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0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斗争，作品反映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阶级对资本家剥削的反抗和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运动。在众多“左联”青年中，南粤青年洪灵菲、冯铿、戴平万、陈波儿、柯柏年、梅益等人从韩江奔赴黄浦江，投身文化战斗浪潮。

　　如今，广东正沿着韩江，依托广东万里碧道和南粤古驿道，打造南粤“左联”之旅，其自汕头西堤公园至梅州三河坝战役纪念馆，规划线路长约150多公里，沿途将通过绿道串联陈波儿故居、洪灵菲故居、戴平万故居等众多“左联”相关历史文化遗存，以及潮州龙湖古寨、凤凰山等自然和历史文化节点，打造一条可游、可赏、可观、可感的红色文化游览线路。

　　南粤“左联”文学青年罗清桢，广东兴宁人士，我国现代著名版画家、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在他的带领下，兴宁一批木刻版画青年脱颖而出，成绩斐然，兴宁因此被鲁迅称誉为“版画之乡”。其个人生平和木刻作品展示于南粤“左联”之旅的节点红棉公园、韩汀线纪念地。

图为罗清桢的自刻像。

　　木刻版画，简称“木刻”，是版画的一种，指用刀在木板上雕刻画，然后拓印出来的一种图画。我国木刻版画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长期以来，木刻版画都是复制绘画作品，即绘、刻、印都是分工制作。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初，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掀起，才开始由版画家一人自任绘者、刻者、印者三职。这一变革，使画家的艺术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开启了我国版画史上崭新的一页。

　　梅州在我国新兴版画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版画家，其代表人物有罗清桢、陈铁耕、罗映球、温涛、钟步卿、陈卓坤、张慧、荒烟、邓启凡、黄山定等。在这些人物当中，罗清桢又是最具代表性、在我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木刻版画家。《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抗日题材美术作品”选用24幅木刻版画，其中属于梅籍版画家的2幅作品，都是罗清桢创作的。“他的木刻多用精细的线条纯熟的刻技而取上乘，其精细处可称为三十年代中国木刻的开山祖，在当时国内木刻无出其右者”。

鲁迅——艺术征程上的引领人

　　罗清桢，1905年出生于广东兴宁县宁新高陂仔村一户贫穷农家。从小生活困苦，热爱劳动，勤奋好学，尤喜爱绘画，读中学时就以善画人物炭画而受称誉。中学毕业后，受聘在乡村担任小学教员，以微薄的报酬维持生活，积攒继续深造的学费。1927年夏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专业。因经济困难，中途曾两次辍学回家乡教书，直到1931年才毕业。

　　回到家乡的罗清桢先后应聘在梅县丙村中学、松口中学任教。走上中学讲坛，罗清桢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眼前的一切让他思想十分苦闷。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乡村的凋敝，百姓的饥寒，他深感世道不公，怀疑自己美好的青春、生动的画笔，究竟能在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诚如他所说，“回到乡间，哑了似地过了许多日子”。

　　翌年，也许是对社会现实的茫然与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交织的激发，罗清桢受同乡同学陈铁耕的启发，了解到鲁迅正在竭力提倡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并第一次看到鲁迅编印的木刻《士敏土之图》。该书收入法国青年木刻家梅斐尔德为小说《士敏土》所作的10幅木刻插图。该书是鲁迅于1930年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的。鲁迅把原拓版画以珂罗版精印于夹层宣纸上。画面黑白强烈，刀法犀利，作者的思想、追求在画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时，茫然、郁闷的罗清桢心头为之一振，“积聚在胸中的愤怒和痛苦，将会有办法完全发泄出来了”。

　　从此，罗清桢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上，制刻刀，磨木板，起素描草图，刻图画，夜以继日，不到半年时间，就刻出50多幅木刻。他挑选出其中比较满意的10幅，拓印成册，套上《清桢木刻一集》封面，寄往上海向鲁迅请教。无时不关注木刻、一贯爱护青年的鲁迅收到罗清桢的作品十分高兴，从作品中见到一位初学者对木刻版画艺术的执爱与追求。鲁迅立即复信给予鼓励，肯定作品的优点，指出画中的不足。得到鲁迅的指导，罗清桢欢欣教舞，更坚定走木刻版画艺术道路的决心。

