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岭下的南腔北调
2020-05-15 上午 10:15   作者: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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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年轻人的活力充满着乐昌金鸡岭下安静的坪石小镇,这座原来偶尔火车鸣笛声扰动了宁静的小镇,除了墟日的喧哗外似是世外桃源,原来唯一的西南官话的分支坪石话现在基本被南腔北调声浪湮没。香港学生有学讲国语,大陆学生学讲粤语外,更重要的根据专业,中国学生要学讲法语、日语、德语,乃至拉丁语。

  一、多国语言课程和跨学院兼课

  陈焕镛在1941年研究院填报的教员名册中,所授课程:拉丁文、高等植物学、书报讨论。这样推理陈焕镛应到过坪石,而且教学范围很广,教学方式现代。陈焕镛是否在坪石任教一直有疑问,请教吴永彬老师和施瑛老师,我认为分析准确,陈焕镛是著名教授,随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往香港办公办学,从“组织关系”上保持他的名字,此外蒋英教授具有导师资格,1941年从香港回到栗源堡和坪石,农林植物研究所依靠香港和内地的导师组指导研究生,可以继续运作。

  课程安排,陈焕镛先生可以开拉丁文的课程,证明陈先生的学术功力之深。医学院的教员名册上有一位意大利老师福基道,57岁,兼任讲师,授课拉丁文。

  在医学院,教授留德的较多,学生的外语课除了西方医学需要拉丁文,第二重要的外文是德文。英国学者李约瑟访问医学院的回忆也谈到这一特点。教授德文的有两位老师,庸纶副教授和讲师龙雨沙。

  战时国立中山大学在坪石集中了许多留法的教授,判断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法文图书应该有一定数量。倪馆长通过中山大学图书馆同仁查明,中山大学图书馆1949年前法文图书藏量:图书5000余种、8796册,其中最早是公元1165年,之后公元1626-1949年;期刊300余种、1758册,公元1795-1949年。这批历史久远的法文旧书籍研究就是一项大课题。推断这些法文书籍就是当时国立中山大学杜定友先生抢运回来的一部分图书,而且是留法老师带回来的一部分,这里的图书不排除部分是私立岭南大学的藏书。

  留法教授不少又讲专业课,也讲外文课。法学院教授卢干东,1941年的教员登记表显示所授课程为劳工法、罗马法、二年级法文、三年级法文。1945年教员名册上填写的到校时间是1934年2月。1945年填写的教职员名册填写的简历是“本大学法学士,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历任本校教授等职”。里昂中法大学的登记表写着到校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离校时间是1934年11月16日。留法回国的谭藻芬老师在里昂中法大学的登记表上写着到校1931年10月31日,离校时间是1936年11月27日,可以判断她与卢干东先生是在法国相遇而后来成为夫妻的。她在文学院教一年级法文、三年级法文,法文在当时是与英文同样重要的外国语,登记表显示1939年9月到校的,应该是在澄江时期。在1945年的教职员名册中,留法的教授有张良修博士,还有吴逸之,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东吴大学教授,1945年8月到校。在1943年《东吴校闻》曲江版校本部及文理两院教职员表中,可以找到吴逸之教授的名字,广东梅县人,时年36岁,政治学系教授,在中国毕业的大学是北平中国大学,经历写着是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在法学院1942年6月填写的名册上,吴先生在1942年3月月聘为副教授。[1]

  1941年出版的《粤音韵汇》现在香港中文大学设计为电子版,仍然是学粤语的经典之作。各种对作者黄锡凌介绍的材料基本忽略了一点,黄先生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的经历。有趣的是在1944年师范学院职员表中,粤语语言学第一人黄锡凌为副教授,教的课程是英语,1943年12月到校,所在地写着“在院”,黄先生在烽火逼近管埠时仍然坚守在岗。他原来是在岭大中文系授讲中国文学。根据1944年4月14日李应林校长签名的证明和国立中山大学教员名册,黄锡凌先生的词条可以补充为:

  1933年至1942年在私立岭南大学文学院任讲师;

  1942年至1943年在大村的岭南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

  1943年12月起在管埠的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副教授,专任英语课程。

  戏剧家洪深在战时教的课程也是英语,1941年度文学院所填表格中反映出洪深的教学情况。洪深先生是文学院外文系主任,洪深教授授课为戏剧选读、西洋文学、美国文学。

  武阳司村法学院藏龙卧虎,1941年法学院教师名册中有日文的专职教授丘琳,分别教授初级日文和高级日文两门课程。丘琳先生是丘逢甲次子,新中国成立后,是广东省民盟、台盟的创始人之一,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任法学院教授,教授日语,在缺乏教材的情况下,他结合学生的实际,亲自编写以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某一段作为教材例文,进行教学,受到学生欢迎。他在兼任学院办公室主任期间,法学院16年中换了七个院长,而每个院长对他都极信任,把学院的行政事务交给他负责,他都尽力去把学院工作做好。抗战期间,日寇入侵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迁出广州。在人心惶惶,城危旦夕之时,法学院的搬迁工作由丘琳负责。他亲自督责主持法学院图书、档案等装箱搬运。法学院由粤迁云南微冮,后由云南迁回粵北坪石,再由坪石迁粤东蕉岭。在这颠沛流离、辗转搬迁期间,他为抢救学院的图书、档案资料,不顾丢失自己的行李。日本投降后,1945年冬,法学院迁回广州。法学院的图书、档案资料,能保存一部份,是与丘琳尽力负责分不开的。[2]

