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一书的说法：“客家”这一称呼，最初是出于清代的一次大规模族群土客械斗，是由当时在广东西部的江门地区相对而言以“地主”自居的“广府民系”等冠予客家的，是一个他称，逐渐成为族群名称。不过，这个称呼也与客家人的千年迁徙历史有关。在最初的南迁历史中，他们渡江南下至赣、闽及粤东、粤北等地，因系后来迁入他地，且在融合和发展中保留了自己仅有的民系特色，因而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相沿成俗，这一部分汉人便自称“客家人”。概而言之，所谓“客家”，就是与土著居民相对而言的。客家人经过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的艰辛历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与顽强的生命力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的方言、习俗、精神、自觉意识等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的社会群体。

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1854-1867年），广东的土家人和客家人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持械斗殴事件。这场群殴绵延14年，双方死伤数十万人，其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不亚于一场战争。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是“天地会”起义。当时清朝政府正疲于应付太平天国，没有兵力来镇压天地会“洪兵”，于是各地政府就发展民团来对抗天地会。天地会里的土家人居多，民团中的客家人居多，于是逐渐发展成为宗族之间的冲突，再加上清朝政府的处理措施失当，事件急剧升级，终于造成了大规模的民间厮杀。

　　客家民系在迁徙中诞生，客家人的分布格局在迁徙中形成，客家的文化在迁徙中丰富发展，客家人的历史作用在迁徙中日益体现。关于客家人的迁徙史，学界普遍认同罗香林的说法，即：客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迁居南方后，又尝再度迁徙，总计大迁徙五次，其他零星的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至的，那就不能悉计。如今，通常把客家人口迁徙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学界所谓的客家“五次大迁徙”。

客家迁徙路线图，来自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

　　其一，客家第一次大迁徙，发生在两晋之交至南北朝。大批汉人因避战乱和灾荒，从中原迁到江淮流域，迈出了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步。这一时期的迁徙，源于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扰乱社会和平。为求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生存，中原的汉民族被迫南奔。南迁的人口多由“衣冠士族”率领，带领着其家族、宾客等人，因而学界又称之为“衣冠南渡”。据相关统计，北方人口迁到南方的总数约为90万，大约北方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人南迁；南方人口有六分之一为北方的侨民。当时把这些南迁的人们称为“流人”，出现了史载的“青徐流人”、“司豫流人”、“秦淮流人”。其中，原居住在中州及山西太原、长治一带的“司豫流人”，他们越淮渡江，有的到达江苏太湖区域，有些则到达浙江、福建沿海，还有其中一部分继续迁徒，后来可能就演化为闽南人。而这“司豫流人” 就构成了客家先民的主体。客家先民到达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后，东晋统治者为安顿和控制这些北来的侨民，在侨人较为集中的地区重置了州县，这就是史载的“侨置郡县”、“土段”、“给客制度”产生的主要背景。另外，这些南迁的客家先民，多以“衣冠士族”自称，在“侨居”中表现出对中原郡望（表示某一地域或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身份的自我坚持和对南迁的无奈，这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和保持客家族群的特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胡乱华”时期，汉人的地位低下，生命如同蝼蚁一般被随意屠杀，可以说那是一个汉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据《资治通鉴·晋纪七》记载：“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馀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又《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记载：“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王弥弟璋焚其余众，并食之”。对于这些异族而言，屠城、吃人屡见不鲜。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统一全国后，据《晋书》记载，全国有2495804户、16163863人。等到后赵灭亡时（351年），整个华北地区汉族人口不到300万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汉族人口从一千多万人降低至不到300万人。

