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植仪是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拓者，土壤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自1914年由美国留学归国后，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四十多个春秋。解放前他先后担任过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中山大学教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受聘为中央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10月18日上午，年近古稀的邓植仪在研究室召集有关科研人员，聚精会神地规划广东红壤的研究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突患脑溢血晕倒在地而去世。他那种为农业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深受后人敬仰。

图为邓植仪。

　　邓植仪1888年6月22日（旧历丁亥年五月初二）出生于广东省鱼米之乡的东莞县。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处在我国历史更替，社会变革的大动荡年代，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他目睹农民“自耕不能自食，自织不能自衣”，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殊感忧虑。他认为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历史悠久，本可雄视于世，但由于内忧外患，备受摧残，且长期以来政府又不重视发展农业，导致“业农者不可得学，鹜学者不屑于农”，遂使我数千年之农业大国竟瞠乎人后。为挽救农业和改变士农分途的传统弊端，他坚定地选择了爱农、学农、振兴中华农业的道路，决心担负起现代高等农业教育拓荒者的重任。

　　一、艰苦创业、勇于开拓

　　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特别是中山大学农学院，其发展历程和邓植仪的名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1917年至1949年，经历了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三个发展阶段共33个春秋，邓植仪曾5次出任校长、院长，共达21年10个月。他还是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长达11年有余。在他漫长的任期内，学校经历了艰苦创业，开拓发展和颠沛流离，战后重建等时期。他为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多层次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7年，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创建初期，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学校不仅缺乏开办费和必要的校舍，还曾因报考学生人数过少而缓办，后又因校舍被军队征用，实验场地被变卖，学校被逼迁，在棚厂内办学两年多。这正如邓植仪在回顾该校坎坷历程时所说：“几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之中，危而复安，明而复暗。”但他深知，“新学术新事业创立之初，非得惨淡经营，终鲜有效。”也正是由于邓植仪“常抱前事不忘之念，保持百折不回奋勇向前之精神”，带领全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才使农专转危为安，打下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广东农专的创建虽是来之不易，但它毕竟处于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低层次，和农业及高等教育的发展都还很不适应。1922年，农专发动了改大运动，要求改办为农业大学。邓植仪在改大运动委员会召集的全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上明确提出“本校欲图提高，不能不急于改为农业大学。”经一年的积极争取，1923年底，广东省教育厅同意农专筹备改办大学，任命邓植仪为广东农科大学筹备会会长。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同时又创办了广东大学，并将筹建改为大学的农专改组为广东大学农科学院。邓植仪受聘为首任院长。至此，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便从专科发展为本科，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1932年至1940年，邓植仪第二次出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在任的前六年正是农学院蓬勃发展并走向更高办学层次的时期。1935年，中大建立研究院，农科创设了土壤学部和农林植物学部，邓植仪兼任土壤学部首任主任，开始在国内主要大城市招收土壤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唯一的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他亲自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高级土壤专家，如简浩然、陆发熹等。

　　邓植仪不仅推动了学校多层次办学的发展，而且开拓了多种形式的办学。不仅在校内办，还派教师下乡办。为扶助贫困地区发展蚕桑业，成立了由他亲自兼任所长的巡回蚕业讲习所，派出教师下乡巡回讲授蚕桑应用技术，学制一般为半年。这种送科学技术下乡的办学形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好，深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

　　邓植仪是一位有远见卓识，有组织领导才华和魄力的农业教育家。他从教30多年，继承发展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了国外先进办学经验，不断探索办中国式农业教育的道路，为我国农业教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些对今天深化农业教育改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列述如下：

　　(一）建立和健全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管理体制，积极推动系、科与研究、推广机构建设同步发展。邓植仪常说:“研究为最初之事功，教育乃推行之准备，推广为最终之目的。”他认为农业教育要深入农村，向农民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及时把科研成果推广于农村，是振兴中华农业至关重要的一环。他汲取国外经验，建立了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学院管理体制，从组织管理上促进了学校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早在1923年他担任广东农专校长时，就设立了推广部，规定部主任必须由教授担任。后来还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农事咨询方案，编印并赠阅《农业浅说》，与农民合作试验推广优良品种和新技术的措施，并为农民举办农业技术夜校、讲习班等。这不仅使农民得到实惠，深受农民欢迎，同时还培养了教师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农村的艰苦朴素作风。这些好作风如今已成为华南农大的优良传统。

