的领导机构为统一战线性质，我地方党组织一部分优秀工作者进入军团工作，军团三大队的生活指导员就是郭影秋。”

　　父亲印象中，他们那一期学员有六七百人，编为10个中队。学员们都住在一个大厂房里，六七十人睡一个大铺。班上还有七八个女生。大家当时都觉得奇怪，因为徐州中学的初中、高中是清一色男生，没有女生。

　　当时张任民[6]任学生军团班主任，负责具体事务，他每周一代表李宗仁来班上巡视。军团的课程有军事训练，还上政治形势大课。军团聘请著名的教授和学者讲大课，马寅初、章乃器讲经济学，还有讲政治常识和苏联内战史等。军事训练课目有射击、散打、行军等。父亲就是在青年军团第一次打了枪。

　　在学习期间父亲见过一次李宗仁，学习结业典礼李宗仁来参加检阅仪式。

　　1938年1月，父亲结束了青年军团一个月的学习。在青年军团的学习快结业时，在萧县实验小学读书时的历史老师冯蕴言找到父亲等萧籍学生，动员他们回家乡，参加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团。父亲回到萧县后，冯蕴言安排父亲参加了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团的工作。父亲说：“安排工作团让我可以继续为抗日工作啊！”这时，徐州会战的大幕已经开启。

　　萧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于1937年12月成立，丁毅忱任主任。“丁毅忱是当时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以负责人的身份到过动员委员会一次，但平时不在动员委员会，动员委员会的工作是下面其他人做的，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父亲回忆说。接着，各区乡也相继成立动员委员会。1938年1月，以共产党员曹鹏为团长的民众动员工作团20人来到萧县，协助县政府做民众动员工作，主要是宣传教育群众。1938年2、3月间，萧县动员委员会分别在各区开办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日青年和农民，每期7-15天，参加人数百余人。训练班共举办5期，培训了七八百人，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训了中坚力量。县动员委员会还在各区召开万人大会，散发抗日传单，宣传抗日救亡工作。

　　父亲说：“工作团的工作任务是宣传教育群众。每日出版壁报，组织防匪保乡自卫团，下乡调查动员，组织以大刀、红缨枪为武器的农民救国会，并进行向地主、富农借粮度春荒的工作，对战区灾民进行调查救济，发放一次冬衣。”“这些工作都在党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在这些工作中，我开始肤浅地认识到农民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及阶级斗争的含义。”

　　在调查救济贫民工作中，到贫户家中调查，贫苦农民无衣无食的惨状，给父亲以教育。在组织农民救国会时，父亲曾在本村组织并鼓动贫农的邻居向自己的一个富农伯父家借粮。“被我伯父责骂一顿，当时没有勇气反抗。但已开始体会到穷富之间的斗争及富人之心不仁。”

　　“在工作团，经常可以听到‘自我教育’‘自我批评’‘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等新鲜字眼。已可以看到日报，常常组织学习，我觉得处处新颖，吸引人。每周还有生活检讨会的制度。已接触到了陕北派来的干部。”

　　父亲还记得：因为民众动员工作团要下到乡里去宣传民众、动员民众，动员委员会还给他发过12元的车马费。

　　父亲在民众动员工作团工作了四五个月。父亲说：“当时国共两党都公开活动，国民党放手让共产党做发动抗日群众的工作。国民党也自知，共产党更擅长做群众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及农民运动的展开，我幸运地投入了党的怀抱，参加了一个极短时期的实际工作，使我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教育和锻炼，使我对党的认识进了一大步，参加革命思想进一步成熟了，成为我革命前的一个主要时期。”

　　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中国军队失利后，18日、19日萧县和徐州相继沦陷。日军进攻萧县县城时，遭到县城守军和县大队的顽强抵抗，激战竟日，突围时县长王雪琴、县大队长耿继贤牺牲。

萧县在安徽省的位置图

　　日军占领萧县后，盘踞数日，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全县被害百姓3000余人。老百姓为了躲避日军，经常“跑反”[7]。

　　沦陷后，动员委员会就散了，父亲又回到单庄，跟着家人和乡亲们一起“跑反”。一天，孙叔平找到父亲，和他谈了一次。谈话的大意是说，年轻人不能待在家里，要出去干事，只有赶走日本人我们才有前途。对于孙叔平，父亲并不陌生。父亲在黄口读小学时，孙叔平就领导了农民暴动。在徐州中学读书时，曾听同学议论说，XXX有学问，思想进步，可能是共产党员。那时父亲脑子里对共产党就有了一个好印象，觉得共产党员应该是进步的、有学问的、值得尊敬的人，同学议论的有学问、思想进步的人就是孙叔平。父亲后来得知孙叔平是共产党员。

