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1期。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我校（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福州举行。本刊谨发表王亚南同志遗作：《政治经济学史方法论》，以表深切怀念之忱。

《中国经济问题》编委会

图为王亚南。（“三师”志愿者查找的网络资料）

　　一、政治经济学史这门科学的对象与性质

　　在经济科学范围内，政治经济学史这门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或社会经济史，是有密切联系的。政治经济学史所研究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各种经济学说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由于那些经济学说，事实上，不过是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变动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所以，研究政治经济学史，不能不在一定的必要的限度内，把社会经济发展史这门科学，作为先修学程。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还只是政治经济学史与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史的一般的联系。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显然不是把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各种经济学说，按照出现时间的先后编纂起来就能成功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不同经济学理论，人们尽可用不同的经济生活事实和经济关系去说明，但对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经济事实和关系，如果有不同的经济理论的表现，那将如何去说明呢？如我们将在下面讲到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于这样的问题，惯于从思想认识上去寻求答案：或者说，那是见仁见智，认识不同呀；或者说，那是有的人单从经济上着眼，有的人兼考虑到伦理，法律，宗教上的因素呀；或者说，那是由于他们研究时分别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方法态度呀！尽管诸如此类的理由，都不厌其详地被指到了，还往往含糊笼统地谈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可是对这一切方面起着决定作用的阶级利害关系，却偏偏不肯讲出来。反之，和他们站在不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接触到这种问题，却是最先就考虑到阶级利害关系问题。他们的哲学，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所谓社会存在，在原始社会以后，又都是阶级的组成；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决定着人们对于经济事物及其关系的不同看法。一般地说，经济思想意识，对任何其他社会思想意识，表现了更其浓厚，更其深刻的阶级利害关系的特殊性质。人们不但利用政治经济学来为阶级利益辩护，还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是从这里得到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显然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科学，那么，以政治经济学为对象，而从历史上去研究其发展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史，无疑是同样具有强烈阶级性的科学。事实上，正是因为经济学者为他们所代表的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而提岀的这样那样的经济理论学说，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者，才有可能与必要，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探索那些学说理论在不同社会经济阶段，不同社会阶级关系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不过，我们也得了解，经济学者在提出这样那样的经济理论或意见的时候，还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是代表什么阶级讲话，甚至还认为他的主张，是超阶级的，而在经济学史家的职责，却在于把经济学者自己没有明白意识到的阶级观点，阶级利害关系问题，给彻底揭露出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看到了，政治经济学史这门科学的特点,以及它同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更深一层的关系。在这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势力的消长变化与先后更替的历史，就是我们对于各种经济学说进行阶级分析的根据。

　　不过，讲到这里，我们需要指岀这个史实：从奴隶社会发生阶级分化以来，由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的这些阶级社会经济形态，尽管都分别有其不同的经济思想意识，但这经济思想意识，是作为现实经济生活、经济关系的反映的限内，过于简单的经济生活，过于窄狭和不密切的经济联系，就很难得有较广泛、较深入、较系统的经济理论知识。不论是奴隶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而有较广泛交往关系的市民经济生活，或所谓国民的生产形态，一般是开始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或近代资本主义初期。因此，以一般经济思想（包括零碎的知识和系统的学说）为对象的经济思想史，尽管可以上溯到奴隶社会乃至原始社会的末期，而以较系统的经济学说或政治经济学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史，则一般只能开始于资本主义的发轫期。资本主义经济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学说理论也逐步由积累趋于充实和深化；在为政治经济学建立起基础的同时，又不啻在为政治经济学史增加内容，准备材料。但现实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道路，也如同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一样，是显得极不平坦的，是远非一直线向前演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包含着致命的内在矛盾，并不断为阶级冲突所困扰，发展到一定点，就要走向下坡，而在它走向下坡以前许久，代表着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早已结束了它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任务。而把这个科学理论研究历史任务接替下来的，只能是代表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于是人们像是很有理由从阶级立场上，把政治经济学区别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我们一般也是这样考虑、设想的，但科学是统一的，在政治经济学史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对象的限内、是不是也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史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区别呢？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符合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理论或政治经济学只有一个，符合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发展理论或政治经济学史也只有一个。“因为思想过程是由实在情况生出的，本身就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现实地把握着的思想，常常只能是一样的。”[1]这将怎样统一说明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交代诸如这一类的问题。可是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家看来，却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在他们的分类学上，不是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科学的与非科学的或反科学的，而是把它区分为拥护资本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凡属拥护资本主义的，都认为是科学的，正统理论（虽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宗派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主义的，则认为是非科学的异端邪说。结局，到现在为止，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写了不少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论著，但怎么也找不出一部符合政治经济学史的科学要求的论著。为什么呢？那也得从社会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上去找到说明。原来政治经济学的撰述，是到资产阶级的科学经济学已经接近尾声的历史时期，即在阶级斗争已经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才为他们的经济学者所注意到。可是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的阶级立场，早已不允许他们采取自由研究的科学态度了。特别是他们的非历史的观点方法，自始就不容许他们有任何正确的历史科学。所以，正如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考察一样，政治经济学史这门科学，也只能留到那些一开始就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取批判的革命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建立。事实正是这样。

