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与乡村，岭南建筑既是外在的载体，也是灵魂。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较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源远流长。岭南建筑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富含岭南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岭南建筑经过历代建筑匠师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了岭南的自然资源，结合老百姓的生活特点，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之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承载着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三地的历史、民俗、语言以及建筑风格同根同源，如何在历史中溯源岭南建筑的源头，呼吁更多的有志之士挖掘、抢救、复活珍贵的历史文化与建筑；又在新时代中迸发岭南建筑及设计的灵感与创新因子，用岭南工匠精神“智造”湾区，让建筑当随时代成为新的思考。

　　有鉴于此，南粤古驿道网邀请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南粤工匠、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王河博导共同推出《岭南建筑在大湾区》系列，尝试通过众多学术话题的碰撞与探讨、不同设计案列的剖析与畅想，漫谈岭南建筑悠长的历史、全新的活力。

　　本期将探寻岭南自己的“夏商周”历史。

　　史前80万年的岭南人与“所处绝险，人迹不至”的岭南地域

　　“岭南”地势由西南向东南倾斜，构成两广丘陵，两广丘陵分布着面积广大的石灰岩，这些石灰岩受雨水的溶解侵蚀，变得群峰竟秀，溶洞纵横。在旧石器时期，南越先人依靠狩猎和采果为生，就自然岩洞而居。2014年4月至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广东云浮市郁南县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地点进行抢救发掘，出土石制品近400件，在磨刀山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年代较早，属于中更新世，距今年代约在数十万年以上，初步推测是60-80万年。将岭南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在此之前认定的距今13万年左右（马坝人）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

图为云浮市郁南县磨刀山遗址。

　　从数十万年前的“郁南人”，到13万年前的“马坝人”，以及在广西发现的“柳江人”、“麒麟人”、“灵山人”、“都安人”再到广东的“封开人”、“阳春人”、“乐昌人”等，均有岭南人自身发展的传承关系。由此，在这“背山面海”的特殊地域，岭南人逐步走向文明，演化出一部独特的社会生活发展史。［1］

　　汉文史籍从很早起就关注南方生态特殊性对人文的影响。《后汉书·南蛮列传》载传说时代的南方地区“所处绝险，人迹不至”，“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这一方面描绘出湿热的山地丘陵环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显示，在五岭的天然障隔下，隔离于中原文明的岭南实属“化外蛮地”。故长期以来有岭南秦以前无史的错误认识。岭南地理的特殊性体现在与早期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地貌、土壤、气候、动植物种群等生态因素上，这一地理分域特点自更新世以来就已经基本定型，成为史前至历史时期南方民族文化相对独立于中原华夏之外的重要背景。［2］

　　由于喀斯特作用而形成的地表和地下的各种地貌形态总称为喀斯特地貌，在我国也叫岩溶地貌。全国碳酸盐类岩石分布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两广和云贵高原约占全国面积的一半。原始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进化，最初的栖身之所就是岭南石灰岩地区星罗棋布的山区。在峰林竞秀、洞穴密布的岭南地带，原始人对洞穴居址的选择，表现出对环境的初步认知和适应，食物、水源和防卫是主要因素，这些朴素的“风水”意识，也是后来居址选择的决定因素。［3］

图为喀斯特地貌。

　　在岭南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古代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时遗留下的遗迹、遗物，形成了丰富多姿的早期聚落遗址。从地理环境看，这里江河密布，水道交锚，北依五岭，南临南海，境内的北江与湖南、江西相接，西北的西江贯通两广，东北有东江与江西相连，这三条江在珠江三角洲汇合后为珠江，除珠江口外，西部还有七个出海口，地理学家对珠江三角洲的考察表明，唐代以前，以广州为顶端的珠江三角洲仍是一片汪洋，只有岛屿露出海面。东面与福建相连的还有韩江，韩江上游有梅江，古代先民们就是以这些江河作为通道，并利用江河两岸的丘陵，山间盆地或冲积平原为依托，在这些地方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岭南既各具特色又相互联系较为密切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

　　考古学家卜工对于岭南文明曾这样提到，“在中国的版图上，南岭山脉宛如有力的臂膀拥抱着面向海洋的广东和广西两地，神奇、富饶的岭南地区紧紧地依偎在南部中国的怀抱中。自新石器时代以降，充满激情的珠江纵横千里，上下万年，孕育出灿烂的古代文化，在文明的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4］描述了岭南作为一处独特地域及其文化发展的独特轨迹。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与岭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发生了经济、文化以至人们群体的交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一文中，提出我国史前时期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其中之一就是“以石峡文化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区系”。［5］

