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1983年发表于《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

　　哲学是一个广阔的海洋，我作为一个“小兵”，在这广阔的海洋中，学习游泳已达四十年。我记得我最早发表的一篇哲学论文题目是《数学的史的考察》，是我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一点体会，发表在重庆党的刊物《群众》第七卷二十二期上；并首次开始使用克汀这一笔名(后来加上姓，成为现名罗克汀)，时间是1941年底，到现在刚好四十年。四十年不算是一个太短的时间。因此，我想通过以回顾四十年来所走过道路的方式来谈谈对哲学研究中一些问题的体会，不会没有一点好处罢。

　　我原名邓焯华，是广东番禺县雅瑶村(现在是广州郊区石龙公社雅瑶大队)人。我在1921年10月20日出生于广州，并在广州长大。我父亲邓鹤芝是广州一个颇有名气的老中医，在抗战前兼任光汉中医专科学校教授，解放后任广东中医学院教授。他是自学成功的，很喜欢读书、研究、写作，数十年如一日，著有医学专著数种，为医学界所推重。我对他这种独立研究精神有深刻的印象，并受到影响。四十年来我在哲学探索中，努力坚持独立研究，同受到这种影响是有联系的。

　　抗战开始。在小学和中学时，我就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除了做好功课以外，我把读书看作是一种乐趣。一九三八年底，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广州，我在广州沦陷前随家庭迁到曲江，这时我才读完高中一年级，二年级才刚开始不久(只读了两个月)。到了曲江以后，当时的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在曲江招生。我父亲鼓励我以“同等学历”报名，结果考入社会教育系。当时的系主任张栗原教授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听他讲课印象很深刻(可惜他后来过早于一九四〇年因肺病病逝于广东连县)。一九四〇年我又听过郭大力教授讲的政治经济学。由于抗战的影响和老师的指引，我打开了眼界，开始在哲学海洋中学习游泳。这时我对于自然辩证法特别有兴趣，我去听数学物理系的高等数学，开始研究数学史，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阐明数学的历史发展。但我的兴趣是很广泛的，我对当时历史学者所讨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间较长的问题也很感兴趣，差不多在同时也研究了这一问题，结果写成了《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发表在《群众》第八卷第一期(1942年)上面。

图为广东省文理学院在西塘村办学点。

一

　　一九四三年夏天，我毕业于广东文理学院社会教育系。但实际上在大学学习的四年中，我主要是搞哲学，不过也广泛阅读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书籍，尤其是重点学习经典著作。

　　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到了桂林。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工作，并在广州大学计政班担任讲授经济学。但这时我主要是研究自然辩证法，并在一年之内写成《科学新论》一书初稿，共分三卷，第一卷是《科学总论》，第二卷是《科学史论》，第三卷是《科学方法论》，共三十多万字。这一著作初稿，后来经过修改补充，分为两书出版：即《自然科学讲话》(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和《自然哲学概论》(1948年生活书店出版)。

图为罗克汀著的《自然科学讲话》（左 ）与《自然哲学概论》（右）。

　　一九四四年，我从桂林经贵阳到达重庆。在陶行知主持的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和社会大学教书，讲授哲学，并与侯外庐同志合著《新哲学教程》(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这时我在《群众》、《中苏文化》、《大学月刊》、《理论与现实》、《科学与生活》、《青年知识》、《中华论坛》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论文。一九四六年担任重庆西南学院哲学系教授。

　　我由于参加重庆进步文化界活动和学生运动，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被捕。在狱中两年，主要是被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由于民盟中央提名释放政治犯十多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出狱后，由于党和民盟四川省委的帮助，我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脱险抵达香港。在南方学院担任教授，并在杜国庠同志担任主编的《大公报》副刊《思想与生活》和《文汇报》副刊《学术思潮》上面撰写论文。后来杜国庠同志赴京参加新政协，我便担任这两个副刊的主编工作，直到这两个副刊停办为止。

　　一九五〇年一月，我回到广州工作，担任南方大学(校长叶剑英)教授兼研究室主任、第四部(政治研究院)副主任。

　　一九五三年一月我调到中山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兼哲学教研室主任。一九六〇年以后担任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工作。一九七九年以后至现在任现代西方哲学教授，并担任“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南、西南分会副理事长，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此外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从上面可以看出，我在四十年代主要搞自然辩证法；在五十年代主要搞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六十年代主要搞欧洲哲学史：在七十年代主要搞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这样转来转去，当然对出科学成果有困难，但也有好处，好处是可以在广博的基础上精深。因为我比较注意基础广博，因此，在我所研究的学科中都比较注意做到融会贯通，提出新的观点或开创新的研究方向。例如，由于我在四十年代主要搞自然辩证法，因此对于自然科学史比较熟悉。在五十年代我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并从事这一方面的科研工作时，我便应用了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方面的知识，既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一课程的讲授内容，也使我五十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具有特色。六十年代以后，我主要搞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过去在国内外一般都是着重分析阶级基础，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这当然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也是，不够的。因为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上某一主要流派不但同阶级斗争有密切联系，而且同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有密切联系。因此，对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不但要用阶级分析方法去研究，而且要从自然科学发展史与阶级斗争条件的相互交织中来研究某一主要流派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基本观点如何形成。例如，胡塞尔的现象学派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如果就这一流派的内容来说是不大讲自然科学的，因此过去国内外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学者都很少从自然科学发展史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一个空白点。但如果从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方面来考察胡塞尔现象学，便可以看出胡塞尔现象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是与近代自然科学史密切相联系的。最近几年来，我从自然科学发展史与阶级斗争条件紧密结合、互相交织这一观点来研究胡塞尔现象学，提出了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和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观点是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对立的看法，这种观点在国内外来说都是创新的。根据这种研究，我近年来准备写作和发表一系列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论文，已发表的有《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论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观点》(《学术研究》1981第8期)和《胡塞尔论人和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1期)。

图为罗克汀著的《现代西方哲学论集》。

　　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证明从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国内外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一般都是采取对各个哲学流派逐一加以研究的方式。例如“实用主义研究与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研究与批判”等等。这可以说是一种“横”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是必要的。它的优点是研究得比较细致、深刻、周到、具体。但缺点是看不出现代西方哲学各个主要流派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看不出一个主要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因此对现代西方哲学史还必须从“纵”的方面，即从阶级斗争条件与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条件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根据这种设想，我从1978年开始，以“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发展史”为题在中山大学、广东高教局、山西大学和河北大学等单位讲学，力图比较系统地研究和阐明现代西方哲学各个主要流派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各个主要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根据几次讲学的群众反映：这种研究成果表明，它具有创新的特色，而且注意到比较客观地、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一个哲学流派的基本观点，因而比较深刻，能够避免直接从阶级斗争条件引伸出一个哲学流派基本观点的简单化、粗暴化的毛病。这就证明从人类认识史、自然发展史方面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坚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批判开辟了一个宽广的新研究方向。我今后准备把这一研究方向继续下去，在1985年以前写出：《胡塞尔现象学研究与批判》和《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发展史》两种专著，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一书写作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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