  法学院留学日本的教授颇多,这与上世纪初的留日学习的留学运动有关。著名的法学家、社会活动家吕复先生,1905年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后转入明治大学法科,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2当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吕先生懂日、英、德三国语言,在武阳司村完成的著作和论文有《中山学报》1942年第1卷第4期“中华民族形成之诸种原因”等,1943年出版著作《比较地方自治论》,在该书的自序落款写着“中华民国三十年孟秋之月北平吕复谨序粤北武之校舍”,并谈到这是在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系课程任课使用讲稿,在“燕京时之旧稿,而间有删增。”[3]1941年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职员名册登记吕复先生的到职时间是1937年9月,时年61岁,为法学院最年长的教授,他所授的课程是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史。1945年再版《比较地方自治论》时再序落款“中华民国三十又二年除夕于北平吕复再序于渝都歌乐山”。倒算一下,民国三十二年的除夕是1944年1月24日,吕复先生在国立中山大学服务近7年,与燕京大学任教时间基本持平。1950年7月至1952年11月,吕复先生任原察哈尔省副主席。

  法学院留日的老师还有雷荣珂教授,1929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薛祀光教授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日语的学习对研究法律经济均有帮助。

  兼课解决师资不足,由于学院分散,路程奔波可想而知。石兆棠,1941年11月的教员登记表显示他从文学院到法学院兼职讲授“哲学概论”“科学概论”。陈孝禅也是文学院兼法学院讲师,讲授的是“社会心理学”。杨成志也在法学院兼课“民族学”,表明法学院课程丰富,不同学院老师学科交叉兼课。在1942年1月填写的1941年度医学院职员名册中,黄巽先生兼任教授,授课课程为数学、物理。

  二、为战时中国乃至香港、澳门地区提供教育资源

  借读生是战时学子继续学业重要的途径,国立中山大学1940年制订了有关规则:

借读生规则[4]

民国三十年六月三日公布

  (一)各校学生志愿来大学借读除有特别规定者外应呈请教育部核准分发来校始得收容

  (二)借读学生应于学年开始前到校报到依期注册入学逾期取消借读资格

  (三)借读生注册入学应遵本大学注册规则呈缴证明文件编入适当学院系年级肆业

  (四)借读生应遵守本大学一切规章并受本大学之一切考试其待遇除有特别规定外与本大学学生相同

  (五)借读生应照本大学规定缴纳学费及其他费用

  (六)借读生如因家在战区而经济来源断绝者得照教育部颁布贷金办法申请贷金(由本大学审查合格后专案代向教育部呈请由部核给)

  (七)借读生经学期或学年考试及格者得由本校发给成绩证明书

  (八)借读生在校借读毕业而原校尚存在者得由本校暂行发给临时毕业证明书并注明原校院系

  (九)借读生在本校借读毕业而原校奉令暂行停办者得由本校发给毕业证书并注明原校院系

  (十)借读生在本大学借读满一年成绩及格得依部颁战区各级学校学生转学以及借读办法暨本大学转学规则申请转为本大学正式生

  (十一)借读生申请转学须分别呈缴下列证件(甲)转学证书(乙)原校成绩单(丙)高中毕业证书(丁)本大学借读成绩单

  (十二)借读生申请转学应参加教育部统一考试或本大学入学考试及转学考试

  (十三)借读生在本校第一年级起肄业者得免受本大学之转学考试

  (十四)借读生在本校解读之各科成绩如有不及格应依章补考或补修候及格后始得申请转学

  (十五)本大学学生应愿借读他校应申述理由呈请校长核准由校发给证明文件其未经核准者在他校借读者其成绩概不予承认

  (十六)本大学学生借读他校以二年为期限,逾期即取消其学籍

  (十七)本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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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1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手册》关于借读生规则。

  战时借读生有特殊性,体现了坪石教育机构存在于战时的全国性的作用和意义。大村的私立岭南大学为香港大学的借读生专门设立了国语班,同时设有“香港大学学生招待所”。因香港沦陷在大陆求学近一半香港、澳门学生借读于粤北教育机构。

  1941年第二学期,岭大学生开始借读国立中山大学各学院,包括各年级各专业,如中文系三年级周少筱、二年级苏燕芬;史学系的一年级学生杨淑芬、刘伯林;外文系的一年级王惠英、陆锦;法律学系四年级周祖逖、方冠蕃;经济学系一年级李华伦;政治学系二、三年级陆士诚等9人;生物学系陈瑞棠、黄金蚨;化学系二年级黄翠芬;土木工程学四年级和二年级陈乃鼎等10人;化学工程学一年级罗在元、吴潍;机械工程学一年级徐宗华;共35人。

