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安泰先生在韶关坪石教书时住于坪石铁岭临武水的数椽（“椽”字可释作“间”，即“数间”）泥屋。十来平方米的地方，用泥砖隔成前厅后房，前厅的全部陈列是一张小书桌、两张靠背竹椅和一副功夫茶具；客厅就是工作室，《词学研究》就是在泥屋、小书桌和植物油点的灯下深夜写就的。抗战时期，汤挚民老师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读书，从管埠到坪石镇上，常到詹教授的“工作室”做客，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在小泥屋里，詹先生依然豪迈，写下“待拂竿丝向沧海，相看一笑三千年。”[1]这是多么宽阔的时空！1967年，詹先生病逝，年仅65岁。现在坪石正在大规模地拆泥砖房，且慢！历史的伤痛还没有恢复，千万不要蛮干，弄清楚后才行动，坪石老街被拆除的悲剧不能再重演。

图为抗战时期在坪石的中山大学师生使用的泥屋旧址。（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79级学生、旅居德国的建筑师俞军先生供图）

图为坪石老街残存的几间旧房子。（俞军先生供图）

图为坪石铁岭的中山大学文学院本部旧址。（俞军先生供图）

　　1902年出生的詹先生，在坪石的时候留下了41岁的感言诗，比他小13岁坪石同事徐中玉先生，享年105岁（1915.2.15-2019.6.25）。1939年，徐先生年24岁进入中山大学研究院，离开坪石时，应该是30岁。1942年，徐先生一家的全家福其乐融融，此时正好是在坪石时期,徐先生年仅27岁，风华正茂。在1941届文科研究所的学生名单上，有罗时宪、张泉林、黄福銮，李保世、徐中玉、钟征声、梁钊韬。梁钊韬在学术界引用论文时有所提及，徐中玉因《大学语文》与学术评论受大众关注，而其他五位少有人知晓，坪石纪念墙上应该有这批人的名单，他们是中国培养研究生最早的种子。

　　1940年应授学位考试研究生统计表表明，总计有12位研究生，文科研究所居多、6名，中国语言文学部和历史学部分别为3名；师范研究所的教育学部2名，教育心理学部无学生。农科研究所的农林植物部和土壤学部各2名。1941年6月25日，许崇清校长兼研究院院长向第五届硕士学位考试校内外委员发出聘函，考试时间为两天（7月11日和12日），地点在坪石本校研究院，也就是“广同会馆”。1939年录取的研究院研究生有黄福銮、梁钊韬、卢锡恒、徐中玉、罗时宪、李世保、周鸣铮。候宽昭、何宪章是1938年考入的，李嘉猷是1940年录取的，而张泉林、钟钲琴两位是1937年录取的。这批研究生中，最为大家熟悉的是日后成为“大学语文之父”的徐中玉，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奠基人之一的梁钊韬。周鸣铮成为著名农业分析化学家，何宪章成为农机专家，罗时宪后来皈依佛门、在香港有多部佛法著作。

　　在坪石时期，中大还设置体育卫生组，赵善性任主任，有8位体育指导员。

图为1941年研究院各部研究生名单。（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研究院在坪石的房子是租借广同会馆的，其内用板分隔，光线不佳，靠江边容易浸水。研究院里的书柜里的书还是满的，大家都珍惜这份读书机会。研究院旁边有书店，学生图省钱就站在书店看书。每星期，研究院有一次学术演讲，崔载阳、邓植仪均担任过研究院负责人。研究院设立有四部，分别是文科部、教育部、植物部、医学部，总研究生人数约二十人，每期招五至十人。研究院考试仅二次，分别在入学和硕士学位获取之前。

图为1942年徐中玉三口之家合影。（陈群教授供图）

　　学生名单是一本本厚重的历史，天文数学系是特殊的专业，是学生名册中最薄、最少的系吧，但细读却发现重量级人物不少，1931届的学生名单是：叶述武、陈飞、黄覃、李远光、梁苏民、刘政举、庞显扬、宋其芳、谭明昭。叶述武于1925年考入广东大学，年仅14岁，1931年毕业于天文数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后留法，1939年回国赴云南澄江任教，后又赴坪石理学院。坪石沦陷时，他保护了理学院的图书和仪器，最后转至连县分教处。1952年，他组建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后来又参加人造卫星上天的国家重大项目，最后是落脚于中科院，分别工作于力学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改革开放后是中科院首批可以带研究生的导师。

　　1960年10月叶述武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1962年8月任中科院数学所理论力学研究室主任，为完成国防任务中轨道计算问题做出重要贡献。叶先生通晓英、法、俄、德、意等9国语言，在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理论力学、天体力学、火箭动力学以及微分方程和力学交叉领域成果颇丰。1996年叶先生在京病逝。

图为叶述武先生在中科院时期的照片。（席南华先生供图）

　　叶述武先生的太太邹仪新于1932年毕业于天文数学系，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坚持在抗战烽火中任教，并任学校天文台台长。到达坪石后，在理学院所在的塘口村，想方设法在短时间内建成天文站。1941年9月21日，恰逢300年一遇日全食经过中国中部一带，校长张云应邀带队往福建观测。[2]1949届天文数学系的毕业生名单是：陈瑞年、程极泰、甘树荣、黄桂青、黄建树、万赖、许振南、叶叔华、张魁彦、张明轩、钟盛德、陈忠爱、邓尚真、关汝福、郭丽珠、林彰明、梅慧勤、萧震夷、叶炽富、张咸熙、邹伟伦。这批1945年考入天文数学系的学生，成为叶述武的学生，他们推动了中国天文事业的发展。其中佼佼者是在广州出生的叶叔华女士，她中学学习阶段是在香港、广州、粤北辗转度过的，于1945年考入天文数学系，毕业后赴上海工作，1958年建立中国世界时综合系统，1980年当选为院士，1981年成为上海天文台台长。

