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衔将军单印章(7):千里挺进东北
2022-05-10 下午 04:45   作者:单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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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各解放区部队原地待命,不得参与接受日本投降工作,一面以受降为名,调动大量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还将远在西南山区的精锐部队调往华北和东北,企图控制各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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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而且地域辽阔,工农业生产潜力极大,是一块绝佳的战略区。

  我国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有名的粮仓和钢铁、煤炭基地。她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西接蒙古,南与华北解放区接壤,并与山东解放区隔海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打破国民党的企图,中共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抽调20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批奔赴东北。同时,调集10万人的部队、2万名干部,从各解放区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以形成应对全面内战的有利态势。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9月23日,中共华中局决定,新四军第三师(辖第七、第八、第十旅,独立旅)3.5万人,由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领,由苏北北上。

  10月3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团)共6900余人,由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郭成柱、副旅长王东保[1]、 参谋长黄炜华[2]、政治部主任刘锦屏[3]率领,从江苏淮安附近出发,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途。

  “北上时,陈毅欣赏我们部队的作风,要一个能打仗的师团干部。开始叫彭明治留下,彭明治不愿意,他说我不离开苏鲁豫支队。以后就叫胡炳云去了。”

  10月12日,第七旅到达临沂地区,休整2天,补充粮食。刚从延安开完中共“七大”回来的陈毅军长给七旅排以上干部作了报告。父亲认为,无论是对于黄克诚还是对于三师,临沂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陈毅在临沂接待了黄克诚。在临沂,陈毅为了曹甸战役的事给黄克诚道歉,承认当时批评黄克诚批评错了。打曹甸时,陈毅批评三师在战斗中配合不力,说黄克诚右倾。”

  “黄克诚去东北是他主动要求的,要求把部队带去东北,周恩来也同意了。过去部队讲究这个的,讲究老部队、老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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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东北

  开始北上的时候,父亲他们都不知道北上到哪里。“我以后知道了,是我的一个熟人李学南[4]告诉我的。他给我透露:很远,要到东北。”李学南当时是团政治处副主任。

  越往北走,部队里不少人都知道此次北上是去东北。一天,父亲和组织股长高世盛[5]两人坐在树下聊天。高世盛说:现在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这次到东北打不了仗了。父亲说:不会,和平民主新阶段这是蒋介石的圈套!蒋介石不会让共产党独占东北的,肯定还得打仗。你走着看吧!

  父亲说:“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接着又说:“高世盛是好人。”

经过两个月的徒步行军,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迎着秋风冷雨,行程1500余公里,第七旅于11月25日到达锦州西部江家屯,胜利完成进军东北的任务。

  “我们是在喜峰口过的长城,然后向海边走。到义县的时候,用上了电灯。在苏北没有电灯,好些人也不知道电灯是怎么回事。我们团政治处主任李荣桂拿着烟凑到电灯跟前,想点火。我忙对他说:那不行那不行!对于电灯我还知道。当时还有这个洋相。”父亲笑着说。

  李荣桂是江西人,老红军,东北阿城整编后任第十六师第四十八团政委。1949年5月,南下过长江打黄冈时牺牲了。

  为适应东北斗争的需要,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及由东北抗日联军扩建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将部队整编为21个师(旅),建立了锦热、辽宁、辽东、辽西、辽北、吉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10个军区。

  “我们刚到东北,一次开会,高岗给我们讲话:‘我们到了东北,屁股靠着苏联,前面你们来吧,叫林彪带着打,我们好好建设后方,搞大根据地。’”父亲说:“那时部队到一起,到齐了,首长就讲话。过去都是这样,首长见到部队就讲话。我们靠听首长讲话了解面上的情况。”

  就在解放区各部队按照中央部署分路向东北进军途中,蒋介石利用美国的援助,将大量部队空运、海运至东北,企图乘苏军11月撤军回国前,以武力接收东北。1945年11月16日,国民党突破山海关,相继占领绥中、兴城、锦西、葫芦岛等。

  “我们一到东北,就打了一仗,是在兴城。11月底的东北,天气已经很冷了,气温到了零下,我们还穿着在江苏离开盐阜区时的衣服,粮食也不足,又冷又饿,怎么打仗啊!11月26日黄克诚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当时的情况是‘七无’:无党组织、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等,就是从我们这具体情况来的。因为没有群众,没有根据地,打仗的伤员没办法处理,只能我们自己抬着走。那次,我和政治处主任李荣桂加上他的公务员,向老乡借的门板,三个人抬着伤员,走了十几里地。”

  后来部队到阜新休整了几天。在阜新,父亲见识了一件“新鲜事”,印象很深:“日本人真怪啊,房子还没建,先把路修好了,把房子的基础也搞好了。”“阜新当时是个县,产煤。老城很小,日本人为了更大规模掠夺阜新的煤炭资源,准备在老城旁边搞个新城。新城什么也没有,就是马路,马路两边铺好了一块一块的水泥地,相互之间隔有一定的距离。在水泥地上要建房很快就能建起来,有点像我们现在建房先搞‘三通一平’。但没等到建房日本就投降了。”“阜新这个地方,我们在辽沈战役中出出进进走了好几次,是锦州到沈阳的必经之地。”

