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州东山的柏园经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修缮，2022 年 10 月对公众开放了，这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简称“史语所”）旧址。柏园（恤孤院路 12 号民居）2018年2月8日被广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广州市历史建筑”，挂在大院门口的牌子告诉参观者：“该建筑建于1920年代，是广州市体量较大的中西结合风格独立住宅，具有清水红砖墙、伊斯兰风格拱券门廊、西式柱廊和室内装饰拱券等价值要素。1928年10月22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此正式成立。该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国立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现代人文学科的研究机构。”

图为柏园大院门口的牌子。

图为柏园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有朋友微信告诉我，在柏园西座一楼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建设的“柏园粤书吧”的书架上有你祖父黄际遇的相关书籍。据说“柏园粤书吧”是特别选取了与史语所人物相关的著作和文物考古类主题图书，着力向参观观众展示此地旧址所承载的学脉源流。按说我祖父没有到过柏园，也没有参加史语所的工作，他与柏园的渊源在哪里？知之甚少。

图为“柏园粤书吧”书架上的《黄际遇日记》《黄际遇日记类编》。

图为柏园二楼展厅一角。

　　祖父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二十年代，他在河南返乡途中曾遭遇海难被劫，随身物品荡然无存，若想寻他这段时间的日记是不可能了，找答案只能走曲线。我凭直觉认为柏园不仅与祖父，甚至与我的父母亲，都会有那么一点渊源，因为“史语所”三个字母亲多次提起。疫情的起起伏伏，几次阻挡了出门的计划。直到2023年元旦这天，说走就走，我与女儿的一家三口选择到柏园。手头上的资料虽十分有限，仍然想寻些线索，以便勾起整理的思绪。

　　柏园二楼设有《此虽旧域 其命维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主题展览，其中介绍了如今闻名于世的河南安阳殷墟考古，最早的现代考古学实施方案就在广州柏园制定。1928年10 月，史语所创建人傅斯年，先派董作宾前往安阳查勘并试掘，接着该所新上任的考古组负责人李济，在柏园里拟定小组工作计划后，12月从广州出发前往安阳，主持对殷墟遗址的科学发掘。

　　查阅《河南大学校史》（2012年8月河南大学出版社）中《河南大学历任校长一览表》，祖父黄际遇任职时学校称为河南中山大学，任期为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期间一度兼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河南省立中山大学虽然只有三年多时间，但因受时局影响，校长却有7位之多，祖父任期超过一年。之前学校称为中州大学，祖父曾任教务长。

　　在《第三节 省立中山大学》中，有关于学校与殷墟考古发掘关系的介绍：

　　1、举办讲演辩论和学术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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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院的学术研究以考古为中心,经常聘请外界学者讲演或作专题报告。1928年11月中旬,在校本部七号楼201大教室里,由徐待峰先生主持,请董作宾先生作题为“安阳小屯发掘之经过”专题演讲,同学们争先恐后而来,座位后面及窗台上都挤满了听众。董作宾先生于1928年10月参加了河南安阳县殷墟的第一次试掘工作,他将开坑、发掘、整理等情况一一绘图说明,指出此次挖掘共获得有字甲骨784 片,发掘人员逐片摹写并编拟报告。通过此次学术报告,文学院的许多学生对甲骨文及其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学生因而迈向考古专业。

　　傅斯年先生的报告亦探赜索隐，发人深思。傅斯年当时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由于地方和中央对安阳殷墟发掘产生争执，特来汴与河南省政府商量解决办法。他就住在中山大学，白天忙于公务，夜晚做专题讲演，连续数次，对考古、治学进行了系统精辟的分析。……

　　2、直接参与殷墟发掘

　　河南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先后两次签订协议，都与中山大学学术发展有关。如 1929年12月28日签订的协议名为《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其中第四项是针对中山大学而定的：“①中山大学史学及其他与考古有关各科教授，如愿来彰（安阳）工作，极为欢迎。②其史学、国文两系学生愿来练者，请由校长函送，当妥为训练，代检成绩，以替上课。③中山大学可设考古研究所，吾等当时常来汴讲演，并备顾问。其研究完成后古物存放之地，以首都及本地（安阳）为归，然重复品多，可分置一部分于中山大学研究所中。其中一切布置设备及费用，中央研究院愿负担之。④以后如更有可赞助之事，力所能及，无不竭力。”这样，中山大学的学生就直接参与殷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了，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远胜于课堂听讲和书籍阅读。