　　1934年暑假，罗清桢从家乡经汕头乘轮船到达上海由朋友引荐在内山书店拜访鲁迅。鲁迅关怀这位生活清贫而艺术精神富足的青年，给予热情的接待和直接的指导。罗清桢从导师的身上看到希望和力量。以后，凡有新作，必向鲁迅求教。鲁迅亦有求必应，不厌其烦，像园丁呵护一颗幼苗成长那样扶植这位青年，从题材选择、创作思想，乃至每幅作品，鲁迅都给予具体的指导。如对罗清桢《挤兑》、《起卸工人》和《黄浦滩头》三幅作品，鲁迅以谦恭的言辞指出：“倘许有所妄评，则愚见以为《挤兑》与《起卸工人》为最好，但亦有缺点：前者不能确显出银行，后者的墙根之草与天上之云，皆与全幅不称”；“《黄浦滩头》的烟囱之烟，惜不与云相连”。罗清桢按照鲁迅的指示，对这几幅作品进行修改，其中《黄浦滩头》原描绘岸上人群向客轮招手，但烟囱之烟因木板宽度限制而无法接上，罗清桢就索性另刻一幅，把立体人物改为两个搬运女工送完行李步上码头，使其生活气息更浓，并将其改名为《在码头上》。罗清桢的修改受到鲁迅的肯定并再次复信：“经修改后……比初印为好了。”

　　鲁迅对罗清桢的指导是全方位的。就连拓印时的用纸都提出看法，建议最好用中国宣纸，还教给拓印时用墨的浓淡、磨拓轻重等方法。每见罗清桢有所进步，鲁迅又不时予以鼓励并提出新的要求：“先生的作品，是前途大有希望的。”

　　从罗清桢第一次向鲁迅寄送作品开始到鲁迅逝世，不到4年时间，鲁迅共收到罗清桢作品100多幅，罗收到鲁迅信函达30多封。鲁迅还多次寄赠《一个人的受难》《引玉集》《新俄画选》等多种刊登有外国优秀作品的珍贵画册给罗清桢。在鲁迅的介绍下，罗清桢还到日本学习版画艺术，拜访日本木刻名家，观摩版画作品。

　　通过鲁迅的引导，国外的学习，创作的实践，罗清桢深刻理解鲁迅“绝不马虎下刀”的真谛，一改原来比较粗放的刀法，向精细严谨的画风发展。这一转变，使罗清桢的创作思想水平和表现技法的提高都出现一个飞跃。1935年，他的木刻“第三集”问世，鲁迅将其中部分作品选送参加平津“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罗清桢在全国美术界崭露头角。

　　罗清桢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他不仅用自己不断进步的作品来报答导师的关爱，亦用深厚的感情来报答恩师的恩惠。1936年5月，鲁迅不幸病逝，远在大埔教书的罗清桢悲痛万分。他组织百侯中学师生举行报告会，追忆这位伟人对新文艺立下的丰功伟绩；他把鲁迅的书信、手稿以及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举行展览会，激励师生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树立为祖国、为民族贡献力量的信念。

　　鲁迅逝世后，夫人许广平在报上刊登启事，征集鲁迅书简，罗清桢立即去信表示支持，并将鲁迅生前写给他的信函全部寄去，使《鲁迅书简》顺利、快速出版。许广平在该书《编后记》中特别提起：“记得鲁迅先生刚逝世不久，曾经登报征求远近好友给我帮助……那时见报就响应我的要求，最先寄给我多是木刻界的朋友其中罗清桢先生就是一位。……而待到现在书简出版，罗先生却逝世，不及亲眼者，诚属憾事。”由此可见罗清桢与鲁迅、许广平感情之深。

