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光明是史语所首位助理员，时史语所尚未搬入东山柏园。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张照片，是黎光明1929年在川西汶川羌族聚居地拍摄的照片，羌民是首次面向镜头。近日创作了《柏园·殷墟·民族学》画作，以该历史照片为主要素材。画中表现了辛树帜1928年采集到大瑶山铁角蕨、天香藤和两广栝楼植物标本，庞新民记录的瑶族松果、大花、芙桐花瑶秀图案；1928年底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残片。以此画纪念黎光明先生，并推荐下文。今天正好是中山大学98周年校庆日，东山柏园曾经是中山大学师生友情、同事友情和事业播种的地方，谨以此文向中山大学及史语所一众大师致敬。（许瑞生）

黎光明1929年在川西汶川羌族聚居地拍摄的照片。

　　在史语所网站对此照片有如下补注：

　　相机刚发明时，有些人认为照像会将人的魂魄都摄走，因为底片中人的影像有如被摄进去的魂魄。所以早期民族学家做田野，要拍摄调查对象时，往往要想方设法，随机应变。

　　黎光明（1901-1946）是史语所最早到四川做民俗调查的人。一九二九年他到四川汶川县的和坪寨作调查，请了汶川县的知事杨东侯以及和坪寨的“土舍”索习之陪同。当时，若哥哥继承“土司”的职位，分封一两个寨子给弟弟，这弟弟称作“土舍”。

　　为了拍这张照片他们先要求：“索习之召集全寨的人一齐来听唱。……。不多一会，这衙门里便拥挤起來了”；“我们又要求给这些观众们摄一个影。但是，这个消息一漏出以后，人们便开始向外奔跑，好像逃命似的。这时候，杨知事一方面声色俱厉的制止他们的散走，一方面又为他们解释摄影的无妨，但是，不见得十分生效。聪明的索土舍临机应变，马上下令关了大门，于是乎有一部分被截留住了。我们又详细的为他们解释，大家才好好的站着让我们摄影。”（如图）黎光明还注记，因为镜箱太小，所处的地方也无法将所有的人都拍进去，因此这张照片，只是他们的一部分，其中大半数是羌民。

《柏园·殷墟·民族学》画作。（许瑞生）

　　在顾颉刚的众多弟子当中，1946 年去世的回族学人黎光明并不是学术成就和影响最突出的一个。王学典等人所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也未对其进行专门介绍。然而，民国时期的黎光明却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的研究人员之一，被认为我国最早从事民族学实地调查并记录川西民俗的学者之一；他与王元辉在1929 年合作完成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直到2004 年才由台湾学者王明珂更名为《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整理出版；他在1946 年的川边靖化县（今金川县）县长任上因诛除恶霸而不幸殒命的事迹在家乡传颂甚广，位列“灌县三杰”①之列。长期以来，人们对黎光明的学者身份与学术成就所知甚少，相关研究成果亦较少论及②。黎光明在学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始终对顾颉刚执“弟子之礼”。两人之间的师生情谊与学术传承值得关注。据统计，从1927 年到1946 年，《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中有关黎光明的记载多达百余处，成为了解黎光明生平与境遇以及二人之间师生情谊与学术传承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分三个时期再现学术大家顾颉刚对待和培养学术传人的生动过程，并借窥四川回族学人黎光明的人生轨迹与学术成长历程。

一、广州：引入学术研究之门

　　黎光明，字劲修（也写作敬修、静修），1901 年出生于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灌口镇顺城街一个回族家庭。灌县地处成都平原西部边缘，以茶马互市以及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闻名中外。青少年时期的黎光明聪敏好学，勤勉用功，在同乡好友的记忆中，“敬修在灌县第一高等小学念书的时候，老师们对他很嘉许，说他聪明好学，恪守校规。同学们则说他个性倔强，爱管闲事，但，是一个非常讲公道的好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在他面前，回教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P142）。1922 年，从成都联合中学（即后来的石室中学）毕业后，黎光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在历史学家柳诒徵等影响下，黎光明对明代倭寇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4 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不得不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并有幸在那里与顾颉刚结识。