　　岭南建筑起源考：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

　　约60-80万年即有岭南原始先民前生活在云浮郁南。其后是大约生活在13万年前的韶关马坝人，他们的栖身之所是天然洞穴。在英德宝晶官溶洞、封开垌中岩、阳春独石仔洞穴的考古发现，证明除了马坝之外，同一时期粤北、粤西还有住在山地穴洞的先民。

　　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五六千年前至三四千前，岭南先民生产方式由狩猎扩大至渔牧农耕，生活区域扩大至江海之滨以及平原、丘陵地带，出现了适于定居生活的半地穴式到地面和干栏式房屋建筑。民居建筑是最早出现的建筑类型。地面建筑遗址，发现于曲江石峡遗址下层，是一种木骨泥墙长屋。其后，又有曲江周田鲶鱼转和韶关走马岗的半地穴式房屋，推测其为四角立柱两坡顶的木骨泥墙茅屋，平面呈长椭圆形或方形。在贝丘、沙丘遗址地区的增城金兰寺遗址下层、东莞村头、三水银洲贝丘遗址，香港的大屿山东湾、赤腊角虎地湾以及西南距大鹏湾只有350米的深圳咸头岭，也发现这类房屋遗址。表明了先民的栖居住处已经扩展至南海之滨。东莞村头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从发掘的四分之一面积已发现了大小9条壕沟，是当时聚居村落的防御设施，屋内地面铺垫一层纯净粘土用火烧烤，反映了萌芽的建筑工艺。

图为木骨泥墙茅屋。

　　新石器时代岭南居住建筑，大体建于江河湖海边的一级台地上和一二级台地的山岗上。在珠江、韩江等大江两岸和沿海海岸一级台地上发现大量贝丘遗址。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海拔一二十米的红岩山岗、佛山河宕遗址都曾是岭南原始部族村落，其建筑是以竹木为主的地面式建筑。在广东北部、西部的岭南先民居所可能以半地穴建筑为主，然后才过渡到地面式建筑。当时岭南的地面式建筑，主要是干栏式建筑，这对以后的岭南建筑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1978年在肇庆高要茅岗发现分布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木构房屋遗址，是高架于水面或滨水靠岸的干栏式建筑，屋顶可能是树皮板。出土木构件带有榫卯，树皮板两端有三角形孔眼，说明铺设后曾用竹钉加固，木作技术有一定水平。干栏式建筑在浙江、江苏、广东、云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有发现。茅岗遗址与浙江河姆渡遗址的房屋遗迹经过碳14测定的年代相近，构筑的基本方法相似，不过河姆渡遗址的单体规模较大，木构件较为复杂。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都城兴起，殿堂兴建，砖瓦推广使用，有传入岭南的迹像。1961年发现的粤北的韶关始兴白石坪山战国遗址，出土有规格较大的筒瓦、半瓦当和绳纹板瓦，是岭南早期瓦房的遗迹。这一时期岭南手工业上的进步，为即将发生的建筑业突变作了技术和物质上的准备。其一，珠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晚期墓葬中，往往发现有玉石雕刻的装饰品，工艺水平之高可与良渚文化媲美。其二，晚期的制陶手工业比早中期有长足的进步，出现了比较先进的烧陶窑，例如约在商代的韶关走马岗横穴窑、商周时期的梅州凹峰山圆穴窑、西周时期的平远石正圆穴窑、战国时期的增城西瓜岭龙窑。窑炉本身也是一种生产用途的建筑。［6］

　　苏秉琦先生曾说过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讲岭南有自己的历史，岭南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阶段划分不能完全与中原地区相对应。［7］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劲依据多年来的考古探索与资料辩证，梳理了岭南建筑史前及先秦的发展脉络［8］：

　　·旧石器时代岭南人已开始家的营造

图为原始洞穴。

　　在岭南这篇广袤的土地上，约在数十万年前即有人类居住，也从此开始了家的营造。依靠天然洞穴，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有意识地选择和建构着适宜抵御风雨和兽害并便于觅食的栖身之所，也在洞穴居址内开始了最初的“建筑”活动，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已可以追索到他们对空间的认知和利用，如洞口的栖居空间和洞穴深部的神圣空间的营造。