　　我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鲁迅在上海倡导发起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泛滥，并在我国艺坛上产生较深的影响。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共革命武装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采取政治高压手段，禁止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迫害进步文人。这些严酷的文化环境，激发了顺应时代潮流、秉承正义的鲁迅在繁忙的文学战斗中，抽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竭力提倡版画。鲁迅认为，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稍带进步色彩的文艺都遭禁止和压迫，把革命的木刻夹在风景、静物、插图中展出，变“不合法”为合法；“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十分明显，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一经掀起，就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问世，是倡导者鲁迅心系民族解放、人民命运、国家兴亡的产物。作为艺术家的罗清桢有幸生在这一时代，在鲁迅的关怀、指导下成长为我国现代著名的木刻版画家。这正是他关注社会、向往革命、追求艺术、心灵与鲁迅相通的缘故。

汕头——艺术生命的生长地

　　在活跃于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青年木刻家中，罗清桢与众不同，不像黄新波、陈烟桥、陈铁耕、力群、温涛等一样工作、生活在版画运动同时亦是文化的中心上海；不像李桦、赖少其，植根于华南重镇广州，而是从上海艺专毕业后一直在潮梅几所中学任教。投人新兴版画运动的前期，罗清桢作品的题材倾向于刻画人物，描绘社会行业的居多，关注地方尤其是地域中心的汕头的景物少。这对一个高水平的版画家来说，是不够的。

　　针对这些问题，鲁迅在给罗清桢的信中提示他：“何不取汕头的风景、动植、风俗等等，作为题材试试呢。地方色彩，也能增加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添知识的……而且风俗图画，还于学术上也有益处的。”

　　出生于兴宁的罗清桢，虽与汕头有一定联系，但他的主要活动地在梅州地区乃至他任教过的大埔县，鲁迅却要他选择汕头的风物，将汕头当成罗清桢的“生长地”。不了解潮梅地域的人也许不甚明白，当年的兴梅与潮汕虽然分属客家和潮州两个不同方言区，但潮梅共同的母亲河韩江、联结外部世界的共用口岸汕头，像一条紧密的纽带，将两个地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经济互补，社会融合，人员相通。开埠于1860年的新兴城市汕头的崛起就凝聚着梅州人的心血；民国年间，几乎所有往省城、京沪乃至全国各地，远至南洋求学、谋生、从戎的梅州人，都必到汕头乘船。由于汕头的知名，当年梅州人填写籍贯时，“汕头兴宁”、“汕头松口”、“汕头大埔”，都是见的字眼。不言而喻，鲁迅所说的汕头，就是潮梅的中心。

　　鲁迅的点拨，为罗清桢作品的创作题材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1938年暑假，他带上笔杆、纸张等素描的用具，从大埔百侯中学出发，沿韩江往潮州、汕头考察。一路上，他被韩江两岸的风物所吸引，起伏的山峦，苍翠的林木，穿梭的船只，湍急的江流，无数的版画素材在脑子里酝酿形成。到了汕头，他干搬运，学装卸，与工人促膝谈心，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他走街串巷，问亲友，访同行，拜老乡，了解市井百态。家乡的风物，生活的体验，使罗清桢创作的激情又一次迸发，一连创作了《韩江舟子》、《爸爸还在厂里》和《挣扎》等20多幅作品，汇编为《清桢木刻第二集》寄送鲁迅。对于罗清桢选取“地方色彩”题材的作品，鲁迅给予充分的肯定。为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对其中的画面又提出建言：“《韩江舟子》的风景，极妙，借拉纤者与船，不能同时表出，须阅者想象，倘将人物置得远些，而亦同时看见所拉之船，那就一目了然了。”鲁迅的点拨，让罗清桢心头一亮，立即对作品进行修改，可惜因板面限制，原作已无法再在原版上修改，他就根据鲁迅的意见，重新刻了一幅，改名为《松口风景》，把画面转个角度，将拉纤者与船同时出现在一条堤岸的斜线上，构图更加生动。鲁迅觉得他修改得好。后来，将《松口风景》等几幅作品，收录在他主编的《木刻记程》画册里。

