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与乡村，岭南建筑既是外在的载体，也是灵魂。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较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源远流长。岭南建筑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富含岭南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岭南建筑经过历代建筑匠师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了岭南的自然资源，结合老百姓的生活特点，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之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承载着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三地的历史、民俗、语言以及建筑风格同根同源，如何在历史中溯源岭南建筑的源头，呼吁更多的有志之士挖掘、抢救、复活珍贵的历史文化与建筑；又在新时代中迸发岭南建筑及设计的灵感与创新因子，用岭南工匠精神“智造”湾区，让建筑当随时代成为新的思考。
有鉴于此，南粤古驿道网邀请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南粤工匠、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王河博导共同推出《岭南建筑在大湾区》系列，尝试通过众多学术话题的碰撞与探讨、不同设计案列的剖析与畅想，漫谈岭南建筑悠长的历史、全新的活力。
每一次全球经济格局的大调整，都会产生一个世界级湾区，于是粤港澳大湾区应运而生，在万千瞩目和期待中起航。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粤港澳地处南海之滨，珠江之畔，这里自古以来人文荟萃，物产丰富，这里文化同源，人缘相亲。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粤港澳三地一家亲。香港是世界著名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亚太地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而广东则是内地经济最发达地区。三者心手相连，拼船出海。未来，这里是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金融中心、全球智能制造中心，以及融入“一小时生活圈”。
四十年来，粤港澳精诚合作，南海之滨这块改革开放的创新策源地、“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将成为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比肩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建设“中国模式”的国际一流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航空母舰。
大湾区视野下的岭南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巧合”的相似与共通
从事规划与设计、建筑营造的人，总是喜欢对比不同地域、不同规划思路与营造手法的建筑作品。当我们审视粤港澳三地的空间建筑时，颇为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地发现：三地的空间营造，出现了较大的相似与共通性。而这种“巧合”的相似与共通，则来源于历史、文化的同流与空间的互通。
·“南越”，或许是三地最早的共同名字
三地的共同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那时候，三地都为“南越”。“越”是商周时期分布在长江下游一带的部族，所建立的“越国”在战国时期曾与中原诸国分庭抗礼。公元前306年，楚国乘越国内乱，联合齐国进攻越国，杀死越王无强（无疆），占领越国领土。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国，楚国境内的越人和楚人与华夏融合为后来的汉民族。
秦汉时期，习惯将南方部族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也就是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族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实际上这些“越”并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南方众多部落的统称，各有种姓，互不所属。百越包括“吴越”（苏南-浙北）、“东瓯（浙南-闽北）、“闽越”（闽北-闽东）、“扬越”（江西-湖南）、“南越”（广东-香港-澳门-广西东部-越南北部）、“西瓯”（广西西部）、“雒越”（广西南部）。
图为百越民族分布图。（引自尚志发《关于楚灭越的时间问题》）
五岭山脉以南的地区统称作岭南，今天岭南主要是指广东、广西、海南及港澳地区，其中广东被认为是岭南的核心区。秦汉以来，广州一直是岭南历代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中心。
·海上丝绸之路与南粤古驿道联通的大湾区
历史上海上联通粤港澳三地的交通体系，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是我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之一，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主埠。
图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引自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处编著《广州市中山纪念堂历史图册》）