图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

　　不过，在说明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如何建立这门历史科学以前，检视一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作出的“成绩”，对于我们较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这门科学建立的原则方法，是会有不少帮助的。

　　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

　　几种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史论著示例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找到不少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史论著。

　　但是必须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用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经济学史或其有关名义出版的论著，和政治经济学史这门科学本身，殆没有任何同点。正如同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用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名义出版的汗牛充栋的论著，实在找不到一部符合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的要求一样。马克思主义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完成他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草稿，并于一八六七年出版《资本论》 第一卷以前，有关经济学说思想史的论著，是极其罕见的，亚丹•斯密于一七七六年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曾在其中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上的诸体系中，就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有所论别。最早的经济学说史的专书，恐怕要数到德国罗雪尔于一八五一年出版的英国十六、十七世纪经济学说史。这位庸俗的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建立者，在这部书里面所讲的，和他在此后二十三年，即一八七四年出版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同样是就这两国在重商主义前后出现的一些思想史料编纂而成。他根本没 有触到古典经济学，自然说不到什么经济学史。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思想史论著，慢慢增多起来了。这里无须逐一指岀它们的名目，但似有必要就其中通行较广，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史界取得有较大声誉的论著，选岀以下四种，看它们是怎样一些货色：

　　1、英国英格拉姆：《政治经济学史》（1888年）

　　2、法国基德、里斯特：《经济学说史》（ 1909年）

　　3、美国韩讷：《经济思想史》（1911年）

　　4、德国沈伯达：《经济学说及其方法史论》（1914年）

　　英国英格拉姆的《政治经济学史》，是用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观点和徳国历史学派的经验主义方法写成的。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根本就不承认自然界和社会有什么客观规律。英国古典经济学者强调抽象演绎法，并由此得出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早为德国学派所反对。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其中包括有各种各色的社会的乃至和自然有关的因素，除了采用历史的、社会学的比较方法以外，根本就无法考察它；像古典经济学者所发现的那些抽象经济规律，他们认为是不可能接受的。英格拉姆秉承着这样的观点方法来写政治经济学史，无非就是要论证庸俗的历史学派是对的，古典学派是错了；在古典经济学派中，最有科学研究成果，最强调一般经济规律的亚丹•斯密，特别是李嘉图，就受到他的最大攻击。无怪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史》中，对于沿着古典学派的正确理论论点而将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干脆一笔不提。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考虑到：英格拉姆写他这部书时的英国经济学界正还在企图用沉默代替批判，来闷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哩。

