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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鲁豫支队南下途中,1940 年 5 月 4 日,收到八路军总部转延安来电:命令苏鲁豫支队归刘少奇和黄克诚指挥。
8 月 16 日,遵照中央指示,中原局对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进行整编,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下辖第一、二、三团。1940 年 9 月,国民党江苏省韩德勤部调集重兵,分三路向已过江北的新四军陈毅部队猛烈进犯,妄图消灭苏北新四军于黄桥地区。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电令八路军第五纵队即速开进,策应黄桥。10 月初,担任纵队南援先锋的一支队兵分两路向盐阜挺进,突破盐河,攻占州门、佃湖、东沟、益林、阜宁、盐城等地。此时,新四军粉碎了进犯黄桥的韩德勤顽军,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10 月 10 日,一支队第一团在东台白驹和新四军北进的先头部队第二支队第二团会合。至此,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携手,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打通华北、华中联系,使华北、苏北、华中连成一片,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0 月中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专程带着文工团来到盐城,慰问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官兵。父亲回忆:“那天开大会,陈毅没穿军装,夹了件皮夹克,和领导们在台上。我们在下面猜:陈(毅)司令、黄(克诚)司令、彭(明治)司令,三个司令哪个司令大啊?后来听陈毅说吴法宪:‘哦,我想起来啦,你那时是井冈山红十二军一0五团的青年干事。’陈司令用这个口吻跟我们旅政委说话,我们知道是陈司令官大。”
图为八路军新四军白驹会师纪念碑。
南下的八路军和北上的新四军胜利会师后,中央决定建立华中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任命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没到苏北以前,由陈毅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940 年 11 月,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改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下辖第一、二、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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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教导第一旅参加了曹甸战役,历时 18 天。
曹甸是江苏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驻有韩德勤保安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 5000 多兵力。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韩德勤在兴化及附近的保安六旅、独立六旅等亦有5000 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我军参加曹甸战役的部队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纵队、二纵队,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讲起曹甸战役,父亲说:“那次损失太大了!打曹甸是攻坚战,另外那里是水网地带,周围都是水围子,桥很多[1]。小桥窄窄的,赶着骡子硬走,一个骡子掉到水里,搞半夜搞不上来,大大影响了部队的开进速度,北方过来的八路军开始很不适应。曹甸一仗,十九团参谋长颜立荣牺牲了,我军伤亡了 2000 余人,我们旅至少伤亡 1500 人。那都是长征过来的人当班长排长啊!你这样看,损失太大了!那一仗也打得很苦,战士很勇敢,但没有攻坚经验,硬冲,几次冲不上去,逼着也得冲。后来部队打得差不多了,撤下来了。”11 月中旬,在曹甸战役打响之前,鲁苏战区的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越陇海路南进至苏北淮阴以东一带,与黄克诚的部队对峙,企图打通鲁苏联系,增援韩德勤部。父亲说:“当时我们宣传队到霍守义部队的防区附近,在那唱《松花江上》,希望感化东北军官兵,不和我们搞摩擦,枪口对外,共同抗日。”在曹甸战役的打法上,黄克诚和华中总指挥部意见不一致。黄克诚认为这个仗不好打。第一,这个仗是攻坚,我们没有攻坚武器;第二,那里是水网地带,我们不适应。打这样的仗胜利把握不大,还可能招致重大伤亡。陈毅则认为黄克诚右倾,不服从指挥,作战不力。