  12月25日,东北人民自治军在阜新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总司令林彪提出了“忍、等、狠”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三三制”“一点两面”等战术原则。随后,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奉命进至沈阳以北的法库、康平地区,开展战术、技术训练,并就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下辖北满、西满、南满、东满四个军区。

  2月初,东北国民党军以第五十二军、新六军主力和第十三军一部共六个美械装备师,沿北宁路向沈阳方向进犯,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维持北宁路运输线,为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其中,集结于北宁线西侧阜新、彰武、新立屯等地的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分三路向辽西佯攻,企图牵制辽西我军,其第二六七团相继占领广裕泉、鹜欢池等地。10日,第二六六团和第二六五团第一营、师山炮连等部进占法库县城西南秀水河子。

  秀水河子是一个有500余户人家的小集镇,西通彰武,南至新民,北达康平,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是北宁路沿线要点之一。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东北民主联军前总决定集中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山东第一师和保安第一旅第一团等部,由第七旅旅长彭明治任指挥,山东第一师师长梁兴初任副指挥,歼灭进占秀水河子这股突出孤立之敌。

  父亲说:“林彪就带了20多人去东北。到东北后,他找部队,我们也在找头头。”“秀水河子这一仗,林彪不是抓住我们,不是抓住七旅,他不会下决心打。七旅在这,又抓住山东的一师,有这两个部队,都是他的老下级,情况熟悉,就下决心打了。”

  在从各解放区挺进东北的10万大军中,有两支部队的到来让林彪非常高兴,一支是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另一支是山东军区第一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是有名的“铁军”劲旅,战斗力之强,林彪再熟悉不过,其中有一半干部是他的老部下;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梁兴初也是从“铁军”部队成长起来的。这两支部队一到东北,林彪就把他们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直属部队,作为自己的机动部队。

  2月13日晚,秀水河子战斗打响,各部按预定部署向秀水河子之敌发起攻击。敌人凭借美械装备的火力优势,以猛烈的炮火对我军进行压制,企图阻拦部队前进。我军攻击部队动作迅速,攻击勇猛,前仆后继,锐不可当,迅速接近敌人,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

  经过一整夜战斗,于14日拂晓占领了敌人的指挥所。突围逃窜之敌被我截住吃掉,增援之敌也为我阻击。进占秀水河子的全部敌人,除300余人溃窜逃散外,其余全部被歼。共毙伤敌500余人,俘敌副团长以下900余人,增援的敌人也被俘毙100余人,缴获包括骡马、汽车等各种武器装备一大批。

  “战斗是晚上打的。当时我很纳闷:天怎么这么亮?像白天一样,这是什么东西?是探照灯吗?大家在猜。后来才知道是敌人打的照明弹。有这玩意儿,以前没见过!”

  秀水河子一仗,从苏北过来的“土八路”开了“洋荤”,见识了美式武器装备,见到了美国的牛肉罐头和啤酒。随着这些“土八路”不断地开“洋荤”,我军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战斗力在不断地提高,武器装备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

  秀水河子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一扫前期屡战不胜的被动局面,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打破了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官兵士气,增强了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勇气和信心,提高了民主联军在东北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这次战斗,也是林彪亲自到前敌指挥的一个重要战斗。

  “我第一次见林彪,就是在秀水河子。那次还见到刘震,刘震陪林彪到前线来。”父亲又解释说:“刘震虽然是三师的副师长,但在苏北时他在淮海区,我们团跟着师部跟着黄克诚在盐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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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河子烈士陵园与烈士纪念碑

  秀水河子战斗后,第七旅移至康平、法库西南休整。

  1946年3月,父亲任第十九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

 

  资料来源与注释: 

  [1]王东保(1915—2000.4.1),江西吉水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连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组织干事,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一二七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黄炜华(1914—2001.12.28),福建上杭人。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参谋长,新四军三师七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第十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谋长,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功勋荣誉章。

  [3]刘锦屏(1918—2003),江西瑞金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二师四团三营青年干事,陕北红军一师政治部副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治处干事,苏鲁豫支队组织科长,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六纵十六师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七师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4]李学南,原名李学栏(1913.8.22—2008.10.27),江西省宁都县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6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连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一二四师政治部主任;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四十二军一二六师政治部主任;1965年,参与了“8.6 海战”的组织指挥工作;离休时任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正军职待遇。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5]高世盛(1921.3—),山东单县人。1938年10月在党组织安排下奔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后转入抗大四期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任秘书、一大队司令部秘书、统计干事、组织股副股长。1943年3月奉命代表七旅十九团接受涟水县独立一营一连重建刘老庄连并被任命为副指导员,后返回团部任原职。1945年任组织股长。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初调一二七师三八○团,历任保卫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团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组织处长,一二七师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任抗美援朝第八预备师政治部主任。1958年集体转移到辽宁盘锦农场。1960年调入北京农垦部,历任处长、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农林部农垦局副局长,国务院农垦总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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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衔将军单印章:(1)(2)(3)(4)(5)(6)

 

  (本文节选自单小英著《无衔将军单印章》)

  (原文刊登于公众号“浪花淘尽东逝水”,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责任编辑:周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