　　住粤全国政协委员许瑞生在《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下）——广州东山柏园史语所的历史贡献》一文中亦有一段提及此事：

　　1930年1月15日傅斯年致函黄际遇，函中谓“中山大学同人待弟之钱疋，思之弥深，下次至汴，必作一系统演讲耳。”信中的中山大学学人此时可以有两层理解，一是昔日傅斯年供职广州的中山大学，一是黄际遇任校务主任、校长的河南中山大学，即1930年由1923年建立的中州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黄际遇为广东澄海人，1926年时42岁的黄际遇就进入时为广东大学刚改名的中山大学任教，全能全才，傅斯年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高人。

　　黄际遇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美国芝加哥大学留过学，担任过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教授、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主任、武昌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河南中州大学数理学系主任等多所大学教职，1935 年回粤中山大学继续任教，辛树帜为其门生。离开广州后，傅斯年遇到瓶颈依然需要广东中山大学的前辈解决问题啊，关于河南政府与中央研究院“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最后是黄际遇以河南省教育厅长身份参与制定的。黄际遇对殷墟发掘的贡献已经没有人念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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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黄际遇等的协调，河南大学可以派学生参与殷墟的挖掘实习，石璋如和刘燿（尹达）就是河南大学第一批实习生1931年参加发掘，在1932年毕业进入史语所，成长为考古学界大家。1937年12月6日刘燿在一篇未完成的“日照两城镇陶器报告”中最后一段写到：“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刘燿在抗日战争中赴延安，改名为尹达。

　　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后更名国立山东大学）正式成立，祖父出现在开学典礼上，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史语所的创建人傅斯年是该校筹委会常委之一，祖父移馆青岛是否与他相关，不得而知。1932年8月，祖父从青岛赴京出席中国数理学会年会。他在《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册8月21日日记中写到：“午十一时五分抵正阳门，一别二年有奇矣，铜驼别来无恙否？登车不数百武，傅孟真远来相迓，盖几相左矣。乃同至东兴楼午餐，方知傅宅已移（后门外前铁匠营二号），远在北阙西北。而开轩爽朗，林木荫翳，门少俗客，室富藏书，诚佳宅也。……”当年的北平火车站在正阳门，傅斯年，字孟真。从8月21日至28日，祖父在京的八日间，除了22、23 日住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正之家外，大部分日子住在傅宅，24日晚还与傅斯年一起去听戏，28日“饭后回傅宅，与孟真语别”，傅斯年送至车站，由此可见他们之关系非同一般。

图为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册（1932年8月21日）。

　　括而言之，祖父与史语所（柏园）的关系似乎找到一丝脉络了。如今，史语所已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源头之一。柏园二楼的专题展中，我见到许多曾出现在祖父日记中的名字，如：罗常培、顾颉刚、陈寅恪、杨振声、赵元任、李济、辛树帜、丁山……

　　罗常培，字莘田。1928年任国立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主任，与傅斯年、赵元任、李方桂一起参加创办史语所的筹备工作。祖父在青岛时与之常有交往，他在《万年山中日记》第十一册 1933年7月25日日记中写到：“辛田馈武林邵芝岩长锋紫毫笔四支。叔明馈徽州曹素功朱墨一方。此生能著几两屐，诸友望我读书之意良厚也。辛田又馈《方言调查表格》《甲声母韵母乙声调》二种及《万国音标》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一种，附存之是审音之道也。”辛田即莘田；叔明即姜忠奎，字叔明，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

图为夹在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十一册（1933年7月19日）中，罗常培赠送的《国际音标》原件。