海上丝绸之路分为北线、中心线、中线、南线。其中，南线为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括，不仅解决了陆路的不便性，同时对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往来经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文化交流、经贸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陆路联通粤港澳三地的交通体系，主要是南粤古驿道。它联通三地，并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
南粤古驿道作为广东千年文化的活源头、海上丝绸之路的遗珍，它打通了南北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的路径，方便了岭南与中原间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联系。其中北部古驿道承担着和中原沟通的职能，是古代中原入粤的主要路径，南部古驿道连接着沿海主要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知，南粤古驿道作为陆路联通粤港澳三地的交通体系，南部的古驿道曾经方便了粤港澳三地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对于三地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岭南建筑起源考：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
考古资料显示，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
约在13万年前即有人类居住——马坝人，在洞穴居址内开始了最初的“建筑”活动。约公元前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6000年前的先民已懂得在地面上建筑房子居住。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相当于中原的早商时期。东周后期，岭南的越人社会在沙丘、贝丘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结构，已建立了一些土邦小国。
公元前219年，秦军第一次进军岭南；公元前214年，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的秦军统一岭南，开启岭南铁器时代。
·海丝文化的典型特征：远古岭南先民聚居空间的向海性和在海性
早期岭南先民的聚居空间主要有贝丘聚居和沙丘聚居两种形态，体现了鲜明的向海性和在海性的聚落特点，是海洋文化所赋予的典型特征。
图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地理环境及遗址分布：1.肇庆蚬壳洲遗址；2.高要茅岗遗址；3.高明覆船岗遗址；4.高明鲤鱼岗遗址；5.新会罗山嘴遗址；6.三水银州遗址；7.三水把门岗遗址；8.南海通心岗遗址；9.南海船埋岗遗址；10.南海蚬壳岗遗址；11.南海鱿鱼岗遗址；12.南海邓岗遗址；13.南海镇头遗址；14.佛山河宕遗址；15.东莞村头遗址；16.东莞蚝岗遗址；17.东莞园洲遗址；18.东莞龙眼岗遗址；19.东莞万福庵遗址；20.新会梅阁遗址；21.中山龙穴遗址；22.珠海草堂湾遗址；23.珠海棠下环遗址；24.深圳咸头岭遗址。（引自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组《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
图为东龙岩祭祀情景复原图。（引自秦维廉《香港古石刻—起源及意义》）
图为宝镜湾岩画的现状与拓片。（引自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135页）
东周后期，岭南的越人社会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结构与中原的“大聚居、小分散”形成鲜明的对比。
周、汉都城的选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农耕民族的文化需要，所谓“天下之中”“广川之上”，强调的就是农耕民族对于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产丰饶的特别关注。这些城市几乎都处江河之滨。
南越王都城选址则在江河入海口，体现了海洋文化的地理渊源。
近30多年来，广州市区内不断发现南越国遗迹，证实了曾作为南越国都城和南海郡治的“番禺”就坐落在今天的广州老城区内。
1975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西段发现南越国的宫殿遗址。此后，1988年、1995年、1996年、1999年又分别对遗址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发掘。
简要地说，南越国都城的大致范围是约以中山四路为中心，东到仓边路，西至解放路，南至西湖路，北到越华路的范围内。
图为南越国宫署遗址重要遗迹图。(引自《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千年中心地》)
左图为南越国宫署建筑基础遗址；右图为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引自《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千年中心地》）
南越国都城建构充分体现了南方土著城邑建设的特色，既考虑了水上交通的便利，又有山地城邑的防御功能，在规模和布局上因地制宜，与山岗丘陵地区的地形充分结合，不强求周、汉式的规整布局和结构，成为我国古代城池聚落建筑史上的一个特殊形态。
·岭南中心的广州：“海丝”影响下的空间形态与建筑风格
从南海郡治、南越王都城开始，二千多年来广州城的中心位置从未改变过，这在中国的古城历史上是少见的。
广州从南越国都城的营建开始，就以汉廷都城有明确中轴线、方正规整的布局模式为效仿对象，师法中原礼制，但在都城文化形态上亦表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
广州城在选址上体现了海洋文化的特色，处在江河入海口，并使其成为东南亚地区早期的航海中心，也正是因为这一航海中心的地位使广州城二千多年来保持着区域中心城市的位置。海洋文化也使广州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岭南城市文化特性。
隋唐广州——繁荣的外贸港口