　　邓植仪一贯认为，欲挽救我国农业之衰颓而求发展，以与万国争衡，非实现农业科学化不可，此所以有农业研究与教育机关之设置。因此，他极力主张每个系都应附设研究、试验机构，教师则不仅要承担教学任务，而且应该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否则就是人才的浪费。早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林学、农林化学三系内就先后创建了稻作试验场、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所、白云山模范林场、蚕种改良所和气象观测所等。这些机构和农林业生产紧密结合，有的直接建在农村。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发展，直接带动了稻作学、植物分类学和土壤学的发展，使之在国内处于先进行列，促进了学院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邓植仪对系的建设也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原在系下设的门，先后扩建为系，如蚕桑系、农经系、畜牧兽医系、园艺系、病虫害系等等。至1949年，中大农学院已由三个学系发展成有八个学系和科研试验机构较完善的农学院，为解放后该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着力建设一支有学科带头人的高素质、稳定的师资队伍。解放前的大学，由于种种原因，人事变动频繁，师资队伍极不稳定。邓植仪深知这对办学非常不利。经过他多年努力，中大农学院在1936年已建立了有教授22人，副教授3人，讲师10人的教师队伍。教师来源是多渠道的，有北京农业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和岭南大学等校，其中留美、留日的占大多数，部分是留法、留英、留德的，由于邓植仪知人善任，真诚待人，扶掖新秀和在教师中享有很高威信，故能团结师资队伍，一批学术造诣专深，有振兴中华农业抱负的国内知名教授如丁颖、陈焕镛、张巨伯、彭家元、侯过、温文光、利寅、杨邦杰等人长期稳定地在中大农学院执教。这就使农学院成为当时中山大学七个学院中教师队伍最稳定的一个。

　　对师资素质的提高，他是煞费苦心的。一方面认真执行中山大学关于长期教授连续服务满5年以上者，得出外考察研究1年照支全薪的规定，以提高教授学术水平和稳定知名教授在院执教；另一方面为使教师队伍不断充实提高，后继有人，他很重视新秀的培养。早在1935年，邓植仪与丁颖、侯过、利寅教授等就联名向中山大学校长建议，制定并公布了《选派农学院助教及技术人员留学外国暂行规则》，明确规定要选派一些正在农学院服务，品行端正，成绩优异，对于农业科学确能专心研究的老师出国深造。同年，由他和一些知名教授联名推荐了5名青年教师赴美、日等国深造。他们绝大部分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返回学院任教，并成为知名教授，如谢申、林亮东、罗彤鉴等。对一些学成归国的校友，如赵善欢、蒲蛰龙、利翠英等优秀学者，他都竭力争取他们返院执教，以壮大教师队伍。

　　在师资队伍建设中，邓植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深受教师们的尊敬。他身兼中大教务长、农学院院长两要职，但他一直坚持讲授土壤学、地质学、土壤分类学和指导研究生，还常利用寒暑假带领研究人员到农村进行土壤调查，开展科学研究，从未放弃教师应负的职责。

　　(三）寓学农、爱农、务农教育于实践教学环节之中。他认为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工作又较艰苦，农科学生求学意志不可不坚，学成之后从事农业工作，尤须刻苦勤劳。为此，他对学生的专业劳动，专业技能的锻炼要求非常严格。新生入学伊始，就先从事一段时间的农场工作，以“锻炼其精神体魄，以免将来易为不良环境所变迁”。三年级则组织学生到校内外农林场进行暑期实习，使学生有较长时间的实习和接触生产实际的机会，以培养学生操作能力和学习兴趣。四年级又要求学生在教授指导下接受科学试验的初步训练，培养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撰写论文的能力。早年中山大学农科大多数毕业生都能长期坚持在农业战线工作，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与邓植仪院长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四）重视开展与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的联系协作。邓植仪一贯认为，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面貌，农业界必须团结合作方能收到良好效果。早在1923年他担任广东农专校长时期，他就和东南大学农科、北京农业大学等校商定建立教授交换和学生可相互转学等合作协议，并派出沈鹏飞、张天才和黄国华诸教授分赴北京农大和东南大学任教，有力地推动了三校学术和教学管理经验的交流，建立了校际良好的协作关系。