战役结束后撤了黄克诚纵队司令的职务,仅保留政委一职,由陈毅兼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其实黄克诚还得管司令的事。父亲感叹道:“黄克诚这个人是真顾全大局啊!”父亲是仍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参加过曹甸战役的老兵。2015 年 8 月,江苏省扬州市兴化县曹甸镇曹甸战役纪念馆得知父亲曾参加过曹甸战役[2],坚请父亲谈谈曹甸战役,为纪念馆留下资料。父亲就曹甸战役说了这样一段话:“曹甸战役并非当时苏中苏北战场上的重要战役。1940年底,八路军南下、新四军北上,两军相会,如虎添翼。大家都很想打一仗,打仗的气氛很浓。但是,由于两军都无法摆脱的‘水土不服’问题:互相不了解;没有在一起作过战;地形不熟;敌情也不熟。所以,这样就很难免在作战中间会发生失误。这个战役,由于水土不服这些因素,使得可以到手的胜利很难到手。”这是一位亲历此役老兵的理性反思。父亲说:“还真是水土不服。新四军北上也水土不服,他们吃馒头都吃不下去,一吃塞到喉咙里,他们要吃大米,我们笑,馒头都不吃,你还想吃什么。我们南下时吃大米,咽不下去,吃馒头多开心啊,大口咬大口咽,吃大米满嘴都是渣子。”
图为四零烈士陵园、烈士墓(曹甸战役发生于 1940 年,故名)。烈士纪念碑正面为陈毅题词,背面镌“四零烈士墓”五个大字,为 2005 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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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 7 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2 月 20 日,接中央电令,将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即彭朱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其原辖第一、二、三团改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团。
父亲这时已担任了旅宣传队副队长。部队编入新四军序列后,父亲调任十九团宣传队队长。十九团宣传队也有 30 人,清一色的男兵。团宣传队之所以也有 30 人,父亲说,打仗时,宣传队要负责搞担架、搞伤兵,没这么多人不行。另一方面,当时部队都说,宣传队是培养政治干部的摇篮,宣传队是要出政治干部的。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部队后,一般先放到宣传队,锻炼一段时间,就放到部队当见习排长,然后当副指导员。“宣传队归团政治处宣传股管,宣传股就两个干事,我是宣传队长也是宣传股干事,另外还有一个干事,宣传股就这么两个干事。我有个宣传队,有队伍,他没有队伍。”父亲作为宣传股干事兼宣传队队长,既要承担宣传队长的职责,又要完成宣传处干事的任务。白天行军打仗时除了本身的行装外,还要背着刻写钢板和油墨印刷的器材,晚上住下以后,要刻写、印刷团里发的文件、通知等文字材料。这段时间,父亲因工作出色,完成任务好,被评为了团机关模范党员。父亲对自己两年宣传队的经历有这样的总结:“两年多宣传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由于严格的管理、坚强的思想领导和紧张的学习,使我由一个幼稚的小知识分子,逐渐懂得了些问题,会做一点工作。由于思想上的简单、纯洁和革命的热情,一直不懂得什么是‘闹情绪’‘有意见’,可谓任劳任怨,积极工作。”“这段环境好,顺利。在党和组织上严格的管教之下,各方面都有明显进步。然而,未经过严重考验,战斗方面均未直接参战,多做后勤工作。”1953 年《历史思想自传》中,父亲回忆说:“这一年学习抓得很紧。现在回忆起来,就苦读书这方面看,可算为参加革命后的最好的一个时期。在那样的艰苦的情况下,读过《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概论》《大众哲学》《列宁主义概论》《论持久战》、中共六中全会决议及毛主席关于第二次世界战争问题和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有的还作了笔记。初步懂得了一些简单的政治常识。在‘五四’青年学习测验曾打过 105 分,得过奖品。”“那次测验,满分是 100 分。闭卷测验,我们按书上的答案写出来就可以。我呢,除了书上的答案,自己还加了一段:这是在当时……,应该……,我发挥了一下。郭成柱(旅政治部主任)就是在这个地方打了 105 分。”
父亲作为当时七旅的 55 名学习积极分子之一,受到彭明治旅长的表扬。[3]
部队改编后,三师七旅活动于盐(城)阜(宁)地区。