图为罗清桢代表作品《韩江舟子》。

图为罗清桢代表作品《爸爸还在厂里》。

　　鲁迅的指引和关注当地风物创作的成功，使罗清桢再次受到鼓舞。他将这次韩江、汕头之行的另一幅素描作品作进一步提炼创作出他平生的代表作之一《逆水行舟》。这幅作品描写6个船夫艰难地迈进在韩江河滩上，用肩膀和胸脯使尽全力地拉着一根缆绳，伛偻着身躯匍匐在江边，声嘶力竭地拉引着载重船只的情景，烘托劳动人民的努力与艰辛，令人震撼。潮州、汕头之行还孕育出罗清桢另一幅名作《豪饮》。罗清桢的家乡兴宁高陂仔村，有一个小时候从潮汕卖到村里的农民，养父母去世多年，孤身一人以“驶牛”为生，因姓潘，村里称他为“潘潮州”，40多岁还没成家，光棍一条。罗清桢在田里见到他在“驶牛”，站着看了很久，见到他“驶牛”间隙端起瓦壶喝茶水，可惜茶水已喝光倒了半天才流下一两滴，无可奈何地放下茶壶又“驶牛”去了。罗清桢被这一画面感动了，认为这是反映劳动人民艰难困苦的生动题材，立即把这一情景画下来。看到这画的人都说画得生动，无不怜悯“驶牛”人。有人还去告诉“潘潮州”，你入画啦，“潘潮州”听后亦十分高兴。

图为罗清桢代表作品《逆水行舟》。

　　鲁迅指出，新兴木刻“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鲁迅的教导和鼓励，成为罗清桢创作力量的源泉。以“生长地”为题材的一系列创作实践，使罗清桢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木刻版画创作，不仅要有特殊的造型艺术，而且还要具有特殊的题材内容。首先要以反映社会现实、时代特征的人民大众生活与斗争为创作的主题；木刻版画家所关注的，必须与人民大众关注的要求相一致。这样，木刻版画才能显示出其强大的感染力。

抗战——艺术成果的火与血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潮梅各地掀起抗日救亡宣传的热潮，绘画、标语成为主要宣传形式。正在大埔百侯中学任教的罗清桢，转向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创作，他把爱好美术的师生组织起来，成立“百侯木刻研究会”，编辑出版《木刻阵地》杂志，带领师生走遍大埔城乡，到处书写抗日标语，拓印宣传画和国难地图，将中共抗日领袖毛泽东、朱德的大幅头像画在最显眼的地方。在百侯中学校长罗明的支持下，他参加饶和埔战工队，在闽粤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创作了《残酷的轰炸》《全国总动员》《准备武装收复失地》等鼓动性强、艺术水平高的作品；联合当地的抗战诗人协会，在画中配上朗朗上口的客家方言诗歌，印成卡片，广为散发，受到民众的喜爱。在抗战形势的感召下，罗清桢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革命战士。他所到之处，那里的墙壁上就布满抗战的图画和标语。1938年寒假，他一回到兴宁家乡，第二天就把当地的青年组织起来，带领他们到乡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还教青少年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对群众进行鼓动人心的演说。在抗日宣传中罗清桢深切体会到鲁迅大力提倡连环画创作的意义，觉得它表现事物的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更能增强画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而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犹如一幅幅战斗的画卷，这正是连环画创作的最好题材。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抗战三部曲》：表现朱德总司令威严的《总动员》，团结抗日的雄壮队伍《出发》和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突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偏于东南一隅的潮梅地区，罗清桢独树一帜，选出人们未能选出之题，画出别人不敢作的画，实为难能可贵。抗战洪流在罗清桢身上，犹如一座火山，在他的创作灵感的火苗激发下，不时迸发。