广州是隋代主要对外贸港城。唐代广州经济繁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也是唐代唯一的通海夷道，直达波斯、阿拉伯半岛等地。大量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居住在城西。官府为了加强管理，设立蕃坊。
唐朝时，广州城的城垣范围不大，用以保护官衙。官衙之地仍在南越王宫城内，商业区多在城外。广州的城市建设规划与管理却率先呈现出一种自觉的对外开放形态。官府批准设立侨居区蕃坊，对商业往来敞开大门，城内为了适应商业活动一再扩街道、列店肆，构成沿河布市与临街设市的格局。
宋朝广州——中国第一大港
宋朝时在广州设立宋代第一个市舶司，外贸的管理制度比唐代更加完善。广州为中国第一大港和世界著名港口，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300多年间，广州城的扩建和修缮达十多次。东面在今德政路附近，西至今惠福西路，南至文明路、大南路和大德路，北面在今豪贤路、越华路和百灵路一带。宋代广州城修建特点之一是三城合一，面积为唐城4倍以上，奠定了延续至明清的城墙基本格局，环绕广州城还兴起8座卫星城镇；特点之二是规划设施更为完善。修通了城市供水、排水系统“六脉渠”，延至民国时期仍起着重要作用；特点之三是城墙十分坚固。
元代广州——中国第二大港
元代的广州，仍设立舶司，同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至少也有140个。元代的广州仅次于泉州，是中国的第二大港，也是世界大港之一。
明代广州——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
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明洪武三年，广州设立广州市舶提举司，管理朝贡事宜。永乐元年，广州西关蚬子步设怀远驿，建房舍120间，以招待往来贡使。
明代的广州城不断扩展，分为老城和新城。城周长21里32步，称为老城，有八门。城墙高2.2丈，上宽2丈，下宽3.5丈。今天广州城内的主街，多为明代已有。
图为据《广州歌》创作的明朝广州景象。
清代广州——十三行的繁荣
康熙二十五年，广州的粤海关被允许对外贸易。在怀远驿附近设立夷馆，并设立十三行，专门从事对外贸易。
广州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外贸最为繁盛的城市，有“金山银海，天子南府”之誉。
图为1790年代中叶广州城风光 ，西洋式十三行商馆建筑格外显眼。（佚名，纸木水粉画，1790年代中叶，来源于《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图为从珠江南岸眺望十三行商馆。（水粉画，庭呱绘，约1855年）
图为十三行商馆。（来源于《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在设立十三行期间，便出现了被《法国杂志》评为18世纪世界首富的潘启（又叫潘振承）。
潘启（潘振承）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少年即随父亲潘乡出海打工，尝尽生活艰辛。1735年潘启入粤从商，刚开始在十三行陈姓洋商的商行中经理事务数年。后来潘启筹集了足够资金，遂开设同文（孚）行，承充行商，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足可敌国。潘家同广利行的卢家、悄和行的伍家、义成行的叶家一样，利用经营所得,为满足日常生活、商业政治应酬等需求,在广州等地区大规模兴建私宅园林。以潘氏园宅为代表的行商园林集中了岭南园林艺术的最高成就,吸收了西方营建技术成果,是岭南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辉煌杰作、中西园林技术相互交流的经典之作,在十八、十九世纪广州的上层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当时岭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园林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图为广州装载外销茶叶的帆船。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广州市民激于义愤放火焚烧洋行，十三行近200年的历史遂告终结。西方人在十三行的生活及商贸经验成为后来租界开辟的参照。租界制度、租界选址等都沿袭了十三行的传统模式和经验，并被应用于上海、广州等早期租界的选址中。
·历史上三地城市空间及建筑形态的变化：开放、包容与相似
岭南文化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岭南建筑这一块，粤港澳三地亦有相同之处。
香港建筑按历史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南越时期、古典岭南建筑时期、英式建筑时期和现代建筑时期。澳门建筑的历史可以粗略分成明朝、清朝前期、清朝后期和近代建筑时期。
13世纪之后，古典岭南建筑风格基本成形。在未开埠之前，香港属广东省新安县管辖。由于地缘关系，香港的建筑特色同岭南其他地方并无分别，都是以传统粤式庙宇、村屋、围村为主，而这种古典岭南建筑风格在广州跟佛山的岭南大城或者香港都有很多，至今仍然有所保留。
左图为九龙衙前围村的吴氏家祠；右图为元朗愈乔二公祠正门。
左图为沙田博康邨旁边的曾大屋；右图为曾大屋镬耳屋。
到开埠初期，香港人口急增，建立起好多唐楼——混合粤式同西式的建筑风格。唐楼是整个岭南地区在19世纪时起开始出现的建筑类型，集中出现在香港、澳门这些被西欧文化影响较厉害的地方。香港的唐楼多数都有三到四层，每层大约四米高左右，下层为商铺，上层为居住的地方。唐楼起初主要是用青砖搭建，后来在1930年开始变成用混凝土为主。二战之后，香港的人口开始攀升。那时的人不够地方住，于是乎很多唐楼都拿来做木板隔间房。
澳门华人古旧的民居住宅建筑，一般有两种形式。一为院落式建筑，砖雕大门，双重板瓦透空屋面，此例子有郑家大屋。另一种为联排式竹筒形铺屋，青瓦屋顶，建筑呈长方形，两侧与其他住宅相连，采用承重墙结构，住宅实例有福隆新街的民居村里。至于一些华人住宅，则引进不同的建筑风格在其住宅建筑上。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澳门国父纪念馆建筑及苏州古典园林式的卢廉若公园，两者可谓各具特色。而在中式典型民居建筑基础上结合西方设计特色的例子，则有卢家大屋和郑家大屋。通过澳门华人古旧的民居住宅建筑，我们已然窥见了岭南建筑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