　　5月底，陷落后的萧县一片混乱。国民党官员随着国军的撤退销声匿迹，土匪武装趁机四起，土匪司令多如牛毛，拉起百八十人就自封“团长”“司令”。处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萧县，枪是不成问题的。那一带的人本来就有些枪，徐州会战失利国民党溃退后，更是到处都丢下了枪。当时活动于萧（县）宿（县）永（城）边境的土匪有十几大杆，每杆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至上千人不等，四处欺压百姓，祸害乡里，有的则勾结日伪，狼狈为奸。有的地方为了自卫成立了“联庄会”。6月，徐州日军宣抚班头目金啸虎到萧城伙同当地豪绅组织维持会，黄口、杨楼、张大屯、赵楼等镇的豪绅也相继成立了维持会。自5月底始，共产党人积极活动，组织抗日游击队，或将区队和“联庄会”等改编为游击队。7月，共产党人李忠道[8]组建“萧县抗日游击队”，后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17大队。[9]在这前后，萧县部分抗日游击队陆续被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15、16、18、19、20大队。7月，抗日武装攻入城内，将伪组织赶出县城，金啸虎被迫逃回徐州。

　　1938年的8月间，高粱出穗的时候，父亲离开家参加了赵庄区游击队，父亲当时还未满15岁。

　　“我参加抗日游击队，受了耿蕴斋[10]的影响。他是我们那的抗日名人。”

　　游击队有100多人，归中共萧县县委领导。到10月底，区游击队改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中队第20大队，大队长吴信容。

　　“区游击队属于统战组织，区队里有共产党、国民党，他们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当时我们有个歌，有这样的歌词：‘国共合作中国就兴旺，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大革命时代情况怎么样，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游击队有严明的群众纪律和政治工作制度，队有指导员，排有政训员。”

　　“由于游击队的武器差，组织基础也较差，游击队在全区各村游击，主要任务是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击伪势力，孤立敌人。走到哪里都是吃派饭，住草窝。到了一个村子，村长就领着我们往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安排，‘你家三个人’‘你家两个人！’”

　　“老百姓都知道我们是抗日队伍，对我们也挺好的，我们的纪律很严明也深受人民的爱戴：‘我有什么吃的就给你什么吃的，绝对不会亏待你。’吃的一般都是杂粮窝窝头，热馍热饭是很难吃上的。睡觉就在麦堆里，没有任何行李，没有任何生活津贴。身上的虱子可以随时用手掇取。那时就那条件。”

　　“当时没有报纸，没有书籍，但偶尔可以看到山东分局印刷的东西，即如获至宝。曾拿到一份洛甫的《论青年修养》，即再三再四地读。”父亲说。

　　父亲有个堂哥，在叔伯兄弟10人中排行老大，是个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当时他在区里做财务，给我们游击队很大帮助”。

　　父亲在游击队开始是当战士，后来任管理班长（同现在的管理排长）。打过三次小仗，分别是在黄口车站、纵楼、孟武楼。

　　父亲回忆他参加的打顽除奸战斗：“一次，我们打一个小土圩子。土圩子住着一个地主，他抵触抗日，不给游击队饭吃，不让游击队进。我们在土圩子旁挖了个洞，洞挖好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往里进，也不敢往里进，当时我们排里有个当过兵的，他拿个手榴弹拉了导火索后往土圩子里一扔，手榴弹‘轰’的一声炸响，到处都是土，我们就散开了，在这当口，他迅速钻进土圩子，一边钻一边招呼我们：‘进！进！我们也跟着冲了进去。’通过这一仗，我知道了打仗还有这些办法。”

　　“还记得我参加的一次除奸。张大屯的维持会长叫纵衍棻，外号叫纵二蹩子，是大地主，他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坏事。38年10月，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3支队攻打张大屯的维持会，没有打下来，支队参谋还牺牲了。那天逢集，老百姓都去赶墟，我们事先得知纵衍棻那天也到集上去，我们游击队化了妆，带着枪，到了集市上把他抓了，出了集市就把他杀了，杀完我们就走了。这是1939年1月的事。”

　　“游击队那时锄奸，当过维持会长的、给日本人带过路的抓住就杀。如果没有这些汉奸的帮助，日本人到了这里路都不知道怎么走，寸步难行。”

　　“在游击队的工作和生活，是我第二次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使我更进一步地参加了实际斗争，比工作团的工作更实际。我的革命思想更进一步坚定了。”

