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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是《桃李劫》和《风云儿女》。其中，《风云儿女》中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于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从粤西海上交通线上脱险的夏衍、司徒慧敏、王莹、张云乔、金山等电影人成为国歌最早的聆听者甚至是合唱者。

　　本文原载于《大众电影》1982年第10期，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出发，详细地讲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过程。

图为《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油画）。

　　1934年秋末，一场暴风雨袭击了上海，掀起了黄浦江的怒涛。那样的一个惊险的夜晚，星月无光，狂风暴雨。我和一位朋友从西郊虹桥冒着风雨回到市区，为的是赶虹口区的融光电影院散场以后，去审看经过了四次修改的《桃李劫》的样片。同去审看影片的有田汉、阳翰笙、阿英、郑伯奇、孙师毅、允兢(即于伶)、石凌鹤、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等。黄子布(即夏衍)当然也在场，因为最后的定本是他领着头，加上吴蔚云、张云乔等共同修改完成的。

　　那样天昏地暗的暴风雨之夜，也如同我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反映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境一样，笼罩在紧张、恐怖之中。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租界采取恐怖、绑架等威胁手段，迫害爱国进步力量，强逼电影公司如联华、明星等排斥左翼电影工作者。1933年的冬天，田汉、阳翰笙等所支持的艺华电影公司在金司徒庙的摄影场被反动派唆使的暴徒捣毁了。这个形势迫使我们下决心，全力支持新筹建的电通电影公司，完成这个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因为这部影片的成败是关系到当时左翼电影工作能不能立足的关键。经过进步电影工作者的艰苦奋战，《挑李劫》终于摄制完成，于1934年11月上映，并且得到公众舆论的好评，与《渔光曲》、《大路》等佳片一样，映出盛况空前。《桃李劫》中由聂耳作曲、田汉用陈瑜的笔名作词的《毕业歌》，鼓舞着所有要求进步的中国人的革命斗志。

　　有一天，聂耳和我一同由斜桥斜土路的电通摄影场步行到百代唱片公司途中，听到工厂下班的工人放声歌唱《毕业歌》的时候，他面有喜色地说：“我以为只有学生爱唱，想不到它得到如此普遍的爱好。” 然后他又说，歌曲有些地方有些段落，如果是改成这样或者那样就会更好了，他随口把修改过的段、句唱出来。他还说，在他创作《毕业歌》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脑海里又逐渐浮现出另一个乐调。他说《毕业歌》不过是由学校的课堂想象到战场，而他的新的乐调却应该是直接写战场，写战斗行伍的壮烈内容和气氛。我告诉他说，电通公司完成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以后，还打算制作由田汉同志写作的《凤凰涅槃图》，是描写知识青年参加抗日义勇军战斗的故事。那时田汉同志只写了十来张直行的稿纸，不依行格、用毛笔细字写成。这仅能称作故事梗概。夏衍、阿英、孙师毅和我读了都很高兴。当时由于田汉忙于别的工作，环境的险恶也不容许他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而眼见《桃李劫》已经上映，电通摄影棚除了为联华公司几部新片的录音之外、迫切地要求尽快有新片开拍。为此，田汉就把改编电影剧本的任务交给夏衍去完成。仅费了两个星期，夏衍就赶写成这个电影摄制台本，并且把《凤凰涅槃图》这个片名改为《风云儿女》。我告诉聂耳：剧本中有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的诗词，希望他能谱写成歌曲。聂耳很兴奋，他说，田汉曾告诉过他，他自己也有这个思想准备。他认为自己的斗争生活还很不丰富，但是生活在暴风雨时代，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感军阀战乱的痛苦；他还为祖国的壮丽河山，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所激动。他有几分谦虚，但也很有信心地说他一定努力去完成。

图为《风云儿女》电影海报。

　　1934年末和1935年初的那几个月的形势，对于我们确实是一个很不平凡的时刻。正当《风云儿女》在电通公司摄影场开拍的时候，中国人民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以后，继续在我国土地上蠢蠢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巴结帝国主义，对内压迫人民。就在这一年春节刚过，田汉和阳翰笙同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夏衍、阿英被搜索追捕。这时更激发了聂耳的热情、勇敢与智慧，在不长的时间内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与此同时也正是聂耳准备出国学习的繁忙时刻，他仍然和以前一样，拿着他写成的初稿去向青年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中年人、老年人，甚至文化程度不高或者不识字的人请教，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不管你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听，他总是引吭高歌。他又像小学生一样，每节、每句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断地加以修改完善。在离开祖国的前夜，还亲自到电通公司荆州路的摄影棚来和我们一同练唱，最后还仔细倾听朋友们的意见，决心尽最后的努力去修改。可是出国的船期已经逼近，只有两、三天了。这时他向我提出，要求把未完成稿带到日本去修改。尽管我表示担心赶不及《风云儿女》的后期录音，但他那种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永不满足的精神和毅力说服了我。大约在四月末、五月初，他就把歌谱的完成稿由东京寄给了我。我们几个当时的年轻人，有爱唱歌的青年盛家伦，有当年演过《大路》的郑君里，有正在排演《娜拉》的金山，有《风云儿女》的演员顾梦鹤，有新演员兼场记员施超，把不善于唱歌的我也“滥竽充数”地凑上去，共六、七个人。在吕骥、任光等同志的鼓励下，我们组成一个小小的临时合唱队，经过几天的练习，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到今天已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后经过多次的电影胶片上的录音，我们的音乐家、电影导演和技术家们都认为不如最初一次的录音，于是我们就决定把第一次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胶片上来。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乐团，也没有正式的歌队，而影片的上映日期又逼迫我们在端午节以前完成。今天，如果观众中有人听得出歌声中还夹杂着一些广东语音的话，那就是郑君里、顾梦鹤和我三个广东人留下的“破绽”。这也说明当时我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了赶时间完成任务，担当了力不胜任、然而勉为其难的事。

　　《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烈火考验中，以它坚强有力、奋进庄重的曲调激励过亿万人民，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已经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们庄严、伟大、美丽的国歌。我们为聂耳的才智和他那永不停息的努力感到欣慰。当我们听到我们人民的歌声传遍了祖国以至全世界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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