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岭南近代建筑的转型和演变：外廊式建筑与骑楼建筑的兴盛（二）——岭南建筑在大湾区（14）
从16世纪的澳门与18世纪的广州十三行开始，岭南就有西洋式建筑的产生与发展，鸦片战争后西洋建筑文化的强势进入，导致了岭南传统建筑的突变。其后百年间，随着近代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岭南建筑形式的发展与演变出现了西洋式、古典式、民族式、摩登式等多种样式，使岭南近代建筑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风貌。
在西洋建筑文化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岭南地方工匠尝试融合两种建筑文化的探索从未停止，他们不拘泥于文化传统、不受制于经典理论的“创作”，为岭南民间“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民间“非主流建筑”同样成为近代岭南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洋式建筑的强势进入，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固守，以及时代进程中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思想革新的过程中，中西两种建筑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及融合，促使了岭南近代建筑的转型和演变。
二、中西文化交融的代表作——骑楼
骑楼是岭南近代城市发展和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既反映了岭南近代城市化进程中以建筑形式来改革城市街区的手段，同时也反映了岭南近代建筑的转型和演变，因此在岭南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骑楼可谓是“拿来主义”的范例，借用西方建筑，结合岭南传统建筑，最终自成一格，形成了岭南城市独特的骑楼风貌，极具特色，漂亮又实用，活泼而自由，成为岭南风情的又一体现。
骑楼作为近代岭南的一种特殊建筑类型，广泛流行在岭南的大小城市甚至圩镇。同时作为一种城市组织模式，骑楼制度在民国初期成为岭南近代城市发展的主要手段，基于岭南各城市骑楼制定的推广，骑楼在19世纪10年代初至30年代初的20余年时间里，引领了岭南建筑的风潮（图7-8）。
骑楼的早期原型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作为一种城市街屋模式首先在新加坡、香港等英属殖民地出现。1878年，香港政府为改善居住拥挤的情况，颁布了《骑楼规则》，并很快成为城市商业铺屋的主要形式［1］（图7-9)。发展至20世纪初，在香港及东南亚殖民地华人街区，骑楼己成为限定街道、组织步行的主要建筑形式，并由于具有适应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特征以及便利的商业用途而得到华人社会的广泛认同。
对于骑楼建筑的演变，还有一个渊源就是广州的竹筒屋。竹筒屋是明清时期广州城市居住建筑的主要形式，后来，竹筒屋经过改良后演变成西关大屋，成为十三行富商巨贾的居所。竹筒屋的平面布局很像竹子，成方正的长条块状，如果将竹筒屋临街部分架空，就变成骑楼了。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系统完善的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理论渐次传入，骑楼对于街道的功能开始减弱，骑楼作为城市结构基本单元的早期设想被新的规划条例所制约，并最终演变为岭南近代建筑的一种特殊类型。
骑楼一般分为楼顶、楼身、骑楼底三部分。在每座骑楼建筑的楼顶，都可以看到山花和女儿墙。山花是立面上一种缓坡的三角形山墙的花饰，有意设计成曲线和半圆形。骑楼建筑中的山花，成为屋顶的重点装饰部分。如今装饰一新的骑楼，便是仿照当年的山花设计的，有些是极具现代感的直线条形，有些加入西方柱饰、带有欧洲风格，有些则在上面雕塑着各式各样的图案。山花两边的矮墙便是女儿墙，又称“压檐墙”，出现在天台边缘以及檐口以上的位置。女儿墙图案简单，强调实用性。在广州骑楼建筑中，凹阳台最为常见，设在骑楼立面中部，它由栏杆或其他胸墙围起来，栏杆呈直条状或方块状，偏重实用性装饰。骑楼底空间净高4米～6米，有的甚至高达8米，一系列连续的骑楼底空间组成贯通的人行道。
图7-8 岭南骑楼街区（汕头）（引自林梃主编《汕头建筑》）
图7-9 香港皇后大道东（约1870年代。引自香港艺术馆藏《历史绘画》）
广州骑楼的最大特点就是把门廊扩大、毗联串通成沿街廊道。廊道上面是骑楼，下面一边向街敞开，另一边是店面橱窗，顾客可以沿骑楼自由选购商品，店铺后面是工场、货仓、生活用房，楼上一般住人。这类建筑也可能受“干栏式”建筑的影响。另外，骑楼临街立面统一平整、仅有些内阳台显示了“挖空”的情趣（图7-10）。
有的楼顶矗立着尖顶塔楼，有的正面墙顶挑出拱形雨篷。这些奇特的造型，为单调、平整的天际线增添了情趣。立面色彩以当地盛产的贝灰白色调和以米黄色为主。墙面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墙面浮雕图案、窗洞形式、线角、阳台铸铁栏杆等，融合了西方的“巴洛克”或“洛可可”建筑装饰风格。