　　1927 年4 月，顾颉刚进入中山大学任教。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黎光明非常珍惜，对顾颉刚开创的“疑古辨伪”学术研究道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连续选修了顾颉刚开设的几门课程。《顾颉刚年谱》记载：“十月下旬起，任‘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书目指南’课及文史导课（《诗经》、《三百年思想史》），编讲义《中国上古史》、《尚书学》。因抵校时已开学，没有充足的时间编讲义，只好专印材料，把许多人的零碎文字抄出来，并加按语，约略组成一个系统。学生有：黎光明、葛毅卿、陈槃、何定生、李晋华、李光信、林超等……”［2］（P162）顾颉刚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不是仅为传授知识，而是通过编印讲义并加按语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治学的方法，鼓励学生从材料出发，自主、广泛地搜集材料，从材料中发现问题。在顾颉刚的启发和指引下，黎光明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同时选修的几十位同学中与葛毅卿、陈槃分数并列最高：

　　黎光明 男 《上古史》 95 分 《尚书研究》六十 史学系 四年 四川成都。［3］（P137-142）

　　黎光明是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最青睐的学生之一。顾氏虽未专攻明史，但当他得知黎光明已经开始研究明代倭寇的题目后，仍从旁鼓励，嘱其继续研究并介绍参考书籍，逐步引导其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而黎光明也经常向顾颉刚请益。1927 年11 月16 日、12 月15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均记道“：黎光明来”［3］（P104、112）；12月27日“，看黎光明君倭寇、穆天子传二文”［3］（P116），12月29日“，到校，整理厦门朱君寄来书籍，助我者光明、君朴等”［3］（P116）。黎光明开始紧跟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学术道路，接受其在学业上的栽培和指导。顾颉刚也表欣慰：“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作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尽够入学问之门了。”［4］（P108）得益于这些指引和帮助，黎光明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连续发表《穆天子传的研究》《汲冢竹书考》等成果，逐渐在古史和文献考据等学术领域崭露头角。其中引发学界较大争议的《穆天子传的研究》，从顾氏“神话与传说皆不可信”观点出发，通过严密的论证，得出《穆天子传》所记载的传说并非周穆王实际所有事的结论。这可以看作是黎光明承继顾氏有关古史研究思想的代表作，就连对此结论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认为“黎君确实不愧为疑古家”［5］（P179）。在这两篇重要的古史研究成果发表后，黎光明通过附言表达了对顾颉刚的感谢：“此篇及前《穆天子传的研究》一篇，乃是一致的工作，两篇文章之成，多系顾颉刚先生指导之功。附此声明，并志感谢”［6］（P30）。

　　在中山大学期间，黎光明还以学生身份加入了顾颉刚发起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响应“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的号召，在家乡搜集整理了民间神话故事《想念儿子的老人》③。

　　黎光明是顾颉刚最为信赖的学生之一，曾受其委托到南京打探有关谭慕愚的讯息。谭慕愚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才女，与顾颉刚相识于一次郊游。顾颉刚对爱好天趣、勇猛精进的谭慕愚十分欣赏，以至产生难以割舍的爱慕之情。1928 年，谭慕愚因参加政治活动在南京被捕入狱，在北京的顾颉刚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当得知黎光明要经过南京时，他便将这个重要且多少有些私密的请求和盘托出：“……故希望吾兄到宁时，在市党部中探听一下，渠已否释出。如未释出，监禁何处。如能就狱一访，面为劝导，更感……。刚对于她的凡事努力猛进，与读书得间，数年来深敬其人。故藉兄到宁之便，敢以此事奉托。如承允可，感荷无极。”［7］（P342-343）

　　在中山大学其他学生面前，顾颉刚丝毫不掩饰对黎光明这位得意门生的赏识，他在致葛毅卿的信中写到：“前数年在中大，我觉得学生中只有三人最好，一是黎静修，一是何定生，一是你。不幸年来，你和定生坠入烦闷之渊，定生尤甚，竟成了束手待毙之状。静修亦以在职业上感受痛苦，恹恹无聊。我真不忍看你们三人赶往悲剧中去，但又无法救出你们。现在静修订婚了，他的痛苦有了慰藉了。……”［7］（P411）

