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广州对拆城筑路的法定推进

　　1918年10月22日，广州市政公所成立，这是广州乃至中国第一个由华人举办的具有近代市政管理性质的机构。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后发出的第一号公告就是“拆城墙、筑马路”。

　　1919年，广州开始启动以拆城墙、建城市道路为主的拆建工程（图12）。在后来几年里，除大、小北门及越秀山上的长1200余米的广州城墙外，其余城墙及15座城门连同相邻的5000多间房屋均陆续被拆毁，拆出来的空地主要用于改建马路，所有的泥土通过小船从城市周边的水网运出，而砖石则被随即用于市政建设。马路两旁兴建骑楼，把低层民居围成一个个街区。

　　这个时期的道路设计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不仅在技术上解决了拆城后城内城外不同高差的水平面，同时为未来轨道交通的设置提供了条件：包括街道拐角处50英尺的转弯半径，并对已有桥梁和T型涵洞在结构上进行重新设计以确保可以承受较重型的交通。

　　拆城筑路的同时，广州市政公所启动了城市公园建设。广州的第一个公园建设选址没有选择在军政府设想的越秀山或白云山，而是根据孙中山的倡议，选择了越秀山脚下，原广东巡抚衙门所在地。这个地方一直是广州政治的腹地，元朝时期曾经是广东道肃政廉访使署，明朝时期是都指挥司署，并曾为南明绍武政权王宫，清朝时期曾经被尚可喜纳入平南王府的领域。1857年英法联军攻进广州后，广东巡抚柏贵曾在这里举行了“复职礼”。公园初建时的面积是现在人民公园的两倍。

　　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耐尔大学建筑系的杨锡宗主持了广州第一公园的设计，只有二十多岁的杨锡宗，完全照搬了西方古典园林设计手法：平面上采用了轴线对称布局，园内按几何规则布置了喷水池、大石像、大礼堂、餐厅、射击场等设施，公园用通透铁制栏杆围合。令人遗憾的是，为了杨锡宗的几何图案，历经数任巡抚培植的百年古木全部被砍掉了（图13）。

图12  1918年广州部分被拆城墙（引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广东百年图录（上卷）》）

图13  广州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

　　当时的广州市政公所对公园建设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意识到公园是“都市之肺腑”，广州需要多建公园。于是广州还同时建设了另外两座公园：位于东校场的第二公园和位于长堤一带的第三公园。

　　七、岭南民族主义建筑的复兴

　　与上海等租界城市不同的是，在岭南，中国建筑师从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取代西方建筑师成为设计业的主体，他们以西学所得不断尝试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融合，并直接推动了岭南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民族主义建筑的高度繁荣。岭南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接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地区之一，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建筑系师生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揭开了岭南早期现代主义运动的序幕。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岭南掀起中国固有式浪潮，其背景包括五四运动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和反帝思潮；严峻的国际政治局势和战争威胁；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文化政策和蒋介石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中国职业建筑师的形成及其学院派折衷主义的专业训练；当然还包括既有教会建筑和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复兴的探索和实践等等。 

　　1921年6月18日，广州市工务局向广州市市长孙科和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提交《工务局提议合建行政公署中枢理由书》，计划建立新的市政中心。1922年5月23日广州市行政委员会议决广州市市政中枢将以“保存固有的精神”来建设，并报呈广东省署委员会。这一设计由美国建筑师茂飞负责，但因陈炯明“叛乱”而搁置。广州市政厅作出的决议“固有的形式与东方的精神”是官方对中国固有式的确认，民族主义建筑复兴在岭南政府层面正式提出。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里，以纲领形式重申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民族主义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

　　（一）民族主义建筑的尝试——中山纪念堂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肝癌病发去世。为实现孙中山早年在南京钟山提出的“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躯壳”的遗愿，宋庆龄、孙科及葬事委员会在南京钟山进行了择址。葬事委员会拟定了《孙中山先生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条例明确规定：“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在这里，国民党第一次将“中国古式”与反映孙中山具有特殊纪念性质的革命生平和革命思想结合起来，并试图将其发展为可以表里纪念性的公共建筑形式。

