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贸易的季节性和官府的禁令控制，葡萄牙人最初所建房屋多为临时性竹屋茅寮，离岛时甚至予以拆除。西班牙神父冈萨雷斯（Gregório González）在写于1570年的信札中称：“索萨与中国达成协议的那一年（1554年），我恰在岛上，并搭建了一座茅草屋顶的教堂。……翌年，我又搭建了一座教堂，那些葡萄牙人则盖起了一些房屋。”［1］教堂如此，则不难想象当时葡人住宅、货栈之简陋了。在生活略显安定和贸易取得进展后，葡萄牙人开始用木板作墙壁，屋顶则铺上当地商人运来的瓦，但建筑依然简陋。即使是1558年至1560年间最早建立的三座教堂——望德堂（又称发疯寺）、老楞佐堂（又称风信堂），和花王堂，也以木板所搭建[2]。

　　1557年明嘉靖皇帝准许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后，澳门建筑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首先，开始采用较为牢固的砖瓦材料；其次，开始采用欧洲建筑形式，并与中国建筑传统并行发展。在荷兰画家狄奥多·德·布里（Theodore de Bry，1528-1598)制作于1598年前后的铜版画——早期澳门全图中（图6-4），展现了澳门早期的建筑风貌：具有不同平面形状，方形、圆形、正六边形或八角形——用厚实的墙体构筑的建筑；有些入口形式很明显地采用了拱券形式；图中分布着象征教堂的钟塔等等。种种特征说明该时期澳门的建筑形式己经受到欧洲建筑传统的影响。虽然有评论认为该画忽略了中国建筑特色，但屈大均（1630～1690年）关于澳门的描述却与狄奥多·德·布里的绘画惊人的形似：“其居率为三楼，依山高下，楼有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争以巧丽相尚。”[3]这些中文史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早期澳门全图》对澳门建筑的反映具有相当的真实度。

　　从16世纪中斯至17世纪中后期，是澳门建筑受葡萄牙建筑艺术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早期木构教堂陆续重建，在建造中开始采用西方正规式样和石构技术。相对澳门半岛其他中国传统建筑而言，该时期葡萄牙建筑艺术处于强势地位，但已出现中葡建筑融合的趋势。16世纪后期，耶酥会士在澳门葡商的帮助下，开始修建专门培养传教士的圣保禄神学院和圣保禄教堂。1630年教堂落成，1620～1637年加建前壁。前壁为耶酥会士的舞台型牌坊，没有塔楼，由柱子隔开的三部分组成，中间部分最高，有五层，左右两侧为盆三层，前壁设计揉合了多方面因素，包括西方古典和东方的色彩。教堂装饰将西方的巴洛克要素与东方的绘画结合起来，把具有葡萄牙、中国和日本语汇的渊博主题集于一体，宏伟而奇特。教堂由本地葡人和中国工匠建造，被放逐的日本天主教徒也参与了建设，技艺的多元和混杂使该建筑成为早期东西方建筑艺术相互交融的典型个案。1835年一场大火将圣保禄教堂烧毁，仅余内部地面和前壁，即今澳门大三巴牌坊（图6-5)。该时期另一座教堂建筑——板樟庙（圣玫瑰堂）在1721年重建后被公认为澳门最华丽的巴洛克式教堂（图6-6)。

图6-5 澳门圣保禄教堂前壁（廖军华摄）

图6-6  澳门圣玫瑰堂

图6-7 澳门花王堂街一号住宅（引自沈小龙《老澳门》）

　　该时期民用建筑也大多采用西方模式，但主要吸收的是葡萄牙的传统，也包括葡萄牙人殖民印度和马六甲后获得的经验。仁慈堂、市政厅、白马行和麻疯院等民用公共建筑则深受地中海建筑文化的影响：都有庭院，高度为一层、二层甚至三层；厚实的墙壁用砖右砌成。但一般都采用中国式人字形屋顶；首层一般为储藏室和仆人用房，二楼以上为主层。16世纪后期许多住宅都具有上述特征。花王堂街一号便是这类葡人早期住宅建筑的典型样式（图6-7）。与此同时，岭南传统建筑艺术继续得到保持和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城内大量增加的岭南传统民居，另一方面表现在西式建筑中有岭南传统建筑的装饰特征和屋架木构特征。                                                                           