　　他同样重视与科研机构的联系协作。抗战前不久，他就着手与全国稻麦改进所进行通力合作，与该所商订了包括建立试验场所、培训人员、水稻良种检定和试验等内容广泛的合作协议，收到一定效果。

　　(五）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提高学校学术水平。邓植仪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科学家。早年，他对第一、二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未有中国科学家参加深感遗憾。经过他多年的努力，使土壤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进展，积累了不少宝贵资料，为出席大会创造了条件。1935年7、8月间，邓植仪出席了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会上他主动向外国科学家介绍了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情况，大大地促进了国际上对我这项工作的了解与合作，提高了我国土壤学科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他还代表中山大学出席了国际教育大会，交流了办学经验。

　　二、颠沛流离，坚持办学

　　抗战刚开始，中山大学就遭到敌机多次轰炸，部分校舍被炸毁，教学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邓植仪面对战争残酷现实，一方面注意加强学生的抗战教育，在农学院增设了“战时农政问题”讲座，邀请校内外著名教授专家作“战时农村问题总论”、“如何制定战时农业纲领问题”等专题报告；一方面支持各系坚持开展试验研究，如继续在番禺、东莞、惠阳、中山、新会等县进行水稻良种检定和试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植仪出自对祖国珍贵植物标本的珍惜和爱护，积极支持农学院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教授，于1938年春在中大仓促撤离广州前，把农林植物研究所经过十年费尽心血搜集收藏的15万号珍贵植物标本、4000余部中外文图书及仪器等运往香港九龙保存，使该所研究工作和研究生的培养得以继续进行。广州光复后，全部标本、图书仪器归回了中大农学院。该所不仅是中大于战火中唯一能完整保存标本、图书、仪器的单位，而且是我国植物研究机构复兴的基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就是于1954年在该所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当年邓植仪、陈焕镛为保护好该所珍贵标本历尽艰辛，抗战胜利后陈焕镛教授曾被误解而遭解聘，经院长邓植仪据实向中大王星拱校长明确提出“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之植物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中大才恢复了陈焕镛教授的职务。这充分体现了邓植仪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于负责的崇高品德。

1933年，邓植仪主持东莞土壤情况调查，并撰写《东莞县土壤调查报告书》。

　　抗战期间，中山大学农学院是在颠沛流离，鼙鼓频惊中度过的。1938年10月，广州告急，中大奉命西迁。初迁广东罗定，旋即改迁广西龙州，不久又奉命定址云南澄江县。当时中大校长邹鲁远在重庆，中大西迁和复课的组织、领导工作主要是由教务长邓植仪负责主持的。西迁途中他风尘仆仆，备尝艰辛。中大定址澄江后，他又四出奔忙，积极筹划，干1939年3月1日便能正式复课。至此，在战乱和交通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偌大一个拥有7个学院，2000余名师生的中山大学，经过4个多月数千里辗转搬迁后，终于安顿下来，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学习环境，得以弦歌再续。若没有邓植仪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和辛勤忘我的工作，那是不可能的。

　　邓植仪除了主持全校教务工作外，作为农学院院长，为了使教学、科研工作不中断，他亲自和丁颖、侯过诸教授到昆明大普吉农场洽商学生实习问题，并与澄江县合作经营试验场，保证了一年级新生农场工作和四年级学生毕业论文得以按教学计划进行。在他的亲自带动下，农学院的科研、推广工作也能结合当地农业生产积极开展。除土壤调查外，还与云南省合作规划研究稻、麦、茶、果树、林业生产的改进与发展。

　　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中山大学又一次遭到更大的浩劫和破坏。当时日寇沿粤汉线进犯粤北，中大校本部所在地坪石（1940年秋中大已从云南迁回粤北）陷入日敌包围之中，农学院所在地栗源堡已为日军所占。当时正是邓植仪第二次出任中大教务长，第三次出长农学院时期。值此兵荒马乱之际，他却临危不惧，挺身率领农学院和其他学院部分师生，从栗源堡突围到达粤北连县。突围途中师生曾数次濒临断炊，均由他出面向当地借粮解困。

　　中大部分师生撤抵连县后，迅即成立了中大连县分教处，并公推邓植仪教授为主任。他临危受命，竭力支撑着中大，做到“鼙鼓频惊，弦歌未辍”，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迁回广州。中大迁回石牌后，曾数度易长，但邓植仪一直担任教务长、农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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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摘录于何贻赞所作《邓植仪与广东农业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一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