　　法国基德、里斯特的《经济学说史》，采取了和上述英格拉姆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他们把自己描述成不偏不倚的兼容并蓄史论家。各个较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学派别，都在该书中占了适当的篇幅。在他们的笔下，似乎各派各家都有些对，有些错。是非曲直的标准是什么呢？他们只给予了这样一个含糊的说明：“不问他是干涉派，自由派，保护政策派，自由贸易派，社会主义派，个人主义派，都必须屈服于具体的观察和科学的解释。”[2]这好像也有些道理。但他们自己就没有遵循这个原则，举一二例子来说罢，书中把主观主义的奥国经济学说成是古典经济学派的“复兴”，究竟是根据什么“具体观察”呢？把马克思资本学说中的关键论点，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一律说成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究竟是根据什么“科学解释”呢？[3]他们在这部书的最后结论中，力言政治经济学史是一门未完成的科学，还要继续演变下去，但该会怎样演变下去呢？他们“鉴往察来”地告诉我们：“读了这一本经济思想史……使我们减少了骄矜之气，因为有许多经济学说，已经成立，而不久消失，有许多巳经推翻,而仍旧会恢复”。[4]他们还斩钉截铁地说：“一切新的发现，其实都是过去学说的遗产。”[5]这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学说循环论者。循环论显然是对历史的否定。那还有什么政治经济学史可言呢？

　　美国韩讷的《经济思想史》，是一部什么都讲到了、什么都没有讲明白的论著，但是，尽管如此，解放前我国的许多大学，还选用这本书作为教本。书的篇幅相当大，作者在第一篇总论中，讲到他如何重视各经济学派的哲学与方法。并表示他对“有价值有影响的经济学说，进行评述，是看他们的哲学，是不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折衷；是看它们所用的方法，是不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综合注他对资产阶级各经济学派的学说，确像在应用这个是非曲直的天秤，有褒有贬：古典经济学派是有道理的，只是他们的哲学偏于唯物主义，他们的方法偏于演绎法，因而强调一般原理，有绝对主义的流弊；历史学派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他们的哲学偏于唯心主义，他们的方法偏于归纳法，因而不承认普遍法则，有相对主义的流弊。可是对于奥国主观主义心理学派经济学，基德与里斯特把它说成是古典经济学的“复兴”，他也认为那时古典经济学的“再造”。如何能用唯心主义经济理论“再造”唯心主义的经济理论呢？他似乎有些感到不好用他那个哲学和方法的评论标准来说明，却从经济循环论方面去找根据。在同书最后的结论中，他明确指出：“返观十六十七世纪，是重商主义盛行的世界……而今日的世界，则是重商主义重现的世界”[6]他据此循环史实，讲述古典主义代替重商主义，社会主义与历史学派代替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代替古典主义，其间还穿插了奥国心理学派的再造过程。他以为他的时代正处在新古典主义反对新重商主义而创造一个新局面的关头。这所谓新古典主义，就是指着英国马歇尔一派人物的学说。这位认定事物在循环变动相互决定，从而理论上应有更广泛的折衷倾向[7]的经济学史家，既然把垄断资本主义看成重商主义的重演，把新古典主义看成古典主义的再生，是否认为新古典主义以后，还会出现社会主义学派呢？讲到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他的折衷主义与阶级本能发生了矛盾。他自己承认在该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讲得极其简略，但辩解说，英格拉姆的《政治经济学史》根本就不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他毕竟讲出了一个概略[8]。多么公道啊！何况重质不重量呢！但是还有比这做得更高明的！

图为《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

　　德国沈伯达的《经济学说及其方法史论》,是他的《社会经济学大纲》第一部《经济及经济科学》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沈伯达被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誉称为世界理论权威，这部书的日译者[9]在译者序言中，简直把他捧上了天。认为在1914年这部书出版以前，许多经济学说史的论著，都不过是各种经济学说的编年的杂凑的记录。就是那些综合描述了各时代优良学说的作品，也算不得经济学说的历史。“科学的经济学史，恐怕是由沈伯达这部书开始建立起来的，虽然在纯经济的展开的意义上，其方法的萌芽，已见于1904年-191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然则这个被誉称为第一部科学的经济学史的著作，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内容呢？由于全书只有四个简单章目，便于我们把它写在下面：

