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工作先驱章振乾：坪石众先师小记（22）

2020-06-03 上午 01:00 来源：南粤古驿道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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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4年底至1945年这段极为动荡的时期，“坪石先生”不得不从坚守近五年的教育学术阵地分散撤离，在坪石教学时武阳司法学院群英齐集，老中青三代学者营造了浓厚的民主学术氛围。1941年4月17日的法学院教员登记名册中，吕复60岁，李达52岁，丘琳43岁，王亚南是中央训练团指导员、政治部设计委员、时年40岁；陶大镛，在坪石任教前是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编译股长，时年28岁；雷荣珂40岁，进入中大前，1937年12月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员，授课课程包括中国外交史、各国政府及政治、社会政策。章振乾的登记资料出现在1941年11月29日的教员登记名册中，任副教授，时年31岁。在1945年的教员登记名册中，胡体乾为院长，雷荣珂到校时间为1939年6月、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章振乾教授的名字依然在册，补充登记了入校时间是1941年8月。

　　随后数年至新中国成立，“坪石先生”们纷纷成为各民主党派最早的创建人和召集人，共同汇成中国共产党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力量。除了龚梅彬对民革创建的影响力，丘琳对台盟的建立之外，雷荣珂指导致公党党章的起草，成为致公党主席团四成员之一，并代表致公党赴京参加首届全国政协会议。雷荣珂曾对致公党党徽的内涵做了详尽的阐述，他在1949年5月出版的《公论》第6期上发表的《中国致公党所代表的阶级问题》中指出：中国致公党的党徽“井田”，虽取义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但这不过是象征“耕者有其田”的意义。这也并不因为党徽所象征的是农民解放，就是说中国致公党所代表的单纯是农民阶级的利益。中国致公党的大部分党员既是各地华侨，而华侨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阶级。这些华侨，其共通所有的利害关系，主要的已不是单纯各个阶级的利害关系，而是整个民族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华侨团体中，通常是民族意识高于阶级意识的，从来的华侨就是最爱国的。所以除开为今日革命的对象之外，“其他一切要求革命的阶级，均可能为中国致公党所代表”。

图为致公党参加首届全国政协代表合影，左一为雷荣珂先生。

　　章振乾1947年秘密加入民盟，对福建民盟创建丰功至伟，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91岁时专赴香港共亨回归之荣光，2005年百岁文集出版，距离他离开坪石已经60年了。

　　章振乾先生重情重义，当他的老友、著名史学家傅衣凌先生（也是现在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老师的博士导师）去世时，他专门撰文悼念，其文《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写到：“衣凌是一个历史学家，可他对于自己不感兴趣。从这点我们也可感受到他的谦逊和高尚人格。”这里说，傳衣凌先生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早期还参加了革命，他们共同秘密加入民盟、保护进步学生。

　　“世纪老人章振乾老教授，经历了清末的辛亥革命及震撼中华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动荡年代；迎来新中国后又经历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履险冰而不坠，艰苦备尝，大浪淘沙，岿然不倒。”

　　这一段出自《章振乾百岁文集》的话语概述了坪石先师——章振乾教授革命的一生。

图为2005年，章振乾先生在《章振乾百年文集》发行仪式上（图片引自《福建统战》）。

　　章振乾，1907年出生，福建连江人。少年时，他就离开家乡赴省城福州求学。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很快就波及福建。十多岁的章振乾，毅然走上街头，参与了学生运动，经受了爱国运动的洗礼和科学民主精神的薰陶。年青时，章振乾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后，就回福建，曾一度在省政府机关报《新福建日报》任编辑。1934年，他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攻读农业经济，1937年毕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章振乾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一边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一边参加抗日民主运动。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任教，当时经济系系主任是王亚南先生。

　　关于章振乾到中大任教还有一段故事。起初，章振乾于福建省银行工作，但因为不赞成其新任总经理的投机式经营，心里早想离开。在中大任教的董家遵先生回福建探亲时得知此事，便问章振乾愿不愿意到中大。王亚南先生知道后，因担心银行工资比大学高很多而请不到章振乾，于是与张云校长商量，给章振乾发了一份征聘电报。得到夫人大力支持的章振乾拿着电报便辞了职，前往坪石。

