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增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正式出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对增城地区进行的区域性考古调查成果，正式面向公众公布。

　　《调查报告》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编著，主编韩维龙、金志伟，执行主编曹耀文。

《广州增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

　　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合作，依托“考古通”软件，对增城地区进行区域性考古调查。调查以地下遗存为主要对象，时代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实际调查过程中以先秦两汉时期遗存为主。本次考古调查复查和新发现各时期遗址555个，其中先秦两汉时期遗址计519个。从调查成果来看，增江流域的古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不仅分布密集，而且其年代序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时期绵延不绝，且相当一部分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年代跨度较大。

　　完善珠三角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编年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的信息指出，增江流域是珠江三角洲东部早期考古遗存分布较密集的区域，“但是，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缺乏考古学规划，以遗址点为基础构建的编年序列尚不完善，不足以反映整个增江流域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演变，区域内遗址空间分布的聚落考古研究亦开展较少。”

　　在广州，增城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早，著名的金兰寺遗址，也即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广州”，早在1956年即被发现。百花林、西瓜岭村、葫芦山、花塔岭、火龙庙山、水打坝等早期遗址都在上世纪50、60年代被发现。莫稚执笔、1964年6月完稿的《广东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中，刊布的增城地区贝丘遗址就多达11处。此后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增城地区都有零星的考古发现和发掘工作。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3年左右，随着广州城市建设向郊区扩展，增城配合基建开展的考古工作不断增多，重要发现，如石滩围岭、浮扶岭遗址等层出不穷，同时也进行了一批区域调查工作，为后续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2013年，《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出台，增城为配合土地出让和基本建设开展的调查勘探活动大量增加。在部分开发程度较高的城区，考古工作的“前置”为抢救城市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也涌现出墨依山、大岭顶、龙井山、莲花书院、松丁山等代表性发现，使得增城在岭南、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上的地位愈加重要。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为《调查报告》所写的序言中写道：“金兰寺遗址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文化层为广东史前先秦考古的编年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地层证据，被誉为广东的“三叠层”。墨依山商时期墓葬出土了玉牙璋和“T”形环，对研究中原夏商礼玉文化向岭南地区传播扩散具有重要意义。浮扶岭墓地清理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近500座，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的先秦墓地。这些发现已经成为学术界理解岭南地区史前文化进程的关键资料。”

　　所以在这些基础之上开展的此次区域调查，不仅可以进一步补充及完善广州地区地下文物资料，更将为开展岭南珠三角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编年及序列研究，以及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方法的探索与实践提供重要的准备，也将为开展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增城地区早期人地关系研究提供帮助。

　　《调查报告》指出，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增江流域就有先民居住生活，该地区长期以来有着较为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其文化脉络连绵不断，是今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过渡地带”

　　此次调查历时一年有余，调查之前，已知当地古代遗址123个，调查之后，所知遗址总量暴涨到555个。从采集遗物分析，这些遗址绝大多数是数个历史时段的人们反复居住过的。通过与周邻地区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对比，增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可依遗物形制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时期、西周至春秋、战国至南越国、汉代（南越国后）、晋南朝、唐宋、明清等前后连续的七期，具体来说，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遗址270个，西周春秋遗址239个，战国至南越国遗址246个，南越国之后的汉代遗址38个，晋至南朝遗址16个，唐宋遗址109个，明清遗址68个。

部分遗址及出土遗物

　　赵辉指出：“和流溪河一样，增江也是发源于北面的南岭，前者在西，后者在东，皆南向注入珠江，即两条流域都自北而南连通着南岭山地和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可以想见这两条江也流动着南北方的文化。同时，这里的过渡地带的环境，也许还造就了处在其中的古代文化的某些区域特征。”在广州除了增城金兰寺遗址经发掘外，还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横岭、茶岭-甘草岭、陂头岭的发掘，商时期则有墨依山、老虎岭、围岭、隔田山等发掘，西周至春秋时期“夔纹陶”遗存的发掘有浮扶岭、大岭顶-担水坳、来峰岗、沙岭、榄园岭，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则有银岗、西瓜岭窑址的发掘。“通过这些考古资料我们发现，如地理上的过渡地带一样，当地的文化也始终处在北方文化和南部土著文化碰撞、融合的旋涡之中。例如我们可以在横岭、茶岭和甘草岭遗址看到，南下的石峡文化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根基的虎头埔文化共存于此。因此，这个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双重过渡地带势将成为深度解读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的关键。”

　　赵辉还指出，仔细比较调查报告各历史时段的遗址分布之后，还有一个发现：“在大部分时代里，遗址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部山区和三角洲冲积平原之间的丘陵间盆地内，在经历了汉晋南朝的大萧条之后，遗址的分布依然回归到原来的态势。这是一个延续超长的稳定结构。这个超稳定结构的形成，我推测是小型盆地里的宜居环境和人们采取农业生计方式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如果再仔细一点观察的话，还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和商代，北部山地是有少数遗址的。我们知道，岭南的农业是由石峡文化携带而来并向南传播扩散开的。但在农业发展的初期，仍然有群体保留了较高程度的采集经济生活方式，从而选择在山区居住。但随着农业进步和生活依赖农业日深，人们也越来越趋于定居在有利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增江中游盆地，于是我们看到，西周以来，人们渐渐地不再眷恋山地了。”

　　延伸阅读：

　　建县之初的增城县治 可能是个军事据点

　　增江为珠江水系东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韶关市新丰县七星岭，流经广州市从化区、惠州市龙门县后于增城区正果镇东北部进入增城，增城区域内称“增江”。它自北向南纵穿增城区，在石滩镇孙家埔注入东江，总流域面积 3160 平方公里。

　　增城位于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东北角，东邻惠州市博罗县，北接龙门县，西连广州市从化、黄埔两区，南隔东江与东莞市相望。其建置可以追溯到东汉，距今有近2000年历史。区域内地势北高南低，北部群山起伏，中部丘陵广布，有宽广的河谷平原，南部为冲积平原，河流众多。由于地形多样，河海相交，明嘉靖《增城县志》称：“广州诸邑以地望者，必日增城，盖岭海之奥区，而山川之汇会也。”

　　从此次调查的情况来看，增城先秦两汉遗址集中分布于增江中上游大型支流的中下游两岸，距离河道一般不超过500米，多位于海拔10~30米的山岗、台地、缓坡之上，位于平地上的很少。

　　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建县于东汉建安六年（201）的增城汉代时期的县治据载位于明清县治东北五十里地（一里为500米），大致位于今永汉河与增江交汇口一带，但周边区域发现的汉代遗存并不多。反而比较多的汉墓集中在今天增城南部的新塘至石滩东北岸一带，尤以东汉墓为主，说明东汉时期增城南部已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分布。《调查报告》指出：“增城县治并未选择人口较集中的南部，而是县境东北一带的山区，推测其县治可能为军事据点，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控，这也为县治周边汉代遗存发现提供了一种解释。”

　　《调查报告》也指出，由于增城许多地方多山地丘陵，地表植被茂盛，徒步踏查的覆盖面有限，所以不排除在调查过的范围内仍存在一些遗漏。此外此次调查多为地表踏查，多数未进行钻探和地层剖面观察，所以在地层堆积方面了解得并不清楚。而且，“根据岭南珠三角地区多年的考古工作经验来看，地表采集到遗物的区域，经勘探、发掘，多数都无遗迹和文化层分布，故本文所确定的555处遗址并不能真实反映早期人类分布的情况。”

　　（原文发布于“广州日报新花城”，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图及文中资料来源/据《广州增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