图为叶叔华毕业照。

　　粗计在抗战时期的坪石岁月，除了培养大批日后对中国建设与科学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子外，坪石先生们在学术上仍然有诸多贡献，由于学识所限、难以全面概括：

　　1．地理学家吴尚时突破行政界线，在1941年使用地理学概念为广东省政府《广东年鉴》提供广东地理区划，分为珠江三角洲、北江流域、西江流域、东江流域、韩江流域、六邑和两阳、南路、海南岛和远海各群岛。[3]

　　2．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梁钊韬先生的《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等著作形成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1941年，杨志成教授率领文科研究所的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及技助顾铁符等人再度深入粤北瑶山对“过山瑶”进行历时10天的调查研究。其范围涉及过山瑶胞的体质特征、历史、社会、经济、房屋、工具、衣饰、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传说、歌谣各个方面。

　　3．陈国达、吴尚时和曾昭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红色岩系”，也就是“丹霞地貌”的系统学说。1943年钟衍威发表《武水流域的上游聚落地理》，这是人文地理学聚落研究的开山之作。

　　4．卢鹤绂引入国际最先进的核物理和理论物理，探讨了原子能的潜能和应用前景。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和天文学学院回国到中山大学任教前，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新型高强度质谱仪在分离硼同位素上的应用》。

　　5．生物学系、农学院在南岭采集的标本达到历史高峰，开创了植物区系学的理论框架，采集南岭植物标本上万号。

　　6．黄际遇、詹安泰的古文研究成果颇丰，詹安泰的《词学研究》十二论，建立了具有内在逻辑的词学体系。

　　7．成立“两广地质督查所”对粤湘边界区域的矿产进行勘查，为战时物资供给和实业发展提供科学考察成果。

　　8．为农业大规模推广优良稻种和土壤改良提供技术协助。丁颖教授的《广东稻之种性问题》论文具有时代意义。

　　9．天文学方面延续了天文台观察的连续性，张云、邹仪新等摄取日食采像、研究日食光度及天空亮度等天文学课题。

　　10．杨成志、钟敬文等继续20世纪20年代开创的民俗学研究，深入结合地方区域特点，创办了《民俗》季刊。

　　11．朱谦之教授创办的《现代史学》在坪石时期继续发扬光大，《中国人性论史》完成于坪石。[4]

　　除了以上不全面的小结外，通过教师名册的历史文献，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群星闪烁。文学院人才济济，系主任除了朱谦之，还有岑麒祥。他是中国语言学家，1935年开始任文学院教授，在坪石时39岁、风华正茂。1946年与王力共同创办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出任首届系主任。在法学院教师名单中，法学院的教授梅龚彬，时为41岁，1941年2月任职，他是中共情报史的杰出人物，被称为“抗战三杰”中的“隐杰”，他也参加了上海左翼的文化活动，秘密工作直接受周恩来领导。

图为坪石时期中大文学院教师名册。在农学院的名册中，可以查到33岁蒲蛰龙先生的名字，时任副教授，日后学术研究成绩丰硕，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图为师范学院教师名册。在师范学院的名册中，马思聪是不分系的教授，黄友棣是不分系的副教授。马思聪、黄友棣等音乐家，他们在坪石期间创作了数十首抗战歌曲。马思聪先生在这时期演奏活动频繁，常来往于韶关（曲江）—坪石—管埠一带演出；黄友棣先生的一曲《杜鹃花》更是传遍后方和前线。他们的创作或演出对于当时活跃坪石的气氛、以及提振师生的学习和抗战热情，均作出很大的贡献。

图为农学院教师名册。现在仍然没有找到建工系主任卫梓松教授的照片，经查阅，找到当年他为改善建筑学教学条件而向学院、学校申请的、特别制作的家具，特别是绘图板支架等特殊教学家具。

图为建工系美术室家具定单。

图为建工系家具草图，绘图桌适应教学需要。

　　“坪石先生”影响到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这周的周末，得到前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席南华院士、江苏住房城乡建设厅周岚博士的帮助，陈群教授帮助我联系核实叶叔华院士中学时代的史料，叶教授告知她高一高二是在乐昌第三华侨中学读书[5]，日本鬼子来了，高三又转到连县的培英中学。感谢各位提供的资料遂能成文。他们也许与我一样，没有忘记下到武江河挑水给坪石先生们喝的那位坪石姑娘，谢谢诸位的共鸣，期待正在放假的老师先生们在本人抛出的7块“砖头”后，能够提供你们的金玉良言。

　　注释：

　　[1]《詹安泰纪念文集》编辑组：《詹安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64页。

　　[2]雅璐主编：《抗日烽火中的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209页。

　　[3]广东省地理学会编：《华南地理文献选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36页。

　　[4]黎红雷编：《朱谦之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62页。

　　[5]查证，1942年10月，广东省乐昌县成立第三华侨中学，华侨学生一律享受公费生待遇。培英中学在1944年6月迁往双喜山复课，1945年11月回广州白鹤洞，与叶先生的中学读书时间吻合。

　　（注：有关学生名单引自中山大学校友总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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