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周恩来进入闽西苏区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革命记忆（3）

2021-06-08 上午 10:34 作者：李沛群

　　按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与各革命根据地联络的南方交通线由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福建闽西汀州到中央苏区红都江西瑞金，由中共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它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而且完成了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安全护送一批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

　　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创建，沿线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承担了红色交通线（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各中转站的任务。

　　有鉴于此，广东“三师”群体通过多方发掘与研究整理出一批珍贵的红色革命档案，南粤古驿道网汇成专题以“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革命记忆”为系列名进行连续刊载，以此纪念革命先烈并献礼建党百年。

　　下文《接周恩来进入闽西苏区》发表于2008年《福建党史月刊》第4期7-8页，作者为李沛群。1931年，根据中央指示，李沛群担任闽西交通大站主任，负责护送重要干部来往，保证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此文详细介绍了周恩来从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青溪等秘密交通站达到福建汀州闽粤赣苏区的经过。

　　1931年12月21日（或22日），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抽调白区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去”的指示精神，从白区回到苏区，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之一的肖桂昌护送从上海到达福建汀州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

　　这些年来，对周恩来何时到达苏区的问题可谓众说纷纭，有人说1931年春，有人说是11月，有些人甚至说是1932年，这些都是欠准确的。事实上，周恩来到达闽西汀州的时间，是1931年12月21日或22日。

　　首先，我得从我何时进入汀州说起。1930年冬，当时中央还在上海，中央指示要加强交通站的工作，要求配合苏区和红军反“围剿”的斗争，粉碎敌人的封锁，使交通畅通无阻。我于1930年冬接到进入苏区的通知，当时我是广东省委组织部发行分配科科长，因原交通科的肖桂昌参加中央组织部办的训练班学习后没有回来，所以我同时兼管交通科的工作。省委本已通知由惠阳县委抽调一位负责人陈汉英来接替我的工作，但等了四五个月还没有见他来香港广东省委接任。这时适值广东省委遭受了一次大破坏，省委内部交通莫叔宝叛变，省委书记卢永炽、组织部长陈舜仪（笔名“杜声”）、宣传部长林道文、办公厅负责人罗群、组织部干事邱尔珍、陈敏刚，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的李一枝、李国光，还有原香港市委书记张家骥等人均已被捕，由李富春代理省委书记。而我面目已暴露，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因此李富春指示我离开香港往上海，到中央交通局报到，时间是1931月下旬旬。我到上海后，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召集我和卢伟良，还有交通局人员肖桂昌、饶君强（卫华）、潘云波（先甲）等同志开一个交任务的会议，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要求做好护送干部来往，保证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决定由我担任闽西交通大站主任，卢伟良负责大埔青溪中站工作。会后，我们从上海搭船到汕头，经大埔青溪，转入闽西苏区，同行的有贺诚、梁广、卢伟良等四人。到闽西后，贺诚和梁广去江西瑞金苏区，卢伟良回大埔青溪中站，我留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虎岗。

图为红色交通线闽西交通大站旧址：永定虎岗杨公堂。

　　当时苏区中央局管辖的地方包括江西、闽西、粤北、赣东、赣西及赣中，计有：兴国、宁都、雩都、广昌、石城、万安、泰和、赣县、瑞金、会昌、寻邬、安远、三南（龙南、定南、虔南等游击区）。原来还有广东的平远、蕉岭、梅县一带，后因东江苏维埃失败，古大存、李明光等分别转移去了五华及饶平、平和、大埔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我们称他肥军长）从江西调兵打过来，我们从闽西永定、上杭对敌夹攻，于1931年八九月间打下了汀州，中央苏区和闽西苏区连成了一片。闽西特委正式改为闽粤赣边区省委。不久，闽粤赣边区省委代书记罗明把我从交通站调去搞省委秘书工作。

　　约在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我接到永定县委书记肖向荣的信，要求省委“放”两匹好马去永定接人，还要求派两个精练的马夫。当时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在部队找马，而要在地方上找呢？可惜那时没有电话，要问也没法问清楚，只得按他的要求办好了（当时的特急件有通讯员分站传送，一站接一站，晚上点个马灯走路，日夜不停地传递，由汀州到永定只走三天三夜就到了）。原来这两匹马是接周恩来用的。

　　周恩来到达汀州的时间是下午。当晚他和罗明（代理省委书记）、李明光（组织部长）、郭滴人（宣传部长）开了个碰头会，第二天上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张鼎丞（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六如（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均参加了。第二天晚上，召开机关工作人员大会，请周恩来作报告，到会的人很多，罗明要我主持会议。周恩来的讲话内容主要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白区的斗争情况、苏区的任务和我们的斗争策略等。

　　那时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个月，大家对时局很感兴趣，尽管天气很冷，场地的条件很差，坐得很难受，但会场鸦雀无声，同志们都非常集中精神地听着。从下午5时多的晚饭后，听到凌晨的近3点钟，共9个多小时。