　　顾颉刚，1927年4月赴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曾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祖父在《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十三册 1934年11月15日日记记到：“今日复见《北平图书季刊》载越缦遗稿事。经顾颉刚介绍购存《丧服传经节要》一册、《越缦经说上》一册、《复社绍兴姓氏录》一册、《萝庵游赏小志》一册、《柯山漫录》一册、《困学楼丛钞》一册、《越缦山房丛稿》一册、《知服堂读书学略》一册、《缦庵日钞》一册、《越缦笔记》一册、《越缦堂日记》一册、《越缦堂集》二册（即白华绛跗阁诗集甲集至己集初定本）、《湖塘林馆骈体文钞初集》一册、《越缦堂外集》一册、《庚寅病榻小草》一册、《越缦笺牍》一册（共十六种十八册）。又《越缦堂日记》共七十三册，民九印行者只《孟学斋》至《荀学斋》五十一册，以后八册归樊山不可究诘。《孟学斋》以前手稿实存十三册半，又传录半册，由蔡孑民送馆收藏，已于九月与商务印书馆订印，此十四册起咸丰四年三月十四日，讫同治二年三月三十日，与《孟学斋日记》衔接，咸丰四年越缦年二十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入都云云。手治之勤赖以不坠矣。”蔡孑民即蔡元培。

　　陈寅恪，1930年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史语所第一组组长。1932年8月祖父从青岛赴京出席中国数理学会年会。23日的日记写到：“晨访冯芝生、孔云卿于清华住宅，皆十年老友也。”冯芝生即冯友兰，孔云卿即孔繁霱，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芝生为觅车访陈寅恪于西山卧佛寺龙王堂。车行三十里，西山为九城名胜。余从青岛来，饱餐青山滋味，故不觉其可喜也。抵寺前下车，车夫告余曰：‘此君为清华教员，汝询何人问之可也。’余曰：‘访陈先生。’一客曰：‘我即陈先生。’面貌依稀似尝相识，嘻！此二十六年前江宁中正街余在师曾宅所认识之陈老六也，时年十六。相与甚欢，临行老六以《张濂亭集》为赠，并署曰：‘他年相见之券。’今各年过四十矣，执手茫然，如梦如醉。古松之下，纵谈移时。其夫人烹饭酌酒，午后同游西山而归。”二十六年前即1906年，陈寅恪16岁，祖父21岁，他们初识在“师曾宅”。陈衡恪，字师曾，陈寅恪之兄长。1903年，祖父与七位同砚于厦门东亚同文书院的潮州籍同学，联袂由汕头乘船赴日本留学，期间认识陈师曾、经亨颐等，共同赁屋而居并成为至交。

　　辛树帜，1915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祖父时任教授兼数理部主任，辛是祖父的学生。1933年4月祖父到南京出席民国政府教育部举办的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他在《万年山中日记》第九册4月3日、5日的日记中分别写到：“午陈可忠及旧门人国立编译馆馆长辛树帜宴于中央饭店。”“是日结束整理诸议案。午辛树帜招饮中央饭店，仅能一到即走。……晚受武昌同学会之欢迎。”陈可忠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辛树帜1928年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同年5月，由辛树帜带领的国立中山大学考察团出发，对瑶山的动植物资源、历史、语言、民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丁山即丁丁山。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9年至1932年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祖父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时，他是中文系教授，是祖父居住的“不其山馆”的常客。如：“晚丁丁山、张怡荪来谈。客散坐读名局至忘休沐。”张怡荪时任中文系主任。“夜偕丁丁山、萧涤非、贺祖篯诣纫秋处茗谈归。”萧涤非时为山东大学中文系讲师，贺祖篯时为中文系助教。纫秋为潮汕商人蔡纫秋。

　　根据赵新那、黄家林整理的《史语所初创时期的方言调查工作——赵元任影像一瞥》记录，赵元任“1928年8月，从清华大学转到中央研究院工作。10月2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柏园正式成立，初分为八个小组，迁北京后合并为三个组：第一组史学组，陈寅恪任主任；第二组语言组，赵元任任主任；第三组考古组，李济任主任。1928年起至1929年间，到广东和广西进行粤语方言调查，赵元任称之为‘田野工作’。”1934年8月，祖父受杨振声委托，在青岛接待了赵元任、李济之、唐擘黄，日记有记载。李济之即李济，唐擘黄即唐钺，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杨振声，字今甫，亦作金甫，与傅斯年、顾颉刚同为史语所常务筹备员，后服务于史语所。杨振声是国立山东大学（原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与祖父的来往就更多了。祖父《万年山中日记》第一册第一篇日记（1932年6月11日）就记载：“前年移馆青岛大学，同人中兴雅量，高者不乏其人，因刺取西厢句制成酒令百余则（别录）。端午之夕，杨金甫方自北者回青，同饮于校舍中。闻一多制得一筹面为“世间草木是无情”，只为姓氏从草、从木者各一杯。一多指梁实秋、杨金甫、蒋迦安三君践令。而坐中多指黄仲诚与余亦应分一杯。一多力持不然，以黄字实不从草也。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而就在上个月因杨金甫忽辞校长职，祖父“为代理校务竟月。”梁实秋在《酒中八仙——忆青岛旧游》一文中描写这班同人的“仙趣”：“这一群酒徒的成员并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变化，最初是闻一多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和区区我。即称为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曲蘖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杯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其中大多数如今皆已仙去，大概只有我未随仙去落人间。往日宴游之乐不可不记。”然而，在“八仙”中祖父是唯一理科出身。