　　青年建筑师吕彦直的设计案被选定为实施方案(图14)，另两位中国青年建筑师范文照和杨锡宗分获二、三奖(图15、16)。从中山陵设计方案以及最后建成的实际效果来看，吕彦直以其谙合传统陵制精神的总图设计营造了大尺度的陵区纪念性空间，以简洁有力的建筑形象结合成熟的西式构图开拓了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美学的新领域，为民族主义的中国建筑从技术和美学两方面打开了想象空间。而中国建筑师在竞赛中的全面占优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建筑的话语权已完成从西方建筑师向中国建筑师的转移。

　　在南京中山陵紧急筹建的同时，广东也正进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孙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及图书馆的设想，以纪念元勋。 

　　《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作出了“不拘采用何种形式，总以庄严固丽而暗合孙总理生平伟大建设之意味者为佳”的决定，说明“中国古式”并没有成为中山纪念堂的既定图式，或者说岭南各界对以何种形式表里陵墓之外的孙中山纪念建筑尚无共识。

　　同时期梧州中山纪念堂则在李济深的主持下于1926年1月奠基，并由上海建筑师杨锡鏐完成设计。这是一个简化的古典式，杨将西方古典主义的穹项形象高举在建筑顶部以象征永恒，也正说明该时期古典形式对纪念性的表述仍为业主所认同。

图14  南京中山陵悬奖征求图案大奖吕彦直设计案（引自南京市档案局、中山陵园管理局合编《中山陵史迹图集》)

图15-16中山陵二奖范文照案、中山陵三奖杨锡宗案（引自南京市档案局、中山陵园管理局合编《中山陵史迹图集》）

图17 梧州中山纪念堂(左：原设计图：右：现状。设计图引自上海《时报》1928.11.10)

　　1926年8月下旬，在截止期延长了两个月之后，共计26份中外应征图案由纪念堂筹备委员会陈列于国民政府大客厅内。8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中山先生纪念堂图案评判规则”，评判委员包括中国旧派画家温其球、姚礼修，新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西洋画家冯钢伯、陈丘山，时任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的建筑家林逸民和陈耀祖。1926年8月的广东正值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浪潮中，广州国民政府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罢工工人的支持。对孙中山政治法统的继承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中山纪念堂应征图案评判前特有的政治及历史氛围。9月1日，评判委员会最终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及荣誉奖三名。其中，第一名为吕彦直，第二名为杨锡宗、第三名为范文照。    

　　1929年1月15日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奠基礼上，秘书长金澄光揭示了吕彦直获首奖的原因“盏吕君图案，纯中国建筑式，能保存中国的美术最为特色”。一个没有限定形式的图案应征，最后出现了和南京中山陵几乎完全一样的评判结果。“中国古式”或“纯中国建筑式”取得了代言民族主义国民政府建筑艺术形式的最初胜利。虽然在政治形态上，它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既渗透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又有国民党树立党内正统的形式象征，也有广州国民政府抗拒帝国主义殖民艺术下意识的文化心态，还有中国建筑师关于建筑民族性的自省自觉，等等。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无疑开启了中国建筑师对表里时代精神的建筑艺术形式的探索。

　　吕彦直成功地将西方古典主义的构图原则和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结合在一起，撇开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中山纪念堂是继中国古典复兴以来东西方艺术最完美的结合。  

　　吕彦直(1894～1929年，图18)，山东东平人(亦有称安徽滁县人)，生于天津，幼年随姐侨居法国巴黎，l908年回国求学，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19l3年毕业后考取庚款赴美。在美国，吕彦直入读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先学电气专业，因“富美术思想”而改学建筑。19l8年，吕彦直毕业获建筑科学士学位，在他的同届同学中，有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杨锡宗。l9l9年回国后不久，吕彦直加入了茂飞主持的建筑师事务所。20世纪20年代初，吕彦直独立开业。

