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国际博物馆日

　　考古人讲述考古事

　　公众往往会迷惑于为何大部分考古发现都是些不起眼的坛坛罐罐，甚至只是些残石碎陶，而考古工作者却可凭此将千万年的琐碎故事和平凡生命一一讲述出来，并会自带难以置信的陶醉感和自豪感。然而，这些琐碎和平凡才是考古发现的本真状态，这份陶醉和自豪正是考古工作的情怀所系。考古人凭着一柄手铲、一顶草帽、一杆木杖，探寻消湮在尘土中的历史，铭刻遗忘于时光里的记忆。我们有孤云独去闲的远方，也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诗意。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即将在东山新展厅推出考古成果展，以出土文物陈列的方式将本所主持的重要项目与研究成果进行展示，虽未含括广东省境内迄今所有重大考古发现，但也足以构建相对完整的广东古代文化发展序列。这是广东省所考古成果继往开来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考古人和考古工作走近社会的一次公开展示。

　　展览年代跨度数十万年，从遥远蒙昧的石器时代到文明碰撞的明清时期，我们藉由这些石、玉、陶、瓷、铜、金、银各类质地的文物，有些甚至是残缺不全、毫不起眼的器具，透过时间的重重迷雾来窥览历史的深处，释读这一方土地上长久延绵的人类历程与文化脉络，凝视南粤先民如何从猿人时代一步步走向近代社会，用这一个个重要遗址、一块块文物碎片追索古代广东在历史洪流中或明或暗的踪迹。

　　最早岭南

　　郁南磨刀山，我们与广东最早的先民在这里猝然相遇。手斧、手镐、砍砸器、刮削器……这些外形粗犷的打制石器，有着与现代生活相隔甚远的名称、形态和技术，是六十万至八十万年前岭南先祖赖以生存的工具，也见证着人类童年时代的蹒跚起步。石器上的斑纹是中更新世红土网纹的沁染，也是数十万年风雨沧桑的印痕，犹如缀连无字史书的订线。若说南江流域三期旧石器文化描摹出的是岭南远古人类历史长卷，磨刀山遗址则是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郁南磨刀山遗址发掘区

打制石器

　　英德青塘，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从渔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历史转折路口，四个形态不一的洞穴组成了最初的聚落，这里有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还有广东最早的陶器。陡刃石器、穿孔石器、早期陶器、蚌器、骨角器，古人类食用后丢弃的数以万计的鹿骨和螺壳，以奇特姿态孤独守望万年的青塘少女……这是一幅远古先民生活的鲜活画卷、一段记录史前革命的进程标尺、一扇早期人类交流的时空之窗。

英德青塘遗址地貌

青塘少女墓葬

　　与青塘遗址年代相近、文化相似的，还有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以及英德牛栏洞，这些通达古今的幽暗溶洞，曾点亮岭南文明前夜最初的微光。

　　从直立行走到农业起源，既有岭南本土史前文化传统的先声，也有东亚—东南亚区域文化交流的图景。一脉相承的砾石石器工业，更为探讨区域古人类演化与现代人扩散提供了文化上的视角和考古学证据。从磨刀山到青塘，这段最为漫长艰辛的远古先民跋涉征程，也是最为渺远而难寻的历史，构成了文化意义上“最早的岭南”。

　　文明之路

　　遂溪鲤鱼墩，广东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农耕定居出现之后贝类等水生食物仍然得到大规模利用，这种经济行为早可追溯到青塘时期，而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食物资源成为岭南史前文化一大传统，这与岭北新石器时代农耕经济传统大相径庭。这一传统经由史前延至文明时代，最终传抵如今粤地民众的餐桌。

　　距今七千至六千年左右，在环珠江口近海地带大范围出现彩陶遗存，包括深圳咸头岭、珠海后沙湾、东莞万福庵、增城金兰寺以及肇庆蚬壳洲等等。通常认为这支异军突起的彩陶文化源头来自长江中游，这些彩绘陶器为岭南史前文化注入了不一样的颜色。

左：珠海后沙湾遗址彩陶右：深圳咸头岭遗址彩陶圈足盘

　　南海西樵山，这个临近珠江入海口的古火山，是史前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采石场和石器加工场，海内外存知己的双肩石器成为岭南史前文化向外传播的标志性形象之一。另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跟随北方专业狩猎人群登上历史舞台的细石器生产工业，甚为突兀地在新石器时代的岭南昙花一现，其具体年代、来龙去向依然停留在揣测之中。

　　高明古耶遗址发现数量众多的动植物遗存，为还原珠三角地区史前贝丘遗址的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更重要的是，古耶陶器群为确立距今六千至五千年珠三角地区考古学文化类型与发展序列提供了有力支撑，双肩石器与细石器的出土层位与年代也为厘清“西樵山文化”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信息。