7 月,日伪军出动了 1.7 万余兵力,分四路以“闪击战法”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为掩护华中局和军部安全转移,三师七旅全力投入盐阜地区反“扫荡”战斗。盐阜地区反“扫荡”战斗结束后,由于环境恶劣,在敌后活动余地太小,9 月份,十九团宣传队被精简了。宣传队被精简后,人员安排到不同部门,有几个当了勤务兵,父亲被调到团政治处宣教股任干事。“李乐圣是青年干事,李心从[4]是保卫干事,那时我们都是小孩子,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5]1942 年 5 月,父亲调任团直属队干部文化教员。年底,父亲调任团司令部秘书。团长胡炳云是鼎鼎大名的战斗英雄,以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战绩显著而闻名,人称“胡老大”。在苏鲁豫边区,日伪军中间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来了胡老大”之语。胡炳云是“腊子口上红六连”的连长。在攻打腊子口时,六连担任主攻,连长胡炳云带领十个敢死队员,腰别短枪,身挂手榴弹,背插大刀,冲进敌人工事,在桥上和敌人短兵相接,舞起大刀。最后天险腊子口终被打开,胡炳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师里评为战斗英雄。胡炳云一生可谓身经百战,腊子口战斗是他经历的一次难忘的险仗、恶仗,也使他扬名。父亲说:“我到十九团后,开几次会,团长都讲:‘打腊子口的时候,……’他经常讲打腊子口。腊子口不好打啊!那完全是以血肉之躯赢得的胜利,那是没说的!”1943 年 6 月,父亲离开了团司令部,回到团政治处宣传股任副股长。父亲虽然给胡炳云团长当秘书仅半年时间,但对老团长很有感情,也给团长留下了好印象。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年冬天,胡炳云来广州“冬休”,父亲去看望他,和他谈起当年给他当秘书的事,父亲自谦,说,“我那秘书可不怎么样啊!”胡炳云还记得,说“你秘书当得不错啊!”聊天中,老团长抱怨:“这里的酒怎么这样,没一点味道。”父亲听闻,马上回家拿了两瓶茅台酒给老团长送去。父亲对我说:“幸亏我家里还有几瓶茅台。”胡炳云 1996 年去世,那时父亲正好在北京出差,知道消息,还去他家看望。胡炳云打仗勇敢凶猛,脾气也大。父亲说起胡炳云的一件逸事:他夫人史伟是地主出身。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夫妇两人回家乡,村里的乡亲来看他们,其中有些是过去斗争过他岳父的贫下中农,他跟人发了火。后来贫下中农们就把状告到部队,说他这是秋后算账,反攻倒算,代表地主阶级说话等。父亲说:“过去的帽子很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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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0 月,十九团参加了程道口攻坚战。程道口,位于淮阴西北的运河东岸,是六塘河与运河最接近的一个小镇,属泗阳县,历来是苏北的一条重要通道口,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四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往来联系的咽喉要道。1941 年 7 月间,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乘盐阜区新四军反击日寇 1.7 万余人大“扫荡”之机,侵占了我淮海根据地的泗阳、淮阴、涟水等地。保安第七旅旅长兼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率第三纵队 3 个团共 2000 余人扼守程道口,控制运河两岸,并继续向西扩张。企图以程道口为中心,构成一条横贯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西走廊,为接应国民党嫡系汤恩伯指挥的第 31 集团军从豫皖苏边区东犯苏北准备通道。王光夏原是泗阳一霸,为人凶狠残忍,杀人成性,侵占程道口之后,疯狂摧残我抗日根据地,屠杀地方抗日干部,活埋区委书记,区长、教导员一级干部死于他手的就有 5、6 个。“王光夏特别反动,特别坏,影响我们过津浦路东西行动,所以陈毅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拿下来。”程道口据点由东小圩子、老圩子和西小圩子 3 个相连的圩寨组成,老圩子在中间,东西两个小圩子作为屏障,六塘河水从圩子南面自西向东流过,成了天然防线。圩寨筑有 6 个大而坚固的碉堡和通达 3 个圩的地堡暗道。据点周围砌有一道 6 米高的圩墙,两道 5 米深、3 米宽的外壕沟,4 道铁丝网,2000 米内的射界为开阔地带,尽皆扫清。同时,据点内物资雄厚,屯粮即多达 30 余万斤。王光夏自吹兵精粮足,固若金汤。父亲对程道口战役印象特别深:“这一仗是陈毅军长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兵力。他还带着军部山炮连唯一的一门那种马拉的、专门打土圩寨的山炮亲临前线。他决心很大。”参加攻击程道口的突击兵团有新四军独立旅一团(原山东教导五旅十三团),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二十团,第二师第四旅十团,第四师骑兵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共约 6 个团的兵力。父亲说:“战前,陈毅亲自给我们作动员。陈军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从国际形势讲到华中敌后战场敌、伪、顽、我的斗争,从十九团的光荣历史讲到即将进行的程道口战役。陈毅挥动着手说:‘共产党新四军这么个土圩子打不下来,卵都不信!’”陈军长幽默风趣的四川话,引得场上一片笑声,战士们更增加了必胜的信心。10 月 15 日,十九团和其他参战部队按照部署,很快肃清了程道口的外围据点。20 日下午 18 点整,十九团和独立旅一团对程道口据点发起攻击,十九团攻击西小圩子,独立旅一团攻击东小圩子。