　　其二，客家第二次迁徙，发生在安史之乱、黄巢起义时期至五代十国时期。其迁徙的动因多是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据吕振羽《中国通史》一书的记载：唐王朝经“安史之乱”严重摧残后，不堪重负的农民发动了以王仙芝和黄巢为首领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给沿途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极其深重和残酷的，无数原籍于战区的无辜民众都遭受了死亡或逃难的悲惨命运，大半个中国都处于战火之中。同时，长江流域的灾荒频繁发生，比如在10世纪到11世纪，长江流域的水、旱、蝗灾多达数百次。于是乎，前一阶段从黄河流域的河南等地迁到长江流域聚居起来的客家先民，因此种缘由，不得不再度向南大规模迁徙。汉人移民向闽粤赣边大量流入，迁徙路线大体上是三条：一是从都阳湖溯赣江而上进入赣南各县，有的再从梅岭关隘进入粤北；二是从都阳湖溯抚江、盯江而上，进入赣南于都、石城等县，再转到闽西的长汀、宁化，有的翻山越岭进入粤东北；三是经江西、浙江交界处，越过仙霞岭，沿武夷山东麓进入闽西，有的沿汀江进入粤东。据《客从何来》一书的统计：“综计闽粤赣边界9州，唐宋间由3万户净增13万户，达3倍。”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相对和平的环境，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南北方人口比重也由北重南轻转变为南重北轻。客家先民大举迁入闽粤赣交界处，促使客家大本营的逐渐形成，为汉民族一个崭新民系的诞生准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源，奠定了客家民系形成和成熟的基础。

广东韶关石塘村，粤北最美客家古村落。韶关地处粤北，与“湘”、“赣”、“桂”三省交界，是客家人主要聚集地，素有“客家第五州”之称。这里的客家人生活习性、民居民俗与闽西、赣南、粤东的客家人大同小异，都坚守着“硬颈精神、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主流文化。石塘村共有古建筑133座，保存完好的有106座，是韶关范围内历史较悠久、古建筑群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古村落。2010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评为 “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 ”。

　　其三，客家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两宋之交至明朝中叶。这一时期的南迁与封建统治的衰败和战乱密切相关，两宋软弱国力与消极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混乱，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北方民族入侵，元兵入主中原实行元朝政权的野蛮统治。据陈华《灾荒与客家先民南移入广》一文的说法：动荡的社会经济中心的转移促使更多的中原人迁入较为平和的南方，更多的汉人涌入客家大本营，与当地的畲族、瑶族等土著民族相融合。不过客家大本营的人口聚集过多，导致有的客家先民从客家大本营迁往粤东北、闽西、赣南等地，而且人数逐渐增长。比如，闽西汀州，在南宋宝祐年间，人数比起北宋元丰年间增长了2.7倍。在此期间，客家民系走过了孕育、形成、完善的路程。并且，始终认为自己“根在河洛”的客家人共同拥有着自晋代以来的流徙及同时形成的漂泊基因，还有共同秉持着魏晋“衣冠士族”所持有的清流思想和因两宋积弱而激发的民族自尊，致使客家民俗表现出与当地民俗所不同的色彩。比如，语言上保持了中原古音，精神文化上保持了汉族传统的内核。

畲族族人举行各种活动的排楼。畲（shē）族，中国南方游耕民族，一千多年来，畲民不畏艰辛险阻，从原始居住地——广东省潮州市凤凰山四散迁徙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份，有的还迁徙到了贵州和四川，90%以上居住在福建、浙江的山区，其余散居在江西、广东、安徽等省。畲族有自己的语言——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通用汉文，唱畲歌，且畲歌是潮州歌谣的源泉。99%的畲族所操语言接近于客家语，但在语音上与客家语稍有差别，有少数语词跟客家语完全不同。