附墙柱在层高处以多道线脚与腰线相融，腰线下边以带形图案贯通，使得墙面层次清晰，线条曲直富于变化。建筑细部的檐口下、碹洞、窗眉和窗台下以及门套、山花等部位，都巧妙地装饰着花饰，其图案样式具有中国古典卷草图案情调。广州骑楼建筑中最具中式建筑特色的是满洲窗，这种在西关大屋中常见的满洲窗，被运用到骑楼上，它由五颜六色的玻璃及木格组成窗花，非常特别，比今天常用的铁（或铝）框玻璃更有艺术韵味（图37-11、7-12）。
图7-10 广州骑楼（廖军华摄）
图7-11 岭南骑楼常见门窗装饰形式（引自林梃主编《汕头建筑》）
图7-12 岭南骑楼常见山墙、廊柱造型（引自林梃主编《汕头建筑》）
1、骑楼制度
1889年张之洞督粤时期，骑楼即作为官方策略出现。张之洞在修筑广州长堤时提出了沿堤马路以内“通修铺廊以使商民交易，铺廊以内广修行栈”的计划，“铺廊”就是骑楼。张之洞之后，清末历任地方官员并未对“铺廊”制度作有效推广，但民间投资者在广州长堤一带开始自发的建设骑楼。
1912年，广东省政府制订《广东省城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其内容有三十七条，其中就有留设骑楼的规定。其中规定：“凡堤岸及各马路建造铺屋，均应在自置私地内，留宽八尺建造有脚骑楼，以利交通；凡在马路建造铺屋者，由门前留宽八尺，建造有脚骑楼。”
留设骑楼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设置骑楼的方式，达到人车分流，使人在骑楼檐下行走，作为疏解道路压力及改善交通的一种手段与方法。
事实上，在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以前，由于受政局影响，市政建设进展迟缓，市政公所成立以后，政府有组织的进行都市改造运动，并制定骑楼政策，拟定骑楼发展计划与相关施行细则，全力推动骑楼建设，骑楼才正式步入稳定的持续发展时期。在1918～1920年市政公所期间，广州拆城筑路的城市策略与骑楼制度高度统一，成为城市改良的既定方针，骑楼制度更加全面，一系列与骑楼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令得到制定和实施。此时由于道路的开辟，骑楼已是两旁铺屋建筑所必须留设的基本配套设施，也是主要的街道景观之一，骑楼已成为都市空间不可或缺的元素。
广州市市政的发展促使商业愈来愈繁荣，人口开始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增加，都市化的现象愈加明显。为了容纳更多人口，除扩大城区范围外，建筑物只有转向“高度”发展。同时为促进骑楼发展，遂订定因应各种不同材料、骑楼形式的作法，试图将复杂的结构设计计算，用量化的手法，使之变成固定的规格数字，使人民能直接套用，节省兴建时间。
1920年，广州市政公所修订警察厅时期的《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章程，名为《广州市市政公所临时取缔建筑章程》，作为新的建筑管理依据，骑楼至此取代有脚骑楼，成为正式的名称。修改后的章程最大的不同就是骑楼尺度的改变，骑楼宽度由八尺扩增至十五尺，甚至二十尺的距离。此外在高度方面，一楼骑楼高度，由原先一丈增加到十五尺，增加百分之五十幅度，二楼以上楼层，由原先九尺，增加到十三尺、十一尺、十尺半不等，建筑物高度较以往增加许多。
另外由于钢筋混凝土技术的逐渐普及，章程规定“其柱如用士敏土铁条结柱”，骑楼可增至五层楼的高度。该时期广州长堤骑楼商业建筑如大新公司等已开始尝试向高层发展。
1920年至1923年间，广州市政厅针对骑楼的建设颁布了多部法令，在这些法规的推动下，广州市对传统街巷的近代改造全面展开，广州市骑楼街道建设在市政厅时期发展至高潮，除旧城内原永汉路（今北京路）、惠爱中路（今中山四路）、万福路、百子路（今中山二路）、德宣路（今东风路）、文德路、吉祥路、大东路（今中山四路）、泰康路、广卫路（今吉祥路）、靖海路、广大路、广仁路及惠福路等道路采用骑楼型街道外，珠江南岸等原城外区也开始采用骑楼型街道，形成以旧城（今越秀区）为主，荔湾、海珠为辅的骑楼街道布局。至1930年，广州骑楼的发展大致完成。
实际上，从市政公所开始，骑楼政策便出现摇摆，1925年9月10日《广州市市政公报》刊载了“工务局限制建筑骑楼之意见”，这是现存资料中工务局限制骑楼建设的最早记录。1927年5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刊载“不准承领骑楼之马路”；1930年广州市工务局颁布《取缔建筑章程》，限制建骑楼的道路，1931年4月，广州市工务局正式公告白云路等30余条道路被列为不准建筑骑楼道路。从不准建骑楼之理由来看，绝大部分和植树及美化环境有关。
另外，由于该时期陈济棠经济政策的强力推动，岭南工商业发展迅速，城市建设开始向科学理性的现代化方向发展，城市结构和城市空间形态已经开始酝酿新的变化。形成于民初时期的市政改良运动显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更高要求，与市政改良运动相伴生的骑楼政策凋敝成为大势所趋。1930年程天固《广州公工务之实施计划》和1932年《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公布后，骑楼制度作为一种城市改良策略在广州基本终止。
注释：
［1］林冲.骑楼型街屋的发展与形态的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89
作者简介：
王河，博士、博导，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岭南建筑家，“南粤工匠”技能大师，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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