　　从17世纪末期开始，随着商贸的衰退澳门建筑出现新的发展特点。一方面，居澳华人增多，具有岭南传统建筑特色的民居和其他建筑形式发展迅速，对葡风建筑影响渐深。从总体来看，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是澳门建筑融合发展的高峰时期，一种具有中、葡特色的建筑风格逐渐形成，尤其在住宅建筑中，这种风格尤为明显，并留存有大量的典例，并逐渐取代16～17世纪纯粹的葡式建筑而成为澳门建筑的主流。另一方面，从18世纪开始，欧洲新的建筑艺术形式通过各国商人和宗教的传播引入澳门，古典主义和巴洛克也开始影响澳门的葡风建筑，尤其反映在一些新建教堂和公共建筑物中。如始建于1746～1758年的圣若瑟修院教堂（图6-8)，其前壁凹凸右有致，夹在两座塔楼之间，顶部也是一个凹凸有致的三角楣。整个前壁在一个大平面上显示出极强的动感，表现出巴洛克式的中西化平面构图，而雄伟的穹窿圆顶矗立在殿堂的十字型结构上。

　　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外国公司在澳门停留的最后阶段，新古典主义开始盛行，而此时广州十三行夷馆尚处于简化的西洋形式阶段。该时期澳门著名建筑师若泽·托马斯·德·基诺（José Tomás de Aquino)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如1834年重建的渣甸府、1837年西望洋教堂、1839年葡英剧院、1846年竹园自宅、1848年二龙吼小官邸等均从学院派的新古典主义形式中获得灵感，并逐渐吸收了19世纪折衷主义的语汇。18世纪末伯多禄剧院（Teatro Dom Pedro V，又称岗顶剧院）的兴建，是受古典主义影响的一个较旱案例，其前门采用了古典设计（图6-9)。

　　关于澳门建筑的另一个问题是殖民地外廊式建筑何时出现。在约1830年一幅由中国画家绘制的“澳门的南湾与内港”画作中，已经隐约有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存在，其开敞的外廊形式与具有厚实外墙和狭窄窗洞特征的葡风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但在之前的其他关于澳门的绘画中，外廊式样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关乔昌作于1843年左右的油画“澳门金斯曼宅邸走廊”则十分真实地描绘了外廊的空间特征和建筑细部。为加强遮阳效果，廊外侧甚至有可收放的卷帘（图6-10），说明外廊建筑之于气候的种种便利已被在澳门的西方人所接受。

图6-8 澳门圣若瑟修院教堂  

图6-9 澳门伯多禄剧院  

图6-10 澳门金斯曼宅邸走廊（油画，关乔昌作，1843年，引自澳门《文化杂志》1998年35期）

　　中葡建筑的相互影响和补充，产生了最适合澳门文化特点的建筑艺术形式。在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3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葡建筑文化并行发展、互相影响、高度融合，使澳门建筑逐渐形成自己的主体性格，并具备整合和吸收各种外来建筑文化影响的能力。从表征来看，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兼收并蓄，澳门建筑产生了以西洋形式为主、岭南装饰艺术为辅的混合多元的艺术特征。但与近代时期西方建筑文化单向逆转中国传统建筑的“西洋化”相比，无论在方法上还是观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现为共生、协调，后者表现为不兼容、不妥协。

　　（2）宗教与澳门建筑

　　葡萄牙人在澳门输入的西方文化，较早的是宗教。葡萄牙是个信奉耶稣天主教的国家，澳门是在华天主教的策源地，也是天主教在远东的跳板。自1552年耶稣会士圣方济·沙勿略首先到达广东省上川岛后，1556年，耶稣会传教士公泽勒又被派到澳门开始建立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立足点。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正式成立，管辖中国、日本、朝鲜及中南半岛各分区的传教事务，因此澳门便成了整个远东天主教的中心，教士的集散地，甚至披人称为“东方的罗马”。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澳门，开始了基督教来华的历史，但是由于新旧教派的互相排斥，新教在澳门的影响不大。