　　 ·新时期时代岭南人建构和营造技术不断成熟，出现定居聚落

　　约公元前10000年以前，岭南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从攫收天然产物的旧石器时代发展到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的方法的时期。岭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栽培稻和原始陶器的发现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更说明岭南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上，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珠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由此彻底摘掉了珠江流域“荒蛮服地”的帽子，改写了中国南方上古文明史。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居住的处所和范围，呈现出由洞穴向河流两岸的山岗台地，以及沿海岛丘迁徙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向；建构和营造技术不断成熟，出现了定居的聚落，并随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建筑景观和考古学文化。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海岛与内陆已然形成对比鲜明的文化分野，在粤北是以农生经济的山岗聚落为主，在沿海开始出现以渔猎捕捞经济为主的贝丘和沙丘遗址。

图为海岛。

　　深圳咸头岭发现了一处房基和零散柱洞20多个，并有红烧土堆积和灰坑2个；深圳大黄沙遗址则在地层内发现多处红烧土面和灰沙层，有些烧土面上还发现内侧有烟炱痕迹的板岩，附近陶片分布密集，估计是炉灶遗迹。增城金兰寺下层亦发现了柱洞、窖穴和小洞穴达17个之多。这些资料显示，6000年前的先民已懂得在地面上建筑房子居住，并在房子外面用石块架设炉灶生火煮食。此外，高要蚬壳洲贝丘遗址的彩陶层内发现了24座墓葬，发掘者认为这里是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这显示远在6000年前，生活在珠江三角洲的先民，已有复杂的社会组织。

　　香港涌浪遗址发现大量印有席纹的红烧土块、器座、炉箅、灰屑、灰烬等炉灶遗迹。亦发现不少灰坑，其中大的可能是窖穴，小的可能是柱洞，可惜找不到柱洞的布局规律，不能确定房子的模样。此外，香港沙螺湾西区岬角遗址亦发现了不少柱洞，同样找不到其分布规律，以致不能复原房子的模样。此一阶段的考古资料表明，珠江三角洲的先民已有规模较大和组织较严密的聚落出现。

　　·青铜时代岭南逐渐成为百越族群的聚居地

　　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岭南社会进入青铜时代，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早商时期。聚落形态的多样性所体现出的地域特点昭示着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存在的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其中包括：珠江三角洲的贝丘和沙丘遗址，粤东地区的“浮滨类型文化”，西江、北江和东江流域以石峡遗址中文化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

　　珠江三角洲的贝丘和沙丘遗址的经济生活类型仍是以贝丘和沙丘（沙岗)遗址为特色，也即经济生活仍然以渔猎、捕捞经济为特色，出现面积较大的定居聚落。东莞虎门村头遗址和佛山河宕遗址面积均为1万多平方米，高要茅岗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三水银洲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

　　居住建筑体现出因地制宜多元共存的特色。东莞村头贝丘遗址发现有几十座木骨泥墙的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等遗迹，聚落布局体现出功能分区：居住区主要在东北部，中部为类似广场的公共活动场所，南部是垃圾区：在房子分布密集的东北部还有非成年人的墓葬区。佛山南海灶岗贝丘遗址发现了地面式住房遗迹、灰坑、和墓葬。佛山河宕遗址下层有分布较密集、数以百计的窖穴及柱子洞挖入生土，推测是离开地面的“干栏式”建筑；中层也有夹杂芦苇叶之类的红烧土居住面，并有一个个煮食的烧火兽骨等遗存；发现墓葬51座。广州黄埔茅岗发现了水上木构(有凿孔暗榫的木桩及树皮构件)遗存，是迄今岭南发现的最明确的滨水干栏建筑遗址。佛山三水银洲早、中、晚期都有房子遗迹，早期首次发现房址四周柱洞挖有基槽，宽10至20厘米，深20厘米，底部排列着密集的柱洞，直径仅6至10厘米，可能是用竹杆做墙体的竹骨泥墙。晚期的在鱼塘底部贝壳层发现有榫眼的木桩，可能也是水上木构建筑之类。

图为河宕贝丘遗址。

　　在珠海香洲棱角嘴遗址发现倒塌的木骨泥墙的烧土块。这些烧土块一面抹平，一面夹有竹、木或芦条之类的印痕。香港元朗下白泥沙堤发现了面积达107.5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的柱洞和夯土层，发掘者认为这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领的居所或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该遗址的面积达10000余平方米，应是一处颇具规模的村落。此外，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于1994年和1997年在屯门龙鼓滩沙堤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中，亦曾发现约30个排列整齐的柱洞，推测可能是长方形的干栏式建筑遗迹。这些人型建筑遗迹的发现证实当时先民是长期在沙堤上定居和生活的，沙丘遗址曾为相对稳定的聚落。

　　粤东地区的“浮滨类型文化”是一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考古学文化，出土陶器以大件的储藏器为多，生产工具也以农耕经济的大型为主。1995发掘的普宁牛百公山遗址，发现有灰坑、水沟、蓄水池、柱洞和红烧土硬面等遗迹，从柱洞的排列走向看，房址平面可能是圆形的。