　　1941年，章振乾到坪石任教，被聘为副教授；1944年、1945年，被聘为教授。

图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所在地武阳司村。

　　章振乾刚到坪石时，住在董家遵先生家，同事和朋友们帮着找房子，但挺不容易。后来，他们找到一家，前后两房，都没有地板，脚下就是泥土，很潮湿。夫妻二人把房子租了下来，夫人用刷子和抹布认真洗刷，东西晒干了，便搬过去。他们用砖头顶起两张床，两条板凳架着房东原来摆摊的大木板当书桌。因为条件有限，住所没有电，章振乾晚上只能在昏暗的油灯前看书、备课。

图为国立中山大学武阳司法学院宿舍正立面图，虞炳烈，1940年（来源：东南大学）。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章振乾在武阳司村的法学院为学生们讲授“货币银行学”、“银业实务”和“农业金融”三门课。

图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在武阳司的办学旧址。

　　国立中山大学说是在坪石，其实只有行政中心和文学院在那里。农学院在粟源堡，医学院在乐昌城，离坪石有挺长的路。而法学院在一个镇上，跟坪石隔了条河。章振乾任教的经济系归法学院，上课要坐渡船。有天早上，风雨交加，摆渡间隔的时间长了。章振乾晚了一点到，走进教室，很多学生大声笑。章振乾不知怎么回事，抬头看黑板，上面写着“章先生狂风暴雨也会来”。原来学生们觉得自己猜对了，得意起来。

图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所在地的武水桥下。

　　还有一个冬天，一位学生在晚上匆匆跑来，说他的朋友因为政治问题要逃走，需要一点钱。章振乾问夫人家里还有多少钱。夫人说五十块。章振乾叫她拿出来。夫人说：“明天还要买米呢。”章振乾讲：“先救急，买米的事以后再说。”

　　第二天，家里的米只够煮早餐。章振乾到董家遵先生那讲了情况，跟他借米。在当时，读书人逃避抓捕是常有的事。董先生叫章振乾把米袋留下，说他把米送过去。章振乾说自己带走就行，董先生坚持由他送。章振乾只好先回家，等到中午，董先生没来。章振乾问家里有什么能吃的，夫人说还有两个水果罐头。他们就用那东西对付。到傍晚，董先生还没来，孩子饿哭了。天黑以后，董先生才背来一袋米。

　　看到章振乾家的情况，董先生大为歉疚，说：“上午我不让你拿米回来，因为这很难看。哪有教授满街背米的？所以等到天黑才送过来。没料到你们家竟然连一天的粮食都没了。”由此种种可见，章振乾在坪石教学时生活之艰苦。

　　1944年底，坪石沦陷后，王亚南离开了国立中山大学，章振乾亦跟随王亚南进入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并担任研究员和经济组组长。章振乾根据福建的省情，对闽西土地改革、侨区农村经济、渔村土地问题，都做了专门研究。他尤其重视实地调查，经常带领所里的年轻人下乡，收集第一手资料，他的研究成果为各方所赞赏和重视。

　　中山大学法学院派了两个助教来参加，希望章振乾调查之后回学校把课上完。章振乾觉得义不容辞，离开闽西就去广东蕉岭，中大法学院在那里开课。章振乾教了两个星期，平均每天讲五节。法学院院长胡体乾请章振乾吃饭，知道其夫人的老家在梅县，于是说，学院下学期要搬到那里，已经看好地方，请章振乾带着夫人去讲学。

　　谈及“中国民主同盟”，其成立于民族危难之时，许多章振乾所仰慕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著名的学者，都成为了民盟的中坚力量。抗战胜利后，在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中，民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而章振乾就在这年参加了福建地下民盟组织。

　　民盟福建省支部筹委会于1947年3月成立。根据当时形势，福建民盟成立后就跟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密切联系。他们采取秘密的地下斗争方式，开展活动。当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后，其筹委会就决定：继续发展上层知名人士入盟，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必要时掩护撤退；同时，坚持地下斗争，大力做群众工作和策反工作。当时也许章振乾也在这保护之列，故未曾让章振乾冲锋临阵或作任何牺牲。章振乾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曾与傅家麟、管长墉等社科所盟员策划了省立四所高等院校教工联谊会开展的“罢教索薪”斗争和其他一些工作，在知识界产生了一些影响。

　　1970年代后，章振乾专职从事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工作，历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福建省政协常委，第四届民盟中央委员等职。章振乾谈到，他的一生都以自己是个盟员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