　　清雍正元年禁教前，澳门大小教堂林立，且有不少中国人信教。

　　耶稣会士在澳门建立的第一座教堂是“圣母小堂”。据说建于1565年。“1565年11月21日，培莱思神父赴广州，申请入中国未果。返回澳门之后……获中国官员准许，得建一座小屋，作为临时会所，并附设一座小堂，名叫‘圣母小堂’”[4]。不久，澳门又成为发展远东教务的中心，建立了吸收东方人进教和培养传教士的“玛尔定堂”。方豪教授在他的《方豪六十自定稿》里说：“1580年，澳门山上又建立一玛尔定小教堂，专收有志入教之人。阅二年，玛尔定教堂遂为中国及日本教中心……此堂且为最初赴罗马之日本使节学习拉丁文及其他欧洲文字之所。”文德泉神父也在他的《三巴牌坊》一文里说：“1579年6月，罗明坚神父到达澳门，于次年，即1580年，建一小屋在山丘上，作为中国人学习教理之所。罗氏又在此屋侧，附设一所教堂，定名‘玛尔定’小堂。从此之后，著名的‘天主之母堂’（即三巴寺）也开始兴建了。”[5]据成书于1751年、由两位曾任澳门同知的清朝官员印光任、张汝霖合著的《澳门纪略》所载，当时较大的教堂便有“大庙”（澳门最早的主教座堂）、“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日望其归，祈风信于此）、“葛斯兰庙”、“龙松庙”、“发疯寺”（内居疯蕃，外卫以兵，月有廪）、“板樟庙”、“唐人庙”（专为华人进教之所）、“三巴寺”、“小三巴寺”、“花王庙”（蕃人男女相悦，诣神盟誓毕，僧为卜吉完聚）、“医人庙”（凡夷人鳏寡孤独，有疾不能自疗者，许就庙医）等等。西方传教士卖力地向当地的中国人传教。16世纪晚期，澳门加入天主教的华人数以千计。明崇祯七年（1634年），澳门建立了华人教堂——“唐人庙”（此为葡史所记，《澳门纪略》记为清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用华语传教。入教的中国人有两种：一种是与外国人关系密切的人；一种是从广东各县到澳门进教的人。其中有经商来往的商贩，也有通事、仆役和雇工等。澳门人入教，有的取了葡萄牙姓名，改穿西式服装，娶葡萄牙女子为妻，按照葡萄牙的风俗习惯生活。

　　据《澳门纪略》载，乾隆年间广东官方报告，澳门著名的华人教徒和教士有林先生和周世廉等19人，其他信徒无法统计。

　　清明节前后的复活节和冬至前后的圣诞节，大批中国信徒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等县到澳门“唐人庙”持斋礼拜，成为一时盛典[6]。

　　入教的澳门人，因与西方人接触较多，习染很深，语言习惯渐化为夷，引起清政府的惊恐，于1746年查封“唐人庙”，禁止中国人信天主教。不久，“望德堂”又成为华人进教之所，此后，附近信教的人大增。虽然清政府的禁令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但禁令时松时紧，到了1818年，仍有华人信徒98户。据《中国丛报》1834年11月的统计数字，1830年澳门有中国教徒6000多人，其中有7名中国神父。

　　在澳门的大部分中国居民，仍信奉佛教和道教。澳门的中国寺庙有著名的“妈阁庙”“莲峰庙”“普济禅院”和望厦村的“观音堂”等。另外，乡村中还有不少中国宗祠、文庙观音阁等。一年四季，各种宗教节日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每逢礼拜日，教堂内便传出管风琴的鸣奏、唱诗班的歌声、教徒的祈祷声。每逢“复活节”，又会有供奉着“圣体”的盛大游行出现在街道上，吸引了无数的游人。而中国寺庙也是吞火鼎盛，举行着各种佛教和道教的盛典。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中国岭南建筑文化源流》（王河著）

　　注释

　　[1]博克塞（C.R.Boxer），《佛朗机东来》，中外关系史译丛，1988年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2]参见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第一版：231\

　　[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标点本，卷二：澳门

　　[4]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前卫出版社，1991:53

　　[5]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前卫出版社，1991:53

　　[6]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前卫出版社，1991:46

　　作者简介：

　　王河，博士、博导，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岭南建筑家，“南粤工匠”技能大师，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总工程师，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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