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广州沦陷期间，为配合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陆续派人到广州建立交通站，收集情报、购买物资、输送人员等，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陈翔南同志受命潜入广州，负责领导广州地下党工作，见证了这段秘密的潜伏岁月。

陈翔南

　　寻找职业掩护

　　为安全进行地下活动，我党的同志进入广州后，三个步骤至关重要。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广州隐蔽下来。第二步是寻找正当的职业作掩护。第三步就是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有了群众作掩护，才能站得稳。

　　1945年2月，陈翔南到广州后，先到惠福西路东纵系统麦任的住处，同麦任碰头见面。麦任在他家里腾出一个房间给陈翔南居住，同年7月，陈翔南迁往三府前街，与一位进步群众同住。根据秘密工作规定，除了麦任等个别同志外，其他同志并不知道陈翔南的住处。至于公开的职业，陈翔南则接替原负责广州沦陷区工作的梁广，以位于十三行路的华昌京果药材行老板身份为掩护。华昌药材行是梁广为寻找职业掩护和一个商人合股开办的，由梁广挂名经理，并安排一名地下党员主持店务，当时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也设在这里。陈翔南不在这个药材行住宿，但为了不被外人看出破绽，他每天中午前后都到药材行转一趟，有时出于应酬需要，还与合伙人去茶楼饮下午茶。在平日的生活中，单从外表看上去很悠闲，但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陈翔南其实脑子里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统一地下组织

　　从1941年前后开始，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先后派遣了一批党员赴广州活动。他们进入广州以后，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指导方针，经过两三年的努力，逐渐在广州站稳脚跟，建立了一批交通站、联络站和秘密据点，发展了一些新党员。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系统，分别由各自的组织系统直接领导，除非必要，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在组织上未能统一起来，几股力量未能拧成一股绳。当时，广州党的地下组织大体分为四条线：（一）原粵南省委系统，领导人是余美庆和曾珍。党员人数在15人左右，分布在工人、店员、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阶层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广州地方党的组织。（二）东纵系统，领导人是麦任。党员人数为20至30人左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东纵服务，其中有的从事交通工作，有的做黄包车工人工作，有的做情报和敌伪军敌工工作。（三）珠纵系统，领导人是郭静之。党员人数在10人左右。他们在广州建立了一些很重要的交通站、联络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珠纵活动。（四）北江特委系统，领导人是何君侠。北江特委派党员到广州活动的时间比较早，人数也比较多，前后总人数在30人以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北江游击队服务，在广州建立了好几个据点，举办过几期训练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游击区参加斗争。

　　陈翔南分别同上述四条线的领导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将四条线的党员基本上统一起来。作为领导人，陈翔南通过单线联系的方式，主要直接联系五个“线头”：余美庆、麦任、曾珍、何君侠和郭静之，这五位同志所联系的关系则照旧不变。广州地下党组织统一后，将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作为重要任务，慎重、严格地发展新党员和大力发展“游击之友”，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纪律教育，特别是秘密工作的纪律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关于群众工作、斗争策略的教育等。

　　散发抗日传单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当时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已岌岌可危，但处在日寇统治下的广州人民，由于受到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抗日战争形势不够了解，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还未消除，对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日作用还不清楚。在七大精神鼓舞下，从当时广州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广州地下党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以东纵和珠纵的名义，起草《告广州同胞书》，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散发，用反法西斯斗争即将胜利的消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真相告诉全市人民，宣传东纵和珠纵英勇抗敌的战绩，以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

　　传单由陈翔南根据七大精神执笔起草，写好后，又同麦任、余美庆共同斟酌才最后定下来。传单内包含两篇文章，分别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为了打好这场宣传战，陈翔南同麦任、余美庆进行详细研究，对具体方案进行周密安排。

　　全市统一散发传单的时间，选择在初夏的一个晚上，从敌人进行灯火管制时开始（九点钟左右），至十点钟结束。行动的地段有永汉路、惠爱路、太平路、东华路、西华路以及河南地区等，涵括了广州市所有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范围很广，规模很大。第二天清晨，全市为之震动。敌人异常紧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劫收广州后实行反动统治，中共组织仍处于地下状态，潜伏羊城的共产党员们为谋求广州的解放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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