　　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萧县的抗日斗争有声有色，声威远播。1938年8月，萧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8月23日，17大队以送慰劳品为掩护进入黄庙日军据点，突袭正在午睡的日军，歼敌20人，缴获武器一批，游击队无一伤亡；1938年9月中旬，17、18大队联合地方抗日武装，破击津浦路三堡至曹村段、陇海路杨楼至李庄段之铁路，并一度攻入黄口车站；1938年底，萧县中心县委召开“萧县人民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孙叔平作了《论持久战》的辅导报告，选举共产党人纵翰民为人民抗日救国会主任；1938年底，驻徐州日军500余人，扫荡抗日游击区腹地王寨、祖楼、青龙集、王白楼等地，游击区军民坚壁清野，相机杀敌，日军到处扑空，一筹莫展。1939年6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11]莅萧视察，赞誉萧县为“抗日模范县”。

　　父亲在游击队干了半年左右。1939年4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过陇海路进入萧（县）宿（县）永（城）地区。苏鲁豫支队抵达萧县后，与萧县游击队会合，父亲看到部队整齐，武装精良，战斗力强，印象极好，即产生参军思想。第二天父亲就与他最好的一个同学并且是游击队的亲密战友李永新[12]两人一同要求参加主力部队。“我们两人的家只距离一公里远。”经萧县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四大队的介绍，至苏鲁豫支队政治部报名参军。

　　与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在日寇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父亲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大潮中，舍小家为国家，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抗敌青年军团”到“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从抗日游击队到八路军主力部队，父亲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回忆那段经历时，父亲为没能在游击队入党感到遗憾：“在游击队时，有人介绍我入党，当时我觉得国共两党都是抗战嘛，无所谓。慢了一步！”但父亲参加主力部队时是带着地方党组织的入党介绍信的。

　　“我参加主力部队，不是像有些游击队那样是整体上升为主力部队的，我那是自己要求的。游击队打鬼子锄汉奸基本就在区里的范围内活动，很难有大作为，我想有更大的空间。当时参加主力部队的连我一共2个人。”对于选择参加主力部队，父亲显得有几分自得和欣慰：“这步路走对了！”

　　注释：

　　[1]徐州中学西迁武汉后于民国27年（1938年）春宣布停办。

　　[2]郭子化（1896-1975），江苏邳县人。是徐州最早的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赤潮社成员，徐州地区著名的学生领袖。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3]郭影秋（1909—1985），江苏铜山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东湖西地委副书记，冀鲁豫军区湖西分区司令员、政委，中共济宁市委书记，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省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对明、清史和文学有较深入的研究。

　　[4]刘云昭（1885—1962），萧县人。国民党元老。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曾任萧县县长、延津县县长、国会议员等职。解放战争前夕，刘云昭做了大量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扬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5]有资料称该组织始称“抗敌青年军团”，后称“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本文据父亲1953 年《历史思想自传》中所用名称。

　　[6]张任民（1898—1985），广西柳江县人。1936年任广西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抗战爆发，随李宗仁北上，任第五战区中将军法执行总监，后兼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副军团长和教育长。

　　[7]跑反，就是鬼子来了，老百姓得到消息之后，不等鬼子进村就跑了、躲了，这个跑了、躲了的过程就叫跑反。

　　[8]李砥平（1909—2007），原名李忠道，萧县人。1931年9月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地区工委书记兼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17大队大队长，陇海路南地委书记兼萧县独立旅政委，辽北省委民运部长，辽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辽西省委常委，吉林省委书记等职，是吉林省第一至五届政协主席。

　　[9]“湖西”指微山湖以西。微山湖以西地区，是苏鲁豫皖四省边境。

　　[10]耿蕴斋（1897-1962），萧县黄口区孙庙乡孙庙村人。江苏省立第七师范毕业。1926年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萧县县党部执行委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七七事变”后，参加动员民众抗日工作，不久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萧县沦陷后，他组织近百人游击队，在全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曾任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总队长，在陇海铁路以南配合新四军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940年底，受国民党顽固派策动，挟持部下近2000人投降汤恩伯。解放战争开始后，逃离汤部奔向解放区，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1962年病逝于家中。

　　[11]陈光（1905-1954），湖南宜章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作战。历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师师长，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1949 年11月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1950年7月遭软禁并长期非法关押，1951年3月被开除党籍。1954年6月在武汉关押处含冤离世。1988年4月，中共中央为其正式恢复党籍、名誉。

　　[12]李永新，萧县酒店乡申河村小吴集人，参加主力部队后又跑回家乡。父亲说：“在过去战争时期那不叫跑。我回来了，我是党员，继续干。在战争时期不少这样的。部队上叫‘跑’。”后来在乡里革命牺牲了。

　　（本文节选自单小英著《无衔将军单印章》）

　　（原文刊登于公众号“浪花淘尽东逝水”，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