　　投身抗战的热情，激发罗清桢创作更多的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的宏愿。1939年春，他和荒烟等几位青年，经赣州、吉安到达赣北上高，在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从事战地宣传工作，在前线创办《战地真容》半月木刻画刊，至1941年初，不到两年时间，就出版了30多期。其间，罗清桢先后完成《菜刀下的鬼子》《敌后行》《一个难童的故事》等十几组连环画。作品揭露日寇的残暴，讴歌我国抗战军民的英勇，反映老百姓的深重灾难。这些作品，有力地鼓舞着前线将士英勇杀敌抗战到底的雄心壮志。

　　正当罗清桢满怀豪情全身心投入抗战宣传，实现生平宏愿之际，由于他在前线与苏联顾问联系频密，将作品委托顾问与苏联作品的交流，流露出向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到那里学习的愿望，引起十九集团军顽固派的忌恨、迫害，将其软禁、审查。1942年春，罗清桢愤而以养病为由返回大埔百侯中学重执教鞭，而大埔反动当局继续拘押他。由于受到迫供、拷打，罗清桢内脏受伤，导致进食困难。当年秋，不得不回兴宁高陂仔村原籍疗伤，因缺医少药，贫病交加，1942年11月25日，罗清桢在家中去世，年仅37岁。

　　一个出生于贫苦家庭，生长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为民族的独立、人民解放，为追求艺术的真谛，实现人生理想，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的青年艺术家；以年不及40的青壮年，殁在贫困的折磨，死在团体的偏见、当局的迫害上，无不令人唏嘘叹息!

　　罗清桢的生活和艺术道路是艰辛的。其实，他受团体偏见的歧视不是去江西才开始的，早在1936年的松口，由于他在学校宣传新兴的木刻艺术传播革命思想，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的奴化教育，就被松口中学解聘而丢掉饭碗。直到翌年，才被由革命家罗明任校长的大埔百侯中学聘任。而在梅县松口中学编年史大事记中，却只记载罗清桢“1931年春，罗清桢来校任教，负责艺术、地理科教学”；还有他在校宣传革命思想，利用暑假，拜访鲁迅先生；学生捐献程仪”，到日本学习版画艺术等等。没有记载他被学校解聘的事件。

　　至于罗清桢在江西、大埔被迫害的情形，较早详尽叙述其经过的是丰顺籍的著名木刻版画家吴忠翰。上世纪80年代在《新美术》杂志上发表了他论述《罗清桢的木刻艺术》的文章文章披露了罗清桢在赣北抗日前线与苏联顾问时相过从，“因此竟被反动头子罗卓英怀疑和迫害”；“回故土执教。反动头子罗卓英仍不甘罢休，指使其部属把他抓去秘密审讯，灌辣椒水严刑吊打”。吴忠翰作为继罗清桢等前辈之后，而且对版画艺术深有研究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第二代版画家，他关于罗清桢受迫害情形叙述应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稍加分析，从“罗卓英仍不甘罢休，指使其部属”，就看出有猜测抑或牵强之嫌。此后凡见诸报端的有关罗清桢被迫害的文字都沿用吴忠翰的说法，只是言辞隐晦了，仅说他因为报道“抗日事实”、“抗日言行”而受到“政治迫害”；将“反动头子罗卓英”换为“国民党当局”。

　　也许是因为不同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罗清桢受迫害的细节有不同的描述。笔者以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吾辈无须对罗清桢受迫害的原因及其经过寻根问底，因为，可以肯定的是，罗清桢死于生活的贫困、死于追求艺术理想的坎坷道路、死于投身革命的恶劣环境。那是我们永不会忘却的时代。

　　罗清桢离开这个世界已经70多年了，可是他的名字、他的作品、他的精神，却是永生的。为纪念这位为版画艺术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家，到了1980年，罗清桢的家乡兴宁的一批老中青美术工作者，隆重成立“清桢版画协会”。该版画协会成立30多年来，继承和发扬新兴版画艺术的光荣传统，新人辈出，佳作频传，为推动新时期我国木刻版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倘若罗清桢泉下有知，亦当感到宽畅欣慰了。

（文章摘自黄羡章：《梅州民国人物评传》）

　　（图片来源：《罗清桢木刻作品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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