　　西江、北江和东江流域以石峡遗址中文化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石峡遗址面积约3.2万平方米，从石峡文化时期发现的栽培稻看，这时的人们仍然是以锄耕农业和栽培稻作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发现有木骨泥墙建筑遗址两座，其中1号房址由南北两段墙基槽组成，南段残长40.7米，在墙基槽内发现有柱洞，间距为1～1.60米不等；北段墙基槽与南段相距约8.5米，残长16米。保守估计1号房址的面积约为350平方米，是一种面积颇大的长屋。房址的发现是本期已出现定居聚落的主要依据。

　　岭南逐渐成为百越族群的聚居地，从青铜文化的发达程度观察，东周后期，广东地区的越人已建立了一些土邦小国，据初步考证，在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区有“驩兜国”，在粤中地区今博罗一带有“缚娄国”，在粤北阳山、英德一带有“阳禺国”，在雷州半岛及海南岛有“儋耳国”、“雕题国”，在肇庆以西有“西瓯国”，在粤西南地区有“骆越国”，在粤西部分地区有“伯虑国”，在今封开一带有“苍梧国”；而粤东韩江流域地区，春秋时属“七闽地”，战国时期则各地越人杂居于此。又据《逸周书·王会解》载：还有“邓、桂国、损子、产里、百仆、九菌”等一些小方国［9］，其方位均在两广地区。这些土邦小国，其中多数国家形态可能还没有发育得很充分，故有“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之说。［10］1999年发现的博罗横岭山墓地密集分布两周时期墓葬300多座，排列有序，没有打破关系，说明是有专人管理的墓地，存在严密的等级制度和规划。《中国历史地图集》推定文献记载的缚娄古国就在博罗境内，横岭山墓地的发现证实了这种推断的科学性、预见性，以及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铁器时代掀起岭南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

　　秦统一岭南是铁器时代的开端，即青铜时代的终结，秦平岭南以至汉代，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科学文化与建筑技术。其间南越王赵佗建立南越国，奉行民族和睦政策，岭南得到开发。先后作为南海郡治和南越国都的番禺城(今广州市)，成为中国九个都会之一。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同时出现第一个建筑高潮，建筑技术产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得到迅速的提高，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的建筑体系，在此一时期臻于成熟。

　　武力攻防及郡县制的统治，掀起了岭南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番禺城成为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和南越国国都。与此同时，在岭南各地出现一批作为郡县政治统治中心或军事据点的城邑寨堡，如秦建龙川县城、南海郡城（任嚣城），西汉建儋县，珠崖郡，徐闻县、博罗县城，东汉建增城县城等。这些城郭、城堡和关隘既是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封建经济、文化的开辟点，在客观上起了推广建筑技术的作用。

　　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大型铺地砖、“万岁”瓦当、板瓦、筒瓦、大型水池铺设反映了这一都会当年的豪华。还有这一时期在岭南各地建造的一批高台建筑，说明了当时建筑工程的蓬勃兴起以及工程技术水平。南越国苑囿遗址和干栏宫殿遗址更是岭南早期建筑中最有特色的代表性成就。

图为南越国宫署复原模型图。

　　南越国国王及臣民营建了一批等级分明的墓室，已发现的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最大的古代石室墓。从建筑技术的角度看，两汉时期的岭南墓葬，从土坑墓、石室墓和大型木椁墓逐步发展为砖室券顶墓；两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住宅模型，揭示了这一时期砖瓦建材及木构体系的推广。

　　秦汉之际岭南的开发是伴随着社会政治、军事变革的强烈震荡而开始的，因此从总体上看，秦汉时期岭南建筑文化与中土的建筑文化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概而观之，“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在低起点的基础上表现出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极强的兼容性，同时又融入地方特色，创造出适合本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工艺技术，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为依托而又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建筑体系”。［11］

　　参考文献：

　　［1］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2］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3］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4］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212

　　［5］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5

　　［6］陈泽泓.岭南建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8-9页

　　［7］郭大顺.苏秉琦先生谈“岭南考古开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博物馆编.华南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4

　　［8］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17-02页

　　［9］司徒尚纪.广东政区体系.第二章.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10］吕氏春秋·恃君览

　　［11］陈泽泓.岭南建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王河，博士、博导，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岭南建筑家，“南粤工匠”技能大师，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总工程师，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

　　（本文摘自王河所著的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中国岭南建筑文化源流》一书，以上图片来源自网络，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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