　　其四，客家第四次大迁徙，发生在明末清初时期。这一时期的客家迁徙活动，最初源于清兵入关，对汉族实行的异策，激发了客家人维护汉族统治的民族自尊，加上抗清斗争的进行；到后来就是因为东南沿海的战乱和明末时期张献忠入川，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廷就采取了“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鼓励湖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川垦殖。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发展，伴随雇佣、租佃关系的变化，居住于闽粤赣的客家人纷纷外出。据刘大可《论清代客家人的迁徙及其历史影响》一文的提法，当时主要迁徙路线包括：由闽西、粤东进入粤北，再进入到桂东北、桂东，乃至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追随郑成功家族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较早的一批客籍移民；从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客家农民在“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下，迁入了湖广交界地带或者是四川，在四川形成了一个个的“飞地”或“方言岛”。明末清初的客家人迁徙到广西、台湾、四川等地与当地土著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各民族系间相互影响，而对于客家人而言，在同化当地土著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逐渐地形成了客家特有的风俗习惯。

中国西部客家文化聚集地四川成都洛带古镇的博客楼，建筑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直径52米，地上有四层建筑。土楼以客家博物馆为核心，内设有多个主题博物馆，包括非遗文化展示中心，客家擂茶体验中心、四川古陶瓷、宗教绘画主题博览馆等。2013年，洛带博客小镇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每栋楼都是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施工让博客小镇韵味无穷。作为世界客属第二十届恳亲大会的核心分会场之一，洛带被世人称之为“世界的洛带、永远的客家”，“天下客家”的定位也得以确立。

　　其五，客家第五次大迁徙，发生在清末时期。由于天地会等会党运动的扩散和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以及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等政治斗争因素的影响；再者，清代客家居住地人口急剧膨胀，耕地面积严重缺乏，和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客家人的向外流迁；另外，清末对外贸易仅留广州这一口海外贸易枢纽，有些临近沿海的客家人为求生计，遂而冒险出海谋生，迁徙到国外南洋等地。这一时期主要由广东中部、东部迁至西部、南部及海南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在这次迁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客家人远走世界各地，积极克服种种天然的恶劣条件和排除各种社会压力，这促使客家人充分发挥千年迁徙中形成的冒险精神、抗争意识、耐劳、坚强不屈、团结互助等客家精神。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客家人强烈的革命性，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客家人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影响日益明显和突出，比如洪秀全、孙中山、叶剑英、朱德等促进近现代中国发展的革命先人。而且，客家人在飘洋过海的迁徙中，积极在海外开创基业，比如号称“大唐客长”的罗芳伯，就是清代移民南洋的客家人。他于公元1770年，率领族中兄弟及天地会众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西部山口羊地区，以同姓、同族、同村、同乡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了兰芳公司。这个政治实体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对开发西婆罗洲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这一次迁徙促使海外客家群落形成，迁徙到海外的客家人日益增加，在促进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的融合方面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朝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6月8日，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罗芳伯率领下南洋的108位过番客们，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加里曼丹岛（俗称婆罗洲）西部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兰芳大总制共和国（对外宣称为东万律兰芳公司）。这是亚洲最早创建的民主共和国，其所实行的兰芳大总制，是近代世界最早的共和政体之一，较之华盛顿于1787年创建的联邦制还早了10年。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兰芳国被荷兰殖民者所并灭，结束了其107年的历史。在国家政治制度上，兰芳国实行共和体制。国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工农兵一体，部队平时分散在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起来御敌。全国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类似于后来普遍实行的议会制。在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上，其创立了中国古代的禅让制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形式。公元1795年，即“兰芳大总制”成立19年，罗芳伯因病于西加里曼丹岛西海岸的坤甸市与世长辞，终年58岁。

　　如今，客家民系已成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其成型的过程中，由于大规模的流动迁徒和环境的险恶，迫使他们摒弃了懦弱保守的性格和意志薄弱的成员，并以坚忍卓绝的精神和斗志开拓着自我的生存环境，从而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但是，客家文化的前身是中原文化，客家民系产生于中原，客家人就是中原移民。遍布于今日粤、桂、台、闽、赣及海外的客家人，先天就带有中原文化的印痕，虽然历时久远，但他们代代相习、不断传递。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客家文化是演变、递嬗了的中原文化，它较多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生形态。从文化渊源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它又是研究中原文化的资料来源和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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