　　台山新村遗址，目前考古发现广东沿海规模最大的沙丘遗址，揭露出数层不同时期的古代人类活动面，有助于我们解答颇费思量也很具争议的沙丘遗址性质问题。

　　位于粤北山地区的曲江石峡遗址，是岭南迄今所见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高等级聚落。石峡文化与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同期略晚，后者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证”，而石峡与良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玉琮为代表的玉质礼器，当然还有几乎如出一辙的神徽——神人兽面纹，工艺精良的玉石钺、环、铲、锛、镞，造型别致的三足陶鼎、镂孔盘豆、圈足罐壶等等，反映出石峡文化同样具有高度发达的技术、经济、宗教和社会组织。石峡可能不如良渚那样具备明确的早期国家形态，但毫无疑问，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石峡文化已然闪耀出史前岭南最为夺目的文明之光。

左：石峡文化墓葬中：玉琮右：玉钺

　　与此同时，在广东如满天星斗般涌现类虎头埔遗存，这一岭南土著文化以几何图案印纹硬陶和矮圈足器为鲜明特征，在岭南石器时代的尾声铺垫了青铜时代揭幕前悠扬的序章，而印纹硬陶就此深深烙嵌于岭南先秦文化的基因之中。

左：普宁虎头埔遗址陶器  中：普宁龟山遗址陶器  右：龙川仁屋山遗址陶器

　　从农业发生到文明初现，土著居民与域外来客不时交汇相融，岭海之间的粤地成为中华文明起源重瓣花朵图版中最南端的一块拼图，并因独特的地理环境而在其社会复杂化进程中表现为有别于岭北的区域模式，迸发出独特的光辉。这一束光，于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进程的宏大格局而言，可能只是星星点火，于史前岭南而言，则是若惊电若烛炬。

　　青铜古国

　　东莞村头遗址是夏商时期环珠江口东部规模最大的贝丘遗址，居住区、墓葬区与公共活动区的布局井然有序，并有丰富的各类出土遗物，俨然是一个研究岭南早期青铜时代生产技术、经济模式及社会生活的标本。值得一提的是，除珠三角本土文化特征外，各类形式相近的凹底器在粤北、粤东、赣南、闽西夏商时期都有大范围分布。五岭与其说是地理屏障，毋宁说是文化纽带。

　　有着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村头牙璋未在这里展出，不能让我们对来自中原夏王朝的文化辐射之力有直观感受。但来自普宁龟山、珠海棠下环与佛山河宕等遗址的玉玦、石环、石戈、石矛与铸铜石范等具有宗教、礼仪、军事、手工业功能的文物，以及来自浮滨文化的酱黑釉原始瓷器，同样会令人对岭南古国时代的经济与技术、观念与信仰、等级与权力留有深刻印象。

村头遗址牙璋

　　东源龙尾排商代墓地，数量众多、造型各异的高柄陶豆是最大宗随葬品，使其在同时期遗存中显得特立独行。岭南本土与岭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并存，也给了我们足够的猜想空间，魂归于此的神秘部族来自哪里又曾去向何方？近年在粤东北地区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包括和平上正村先秦遗址群、龙川仁屋山、东源大顶山等等，描绘出一条经由赣南、闽西南到粤东北的先秦时期人群迁徙与交流的驿路。武夷山脉东、西两麓直达岭外的地理通道，同样也是岭南文明进程中殊为重要的文化通衢。

左：东源龙尾排遗址发掘区右：高柄陶豆

　　博罗横岭山，岭南地区规模最大、出土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商周时期墓地，凝重中透着威严、狰狞又不失俊逸的拍印夔纹是其陶器首要特征，更有精美的玉玦、玉管与青铜鼎、甬钟、戈、矛、斧以及原始瓷豆，无不彰显其曾雄据一方的气势。遗憾的是，这个两周时期崛起于东江流域的缚娄古王国至今仍面目模糊。

左：博罗横岭山墓地夔纹陶罐中：玉玦右：青铜鼎

　　博罗梅花墩窑址是解读春秋时期东江流域陶瓷生产中心辐射整个岭南的一把钥匙。罗定背夫山墓地与南门垌墓地，则是认识战国时期岭南葬俗礼制和青铜工艺的一面镜子。博罗西浦上岭遗址，从商时期延续到战国，使其可为长时段考察广东青铜时代社会历史的坐标。

梅花墩窑址出土动物模型

　　身处百越印纹陶与原始瓷文化圈内的广东，整个先秦时期和域外考古学文化有着多波次、多方向的交流与互动，尤其是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持续影响，还有中原文化若隐若现的渗透辐射。岭南青铜时代的社会分工、阶层分化、等级制度、权力体系、国家形态不断得以发展和深化，并逐渐与岭北并肩前进。从古国到王国，远离中原王朝的岭南文明演进并非踽踽而行，同样是早期中国化的进程。

　　（未完待续……）

　　（原文刊登于“广东省古迹保护协会”，作者刘锁强， 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