　　第一章 社会经济学的科学的发展

　　第二章 经济循环的发现

　　第三章 古典学派的体系及其诸派别

　　第四章 历史学派与限界效用理论

　　这里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是非常明白的。第二章是讲重农学派，而第一章则大体可以说是讲经济学史方法论。其中指出了社会经济学的两个源泉：一是经济思想在哲学内部的发展,一是由通俗的讨论到科学认识的发展。到十八世纪末为止，或者到亚丹•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止，人们是从两条路线去接近经济学，一是由最广义的哲学，即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律学等等的哲学出发，由希腊的哲学家到中世纪的神学家，自然法学家以至近代包括休谟、哈其生，亚丹•斯密等等在内的道德哲学家，都是属于这条路线；一是从当时最实际的经济问题出发，企图通过讨论，成为政策执行的张本，如十六世纪以来，各国重商主义者分别讨论到的货币、贸易、利息、租税、农业等等问题，都是应实际要求提出的。但他认为当时英国的议会政治和经济有利条件的刺激，特别宜于展开这种讨论，把它提高到科学认识上。这就是为什么象英国威廉•配第、诺芝这些注重实际问题的人，后来都成为古典经济学家。——十八世纪末以前的经济学依着这两条路线发展的叙述，究竟吿诉了我们什么呢？即使把其中的错误论点放在一边，那最多也只能说是罗列指数了一些史实，根本说不上什么史学方法论。而且十八世纪末以后的经济学的发展，又是沿着怎样的路线呢？他以为那太错综复杂了，不好指出一个确定的线索。那么，他这部书被认为创建了科学的经济学史的论据在哪里呢？也许他别开生面的地方，就在把亚丹•斯密放在重农学派一块讨论，特别是把马克思当作李嘉图的追随者，放在古典学派一块讨论罢！这位属于庸俗的奥地利学派的人物，无论对于古典经济学，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极尽曲解的能事，还说什么创建科学的经济学史！