　　傅斯年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祖父黄际遇是我国最早留学日本主攻数学的极少几位学者之一，是日本著名数学家林鹤一博士的高足，后又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专业的科学硕士。在日本期间与陈师曾、黄侃交往甚密，曾与黄侃一道向避居日本的章太炎学习骈文、小学（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是个拥有跨界学问的人，是个拥有文理科人脉的人。我想，这就是祖父与傅斯年谈得来的原因吧。那么他与史语所（柏园）何缘之问也就释然了。

　　《史语所到文科所》是勾起写此文的思路秩序，并非两个机构面世的先后。1928年1月，傅斯年与顾颉刚创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接着又向蔡元培提出“借用在广州之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建议，并得到赞同。史语所开始暂借国立中山大学地方办公，后迁至东山柏园。史语所从筹备到迁往北平，在广州约一年左右。国立中山大学语史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年内一先一后创立，起始时两个机构人员高度重叠。

　　查阅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出版的《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国立中山大学现状》，在《各所之现状·文科研究所》（第270页）介绍到：

　　(一)沿革

　　本所原名语言历史研究所，民国十六年八月开始筹备，十七年一月正式成立，分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教育部新颁研究院规程，本校奉令成立研究院，本所改称文科研究所，分设二部：曰中国语言文学部，曰历史学部；部署既定，继续招者研究生，每部二名，即现在之文科研究所也。

　　引用现中山大学中文系官网的系况简介：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立于1924年，是中山大学历史悠久的学系之一。1928年1月，文史科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1935年春，文史研究所（原语言历史研究所）改组为文科研究所，设中国文学部和历史学部，同年9月招收研究生。抗日战争时期，中文系师生迁至云南瀓江和广东坪石、梅县等地，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办学。1946年，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学系，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中文系与语言学系、语言历史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3年，我的父亲黄家教、母亲龙婉芸同时在坪石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后辗转梅县继续求学。1946年，师从史语所创办人之一赵元任学习语言学的王力在广州创办语言学系时，父母亲一起转入语言学系，1947年成为语言学系首届毕业生。父亲1947年考入文科研究所，1949年获硕士学位，那时依旧是“每部二名”，另一名是钱淞生。父母亲的大半生就是沿着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脉络走过来的。从中文系、语言学系到文科研究所，从坪石、梅县到广州石牌，最后一辈子在康乐园服务于中文系。

　　我常与今年已百岁的母亲闲聊，听她讲旧时。她对什么语史所、文科所的关系也没弄明白，一概称史语所，说父亲是史语所的研究生。这也难怪，一是时隔久远了，一是这些关系本身就够纠缠的。家里还保存着父亲用过的教材（现存广东省档案馆）——史语所编印的刊物。母亲还说父亲读研时，常到东山上课，她大学毕业后还到那里的资料室当过几个月的资料员。我问母亲还记得具体地点吗？她脱口而出：“庙前西街！”但却带着咨询的眼神。庙前西街与柏园所在地恤孤院路相连，难道文科所与柏园还有关系？我将手机里的柏园外景图片给她看，她说外观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资料室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书籍资料并不多。母亲对坪石的印象却是清晰到可以画平面图的哦。

　　史语所到文科所，大到可至中国近代学术重要源头的研究；祖父与父母亲两代人，小到只是一个家族史的整理，但这一大一小又岂能分得开呢？

图为父亲保存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

图为父亲的硕士论文，存于中山大学图书馆。

位于石牌的文科研究所，引自《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国立中山大学现状》。

2023 年1月27日 正月初五

　　参考文献：

　　张友余编著《二十世纪中国数学史料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一版

　　《山东大学百年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国立中山大学现状》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1935年出版中山大学档案馆2007年12月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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