　　周恩来讲话后的第二天，他召集罗明、李明光、肖桂昌和我四人开了一个小会，周恩来对调我搞秘书工作提出了意见，认为交通局当时决定我当闽西交通站的站长，是为了配合抽调百分之六十白区干部到苏区，也是为了保证交通线的安全畅通。所以会上决定：要我立即交代秘书工作，调回交通大站，并把大站搬到永定，因为永定接近边界，对交通线工作更为有利，并决定对外则用“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名义，以作掩护。对这个决定，我们无条件地执行了。

　　还记得有一手件小事，周恩来到达后第二天，邓小平派人来汀州采购东西，写一封信给我，叫我协助采购。我在用毛笔写回信时，周恩来刚好从他的住房出来，由我的身后经过，他便俯下头来在我的左边看我写字，还说：“你的毛笔字写得真快啊！”

图为红色交通线永定物资采购点：“源记号”店。

　　当组织决定调我回大站后，我交代了工作，约在周恩来到达汀州的第五天上午9时就和肖桂昌一起去永定。在我们离开汀州时，周恩来还未走，听说要去瑞金，什么时候走还未确定。周恩来在汀州的逗留时间起码也有一周。

　　我和肖桂昌骑着接周恩来时用过的马，在12月31日到达上杭县属的太拔，在那里有我们一个交通小站，是由红军军官学校抽调出来的同志负责的。我们就在太拔愉快地度过了1932年的元旦。1932年1月2日，我们从太拔到丰稔市，在那里住了一晚，翌晨启程去永定。因此，我们到达永定县委时，已是1932年1月3日的中午。从我们到达永定县之日推算，周恩来刚好是两周前到达汀州，所以说：周恩来到达闽粤赣苏区省委汀州的时间，应1931年12月21日或22日。

　　至于周恩来进入苏区的过程，肖桂昌后来亦在汇报中谈过，他说：恩来同志是由上海坐船至汕头市以后，由当地一个绝密交通中站安排在“金陵旅社”（汕头市最大的旅社）下榻。后来因为发现在下楼的拐角处有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有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时照的，相片里面就有周恩来，因之即行迁到棉安街一间小旅店去住。这间小旅店原来是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军队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的，警察、地痞、流氓从不敢去骚扰。当时汕头市这个绝密的交通中站是直接由上海中央交通局单线联系的，我虽是永定交通大站的负责人也不知道，只有中央委员以上一级干部来才启用，负责人是陈彭年。这是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后不久，我到汕头去接邓颖超大姐入苏区时才知道的。

　　周恩来和肖桂昌在棉安街旅店住了一天后，第二天坐潮汕火车到潮安。当时，周恩来商人打扮，肖桂昌和另一交通员小黄华扮成他的同行者，由于不了解情况，买了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后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个人，周恩来一看不对头，急忙走入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人多又杂，他们和老乡挤在一起，拉下帽子看报纸。谁知事有凑巧，来查票的是1925年东征时的一个铁路职工骨干，曾到当时的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去向周专员（恩来同志）请示过工作。周恩来认出他后，忙把头上戴的毡帽沿拉得更低点，扭过头去看窗外，肖桂昌机智地连忙站起来把周恩来挡住，随手把车票交给那个检票员。那个检票员见是二等票，就用手指着隔邻二等车厢，要他们三人到那边去。幸好当时只有一个检票员，肖桂昌当面答应，见那人走后就坐着不动，才免去一场虚惊。火车全程只有几十公里，很快就到潮安了。

图为潮汕铁路汕头站总务处遗址，“三师”志愿者摄于2018年。

图为潮汕铁路开车时刻表。

　　他们在潮安吃过午饭，乘下午2时开往大埔的电船，他们买的是电船尾的小厢房票，上船后就关上房门休息。船到大埔县城后，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电船，在途经青溪时上岸，到了青溪交通中站，然后由手枪队护送，星夜赶到离虎头沙5公里的多宝坑交通小站去休息。就这样，他们绕过了民团力量较强的虎头沙，继续向前。后来他们又趁夜爬山越岭，经洋门、党坪到铁坑小站，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谷仓内，天黑后由小站派出可靠的向导和交通站的驳壳枪队护送过伯公坳，经过那里的一个山就是广东、福建交界了。那里的山坳上原有一个村庄，由于国民党保安队民团的“剿共”，山头烧得光光的，村庄也只剩断垣破壁。村里有一个武装员邹清仁，大家称他做“清仁古”，他是这一带最熟悉情况的，他的亲属已被民团杀光，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常冒着性命危险给我们引路，周恩来就是由他带过境的。越过了那几个山头，再行5公里多，就到达永定边境的陶坑，这里设有一个交通小站。沿途的小站间距离约十几公里远，各小站的负责人都是本地人，区、乡都有我们的组织，敌人来犯时则有赤卫队掩护我们上山隐蔽。陶坑到金沙乡有几个小站，即上金、中金和下金。到永定后，再走一周左右的山路就到达汀州了。就这样，周恩来在肖桂昌的护送下，到达了闽粤赣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