　　近代美国建筑学教育几乎照搬了法国巴黎美术学院Beaux-Arts体系，在设计中强调古典主义的纪念性和文艺复兴精神成为“Beaux-Arts”建筑的重要特征。而文艺复兴时期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 l508～l580年)设计的圆厅别墅自1567年建成以来，由于构图完美和四面均衡的造型特征对世界各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圆厅别墅作为建筑构成中的一个理论原型能够非常明确地构筑需要秩序的领域，即作为边界的外部是一个单纯的几何形体，门廊的削减和附加并没有破坏其轮廓，其中心则通过中央三段式的高耸大厅得到明确的提示，并使建筑在其领域内成为象征性中心、体量中心和空间中心(图19)。在文化背景各异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圆厅别墅被反复模仿。

图18 吕彦直（引自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处编著《广州中山纪念堂历史图册》）

图19 中山纪念堂圆厅别墅模型（引自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处编著《广州中山纪念堂历史图册》）

图20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效果图（引自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处编著《广州中山纪念堂历史图册》）

　　吕彦直发展了自南京中山陵以来借鉴传统建筑布局模式的空间思想。粤秀山为中山纪念堂的用地提供了绝佳的背景，使山脚的纪念堂和山顶的纪念碑很自然地达到了相对独立、而又有精神上联系的设计要求。吕彦直采用了将尺度巨大的纪念堂紧靠山体的做法，在布局上明显借鉴了传统宫殿的布局手法，东、西、南三边长廊与纪念堂组成的亚字形平面渗透了传统殿堂的布局精神及形制特征，并通过这种具有宗教性的布局形式营造空间的纪念性(图20)。

　　为营造一个永恒的纪念堂建筑，吕彦直同样采用了单纯的几何形体，将中央设计成富于中国特色的八边形，这座后来由沙面慎昌洋行承建、马克敦公司施工的钢屋架覆盖了容纳4608个观众席的巨大空间，达到了当时中国大跨度建筑的技术巅峰(图21、22)。 

　　广州中山纪念堂壮丽而雄伟，朱红的柱、细腻的彩画、檐下的椽子和斗拱、天花藻井和玻璃光蓬、金色的宝顶等等无不传递出传统建筑的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古典复兴”以来对传统元素的正确使用。

　　吕彦直通过中山纪念堂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全面而丰富的演绎，使东方艺术对等地站到了西方古典形式的前面，民族主义和西方古典主义开始互相融合、全面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建筑近代化的主流趋势，中国近代建筑的民族主义由此揭开新的一幕。

图21 中山纪念堂室内（引自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处编著《广州中山纪念堂历史图册》）

图22 中山纪念刚封顶时的情景（引自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处编著《广州中山纪念堂历史图册》）

图23 中山纪念碑竣工

　　1929年1月15日，中山纪念堂、纪念碑行奠基礼，称：“今日为纪念堂、纪念碑奠基立石，不特为巩固纪念堂基址，希望国基党基，从此永远巩固。”中山纪念堂之于国家及党权在此时已浑成一体，孙中山之纪念建筑已流变为中华民国及国民党的物化象征，建筑之民族性也随之打上国家及党权的烙印。

　　1929年12月，中山纪念碑竣工(图23)。这座将西式方尖碑的挺拔与弧线运用的中国传统相结合的纪念碑挺立在越秀山顶，其上雕刻着国民党党徽和总理遗嘱，形式的隐喻与政治的直白再一次得到完美的结合。

　　1931年l0月10日，中山纪念堂落成，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修建的两座建筑被同时作为国家及政治法统的象征而使用，以此为契机，民族主义建筑复兴具有了政府和民间的广泛基础和推动力。

　　作者简介：

　　王河，博士、博导，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岭南建筑家，“南粤工匠”技能大师，广州大学建筑设计院硕士生导师，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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