  在1942年第一学期的借读生中,有浙江大学理学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私立大夏大学理学院、香港大学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私立圣约翰大学、北平师范文理学院、私立沪江大学理学院、东吴大学理学院、私立光华大学、私立大同大学的学生,从借读登记序号判断约有174或165人。

  在1942年第一学期开始借读国立中山大学名单中,理学院有39人,第二学期有7人。岭大理学院1938-1940年入学各年级学生均有借读于坪石国立中山大学的情况,理学院借读生中5人就读外省大学、其余均为岭大学生。

  1942年第一学期,私立岭南大学理工学院各年级借读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的学生进入化学系借读的最多,包括:

  何智(化学)、朱伟南(化学)、马宗驿(化学)、梁榆珍(化学)、关学培(化学)、李锡永(化学)、李毓浤(化学)、刘鸾聘(化学)、巫德坤、陈英武(化学)、关本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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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立中山大学花名册。(注:曹劲提供)

  陈英武,1922年出生,广东台山县人,实际上是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在读生,上海沦陷后,又转至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后继续从事石化工作,1949年10月23日开始在新中国后成立的中科院石油研究所从事研究,该所多次变更名称,原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1954年改为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1961年改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1954年陈英武先生任该所副研究员,1955年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57年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副秘书委员。[5]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周望岳,在回忆中提到他曾在陈英武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而巫德坤进入的大学是私立泸江大学理学院,资料显示,1965-1972年香港培道中学的校长为巫德坤。巫德坤在发表讲话中回忆时说:“记得我在广州东山培道念书时,大礼堂讲台上,一边挂着校训‘爱诚贞毅’,一边挂着格言‘先求神之国’。多年来,这几个字的启示,不断印入我脑海中,深受影响,使我一向把它作为做人处事的方针,也希望后辈同学都能体会学校的祈望,虽然不可能每一位同学都能在人类历史过程上,记上轰轰烈烈,成功伟迹的一页,但希望大家谨记母校的校训和格言,将来对社会付出重大贡献,才不负中学阶段的几年教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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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曾借读国立中山大学的巫德坤女士。(图片引自香港培道中学官网)

  岭大理工学院的借读生还有黄霭和(生物)、李皓(生物)、黄佰勤(生物)借读理学院生物系。岭大借读理学院物理学系的学生有林瑞源。

  私立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二年级第二期学生,沈廼球,浙江吴兴人,借读成为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部生物系三年级第一学期学生。1942年第一学期借读理学院的省外大学学生还有西南联大理学院数学一年级学生黄特爰,江西临川人;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一年级学生吴东学,廉江人;私立光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何维林。

  沈迺球,1923年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寻镇,1948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疗系,同年获苏州东吴大学理工学士学位。毕业后从事医疗和医学教育工作,先后任住院医师、讲师、主任医师、教授等职。他长期从事呼吸内科临床与教学工作,创建大连医学院一院、遵义医学院附院呼吸内科专业、肺功能室及血气分析室,并为学科带头人,也是呼吸专业著名专家,曾撰写有关学术论文,国家级就有50余篇发表或参加各级学术杂志及会议。由于在临床,教学工作上有卓越成就,于1992年10月,被国务院批准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42年第二学期借读理学院化学系的还有:私立圣约翰大学文理学院化学系二年级学生徐钦瑶,浙江鄞县人;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二年级学生凌慧贤,番禺人;私立大夏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休非絮,普宁人;其余4人均为私立岭大理工学院学生。

  侨生是战时的特色群体,1942年金鸡岭下的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侨生86名,登记表中有现在父母在何处一栏,统计一下以香港居多,次之是澳门、美国,学生包括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等国。一、二、三、四年级均有,最大的27岁,最小19岁。

  战时让校务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包括转学、休学、借读等手续办理,学生因为家乡沦陷无法取得证件等等,均需要学校与教育部书信来往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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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法学院法律系来自沦陷区学生致函,请求由于战时部分证件不齐请求体谅的函件,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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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立中山大学再致教育部关于借读生名册规范化填写处理后呈报的函。

  守望相助,挤多一张课桌,将成就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才,不分东西南北。

 

  注释:

  [1]广东省三师志愿者协会编写组编著:《抗日期间粤地教育历史纪事》,2020年,268页。

  [2]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屠鹤云主编。广州文史:天地存肝胆[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五十六辑。

  [3]吕复著,周威点校,《吕复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368页。

  [4]国立中山大学人事组编:《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手册》,坪石,1941年,48页。

  [5]http://www.kepu.diep.ac.cn/doshow3.php?=83

  [6]引自香港培道中学官网“历任校长”栏目。

 

  (感谢辽宁省政府陈绿平副省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院士、辽宁省人民医院查证提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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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熹 熊灿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