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历代驿道的主要沿袭

　　通过分析历代统计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的驿道产生于奴隶社会、定制于秦汉、兴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衰退于民国初年。

图为秦代驿道遗迹。

　　秦代，全国统一修筑了驿道，宽五十步，以京师咸阳为中心，东通东海，南达两广，北至九原，西连西域。汉代，最著名的驿道就是“丝绸之路”，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

图为苏州横塘驿站。

　　唐代的驿道更为壮观，据《唐书》记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43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宋代的驿道，正式划归兵部直接管理，可见其军事意义得到正式认可。元代的驿道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亚洲西部和东欧等地设有驿站，凡当时蒙军控制地区，都有驿站组织，最多时达1万多处，这在《马可波罗旅行记》中有多处记载。

图为龙场九驿遗迹。

　　明代比较重视边疆地区的驿道建设，著名的有黔西北奢香夫人建设的龙场九驿。龙场九驿使得明政府的腹地可以由宽敞的驿道直达云贵边疆，沟通了中原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是我国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到了清代初期和中期，驿道建设继续大发展，数量和地域得到进一步拓展。

图为唐代主要交通路线图。

　　二、关于驿道产生的国家本原

　　中国古代道路除有官、私之分外，又有驿道和县道之别。文献中关于驿道的记载甚多，且由来已久。《后汉书》记载：“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帝闻而异之。” 到了宋代，驿道与县道被表述为两种相对且相互联系的道路。《景定建康志》记载：“驿路五十一铺，每铺相去十里……县路十一铺，每铺相去二十里，此系诸县不通驿路处递传之路。”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驿道即是官路、但官路未必是驿道。驿道在政务传递方面重于县路，站点设置较为密集，而县道仅为不通驿道处之快递之路，站点设置较为稀疏。另外，驿道作为政务传递要道应该是中国古代的一般状况，比如《书叙指南》记载：“当驿路曰驿道所出，又曰邮传剧道。”

　　不过，据相关记载，驿道在承担政务传递任务的同时，还是行旅往来与物货流通、特别是官方人员往来和陆路纲运的主要道路。《资治通鉴》记载：“（长庆二年，朱克融、王庭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陈。……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再比如，由开封北行经澶州、大名至雄州，和经滑州、赵州至雄州，是北宋京师联通燕云地区的两条干线、亦是宋辽使臣往来的主要行经道路，史称“北使驿路”。驿道既为官方人员等行旅往来之干道，自然亦有传舍和馆驿设置。唐代前期，驿在一定时期内同时承担公差人员之食宿需求。

图为明清代的驿道分布图。

　　当然，全国及局部地区的驿道设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会根据形势之变化和某种需要加以调整，或废弃，或增辟，或改变路线。驿道乃政务传递和人员往来之官道，所以不是连通所有州县，而通常是自京师向全国辐射，联通重要州县。不通驿道之州县，则是依靠县道一类的官路与驿道连接，从而联通与中央的信息往来。因此，单就驿道布局情况看，许多州县的情况有所不同。从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的情况看，州县之政治、军事形势往往决定其有无驿道经过，或是否有驿道交会；而从州县是否驿道所经及其整体驿道分布，亦可反观其政治、军事形势、乃至社会经济状况。

图为驿道上往来的商队。

　　三、关于驿道的国家政治意义

　　驿道首先是满足国家军政事务的需要。战争规律告诉我们，谁拥有強大的军事交通能力、谁就能拥有战争的主动权，从而能保障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这就要求国家将军事交通放在优先的地位加以对待。封建王朝深刻认识到军事交通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唐律疏议》规定：“邮驿本备军国所需。”甚至于为保证驿道军事交通的优先地位，唐代法律限制并排斥百姓的驿道交通权利。另外，为了确保驿道的畅通的优先地位，法律明确规定了百姓在驿道上必须避让国家军政官员，甚至要藏起来，《唐六典》记载：“凡行路巷街，贱避贵。”

　　虽然封建王朝认为驿道首先服务于国家军事需要，但是也认识到驿道也能直接服务于经济需要。比如，唐代安史之乱后，漕运和税收不通，朝廷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唐代宗任命刘晏改革全国的驿道体系。刘晏一方面在运河沿岸驿道设置驿防兵保护漕运粮食安全。《全唐文》记载：“设驿防兵后，江淮通过漕运每年运米数十～一万石，以实关中”。另一方面，刘晏通过改革驿道体系，通过驿道传送各地物价信息，迅速解決了当时的财政危机，《新唐书》记载：“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这很明显说明了驿道直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图为隋代大运河系统。

　　从中可见：随着政治的统一，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驿道的职能远远超出“布宣号令,传递军情急务”的范围；封建王朝往往以“盐课钱粮最为重大”,将驿道视为安邦治国之大计，以都城为枢纽建筑驿道交通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增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 曹家齐：《唐宋时斯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3. 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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