经过近 2 小时的激烈战斗,在当天晚上还不到 20 点的时候,十九团已经占领了西小圩子。“第一天,独立旅那边没打下来,没攻进去。我们部队攻进去了,占了西小圩子,占住了。陈毅当天晚上就宣布,独立旅团长换人,另外派团长。”第二天傍晚,独立旅一团也攻克了东小圩子。程道口战役是十九团进入华中后的又一次攻坚战。打程道口时,父亲跟着一营营部。“程道口防御工事强,攻的时候,我们先是忙着撬铁丝网、架木梯越壕攀墙。铁丝网埋在地下的部分有木桩固定,一撬上去就掉下来,一撬上去就掉下来。看着这样不行,又赶快用大刀砍,拿铡刀铡。铁丝网是软的,有弹性,砍下去它会弹起来,很难砍断。后来战士们发现,在紧靠木桩子的地方砍容易砍断,有的用大刀、有的用铡刀就贴着木桩子铡,就把铁丝网铡开个口子了。”父亲说:“打仗的时候,情况瞬息万变,这一切发生的过程可能只有几秒到几十秒。在枪林弹雨之下,争分夺秒,前仆后继,向前冲的时候哪地方有缝就赶快钻,那种情况下谁都顾不上自己的死活。”
图为河对岸的程道口战斗遗迹。
程道口战役发起的当天,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陆瑾同志牺牲了。陆瑾是1941 年 7 月去十九团特务连任指导员的,之前他在旅政治部任指导员,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干部。因为工作关系,父亲和他比较熟悉。在攻击开始时,陆瑾带着一个排冲上去的时候,父亲在绷带所负责转运伤兵,他们还互相鼓励着。第二天,父亲看到已经牺牲的陆瑾同志遗体,心里格外难过,写了《悼陆瑾同志》一文,1942 年 3 月 1 日,登在《先锋杂志》第十三期上。父亲其时正当喜乐无忧之年华,《悼陆瑾同志》却写得充满悲伤哀恸,读之使人泪眼。[6]
图为程道口战役纪念碑。(摄于2015年)
1942 年 8 月,父亲受聘为《先锋杂志》十九团通讯组组长。十九团通讯组的成员还有:夏多峰、熊义强、林石墉。夏多峰后来在淮海区打古寨时牺牲了,父亲记得他是上海人。
在拿下中间的老圩子后,22 日上午,陈毅来到十九团的战场视察。“我们这有个兵,带着胜利的喜悦,在那唱‘胜利呀胜利呀,敌人被我们打垮了,哈哈哈!’陈毅听到了,连声说‘好!好部队!’”11 月 5 日,陈毅颁发了嘉奖令,传令嘉奖三师十九团团长胡炳云、政委刘锦屏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任务,对于程道口战役有决定意义。并对第七旅第十九团等部指战员的英勇顽强精神给予嘉奖和慰问,号召全军学习。在战斗初步总结中,陈毅更称十九团可为“华中各军之冠。”“打完程道口,我和我们股长一起处理伤员。一个战士受了伤,伤口疼得厉害,哎呀、哎呀一个劲儿叫唤,叫得很凶。我安慰他:‘马上就来人了,马上就来人救你了,你再坚持一会儿。你这是光荣的!’他大声喊道:‘光荣个屁呀!’我当时还是半大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不知说什么好。”父亲在部队做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在基层部队,政治工作主要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这一次,大概是父亲政治工作的一个开端,也是他政治工作生涯开始时的一次难忘经历。
注释:
[1]吴法宪在回忆录《岁月艰难》中回忆:“从盐城到冈门,一共只有 20 多里路,就过了十几二十座桥”。
[2]2015 年 8 月,我往江苏省扬州市兴化县曹甸镇瞻仰曹甸战役烈士墓,当地民政部门由此得知父亲的情况。
[3]见杨永革编著《勇将彭明治》页 31。
[4]李心从(1919—2005),江苏丰县人。1938 年 10 月入伍,1940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特派员、副教导员、保卫股长等,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六师四十六团保卫股长、教导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教导队队长兼政委、一二七师政治部直工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组织科长、海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第一二七师副政委、中国民航广州管理局副政委。1960 年晋升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5]父亲和李乐圣、李心从感情一直很好,李乐圣 1950 年代初还没结婚,父亲带着他一起到广州军区总医院为他物色对象。
[6]2018 年 5 月,我往江苏省档案局(馆)查阅该馆收藏的《先锋杂志》(收录于江苏省档案局、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抗战研究中心联合出版的《中华抗战期刊丛编》中),发现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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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单小英著《无衔将军单印章》)
(原文刊登于公众号“浪花淘尽东逝水”,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责任编辑: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