　　在上面，我们单从经济学史体系的角度，简介了四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论著，它们不仅没有哪一部符合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的要求，而且都是反科学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比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更需要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才能正确处理各不同经济学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关系，而这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史家，特别是对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史家，简直是不能设想的。不论是上述的四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史论著，还是其他同类的什么论著，它们对于历史上各种不同经济学说的发生、发展、演变，都只能采取非常庸俗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处理和说明。总的说来，不外下述三个方式：或者强调环境影响，或者强调思想渊源，或者同时强调这两方面。如上述英格拉姆的《政治经济学史》，就是比较倾重环境影响论；沈伯达的《经济学说及其方法史论》，就是比较倾重思想渊源论；而极力强调折衷主义的韩讷的《经济思想史》，当然同时是环境影响论和思想渊源论兼而有之。说不上哪一种说法对或者比较对。只要简单分析一下它们的论据，就知道任何一方面都无助于问题的说明。环境影响论者的所谓环境，在私淑孔德与历史学派的英格拉姆看来，那里面包括了一切社会历史因素，还有自然因素；韩讷认为经济思想史充分证示环境影响人，人也影响环境，而物理法则与心理法则在很大程度上，范围着经济情况，社会制度与智能工具[10]。这样含糊笼统，包含万象的环境影响论，能说明什么呢？另一方面，在属于奥国主观心理学派的沈伯达看来，思想渊源的关系，当然极其重要，他把亚丹•斯密放在重农学派一块叙述，把马克思放在李嘉图学派一块叙述，并不是偶然的。折衷主义者韩讷在这一方面也讲了不少自古以来经济思想就是连续传袭下来的一类的庸俗不堪的废话；按照他的这种逻辑，大概他是师承英国马歇尔教授，那位教授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就向我们提出一个经济学发展的连续原理，认为“经济科学是，而且必须是缓慢连续发展的结果……新的学说，不过是补充、扩充、发展旧学说，有时或改换其要点，变化其音调，而极少完全予以推翻。”[11]这就是说，经济学的发展，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直到这里，我们还只是分别讲到了支配经济学发展的环境影响论和思想渊源论，而没有说明把它们统一在一起的主张。尽管韩讷在两面开弓，认为二者不能偏废， 但当他讲到任何一方面的时候，似乎把其他一方面忘记了。在这一点上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卢森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史》中引到的一个典型例子，那是修正主义者希法亭向唯心主义哲学家爱恩斯特•马哈那里学来的。马哈把科学的发展，描述为思维对于事物的适应和思维相互间的适应。希法亭证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要归结到思维对于事物的适应和思维的相互适应[12]。思维对于事物的适应，是上述环境影响论的变相说法；思维的相互适应，是上述思想渊源论的变相说法。所有诸如此类的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论，都在有意无意地否认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政治经济学者的社会阶级立场，而以为一部政治经济学史，不过是把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学者，由不同感受，不同的思想背景所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说，作着编年史的记录罢了。上述的各种政治经济学史论著，正是按着这种认识写出来的。一句话，那是依照资产阶级学者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史方法论写出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史论著，一点也不说明问题。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考虑经济学者的环境，不考虑他们的思想渊源么？不是的，问题是在于像前面简单指出的那样，在阶级社会里，最有力地决定着人们的学说思想观点，从而也最有力地决定着他们对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学说思想采取不同看法的，究竟是什么。避开了这个关键性的阶级观点，避开了形成人们这种观点的阶级利害关系，避开了改变那个阶级利害关系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盛衰消长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就只有超社会，超阶级的一般的量变。那将是非批判的，非科学的，没有是非曲直的，黑漆一团。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史论著中，对于同阶级的经济学说，尽管可以胡乱地把奥地利派经济学看为是古典经济学的再造，又把所谓新古典派经济学看为是古典经济学的复兴，而对于异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该怎么办呢？既不能说是“复兴”，又不能是“再造”，摆不进他们那个形而上学的历史框框里，结果只好放在一边，存而不论；或者是简单交代一声，以示不值得讨论；或者像聪明的沈伯达所做的那样，干脆把它塞进资产阶级学派里面，算是“宽大处理。”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象他们那样昙花一现，当然就好对付多了。可是，如象基德和里斯特那两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痛感到的那样，“别的社会主义巳经失去了群众信仰，成为过去的成绩,但是马克思福音虽然经过许多变化，并没有失去最初的力量。”[13]既抹煞不了，又推崇不得，讲它是适应当前事物的结果吧，当前事物尽管变了，它仍旧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讲它是与其他有关的思想相适应的结果吧，它几乎批判了一切过去的经济理论，而成为一个崭新的东西。环境影响论像是失灵了，思想渊源论也说不清楚。问题终于会归结到这一点：对于异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处理竟成了一切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史论著的阶级考验。足见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只有抛弃一般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而采取以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为基础的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才能建立起来。

图为王亚南著作——《政治经济学史大纲》。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吸收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而加以发展完成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史则只能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创建的科学。（待续）

　　注释：

　　[1]《马克思致库格曼》，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8—999页。

　　[2]基德、里斯特：《欧美经济学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下册，第292—293页。

　　[3]马克思把资本分为两种，第一种资本是指供养劳动阶级的工资或食料而言，旧经济学家称为工资基金，马克思叫它为“流动资本”：这些基金是不能直接参加生产,然而给劳动者去消费了，结果便会产生价值或剩余。第二种资本，是直接扶助劳动者生产的，如机器及其器械，马克思称为“固定资本、这资本幷非由劳动者所消费，因之不能发生剩余价值。（见基徳、里浙特上书第124页）马克思批评亚丹•斯密说他把流动资本代替可变资本，把固定资本代替不变资本。这两位作者却张冠李戴，把它说成是马克思的意见。

　　[4]基徳、里斯特：《欧美经济学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下册，第295页。

　　[5]同上书，第292页。

　　[6]韩讷：《经济思想史》，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57-658页。

　　[7]同上书，第659页。

　　[8]同上书，序言，第2页。

　　[9]沈伯达：《经济学说及其方法史论》，日本中山伊知郎和柬大田精一合译，岩波书店出版，书名改题为《经济学史》。

　　[10]韩讷：《经济思想史》，上述中译本，第644页。

　　[1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第5页。

　　[12]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中译本，第1卷，第10页。 

　　[13]基德、里斯特：《欧美经济学说史》下卷，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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