　　在中山大学期间，黎光明不仅受到顾颉刚的认可，同时还得到学界另一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的器重。“黎光明是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民国十七年的应届毕业生，在校时因学业成绩优良，被傅斯年先生认为是可造之才，所以从民国十七年二月份起，就被傅先生找来，为未来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预作各种筹备工作方面的杂项事务。”［8］（P42）1928 年4 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在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时，黎光明便被派充为助理员，成为这一重要学术机构的正式成员，在当年夏天便受傅斯年委托赴川西地区进行民族学实地调查。或因信息沟通不畅抑或是观点冲突等因，此次调查任务最终草草了事以致师生龃龉，甚至影响到黎光明的志业选择以及顾、傅二人的关系，这是后话。

二、北京：奠定学术成长之基

　　1929 年秋，顾颉刚回到北京，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黎光明也结束了在四川的调查任务回到已迁至北京的史语所。在顾颉刚的引导和勉励下，黎光明继续在明史、近代史等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还与徐文珊、孙海波等学人一起协助顾颉刚点校《史记》。在这期间，顾颉刚甘为人梯，领航导向，为黎光明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一是力荐黎光明到北京大学担任助教或讲师。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北京大学史学系多次邀请其讲授“《史记》研究”等课程，但他始终都因故未能成行，于是回信给北大同学：

　　诸位如必须将“《史记》研究”列入史学系课程内，所做的工作亦必须由我给分数的，请向学校接洽，聘黎光明君为助教或讲师（他是去年中山大学史学系毕业的，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助理员。在中山大学中最好的学生，所作《穆天子传的研究》登《中大语史研究所周刊》廿三、廿四期；又集倭寇材料至百余万言，尚在整理中）……可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连同中山大学学生所做的工作，全交黎君，由他一手整理。《史记》这部书，问题太多，牵动的书籍不计其数，必须有一个人专心做这工作，方能整理好，而黎君是极适合于做这工作的。［7］（P374）

　　民国时期，一个青年学人要想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台极不容易。顾颉刚力荐黎光明赴北大任课，一方面缘于他对黎光明谦逊随和、勤勉用功的性格特点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则缘于他对黎光明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学术研究及任教能力的充分肯定和信任。黎光明的中学同学李一氓在回忆录中也写道：“黎光明，这是同学中最随和、又最用功的一个。”［9］（P22）顾颉刚一向不吝栽培和提携年轻人，“至于比我年轻的人，则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成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4］（P144）。

　　二是学术研究上的有力帮扶。离开史语所以后，黎光明在“职业上感到痛苦”，事业也陷入了低谷。为了鼓励弟子振作精神，顾颉刚通过不断提供新思路、新材料以及帮助修改、润饰论文等多种方式指导和帮助黎光明。顾颉刚在1931 年日记里频繁地记录了这一过程：3 月2 日，“写黎光明信”［3］（P502）；3 月5 日，“晤黎光明君，与同归家借与书籍”［3］（P503）；6 月1 日，“黎静修夫妇来，留饭……”［3］（P532）；6 月14 日，“到黎光明处，未遇，晤马孟择”［3］（P536）；7 月25 日，“黎光明来，长谈”［3］（P548）；在当年的9 月23 日、9 月24 日、10 月4 日，连续三次“点黎光明文”［3］（P566、569）；11 月16 日，“校黎静修《李马奔》一文”④。值得一提的是，黎光明与伍敏如女士在当年4 月初举行婚礼，顾颉刚因与容庚、郑德坤、吴文藻等人参加燕大考古旅行团而未及赴宴，还特地写信给夫人殷履安询问：“黎光明君处，你能去一贺否？”［10］（P485）足见他对黎光明之事的重视。

　　在北京期间，顾颉刚“甘为青年作嫁衣”，乐此不疲地通过办杂志来推进学术研究和青年学人的成长。他经常邀约青年学人撰写文章，在他与容庚共同主编的国学刊物《燕京学报》上发表，黎光明、钱穆、谭其骧、李晋华、陈懋恒等青年学人正是因此才逐渐在学界崭露头角。黎光明所作有关“李马奔”以及明代倭寇问题研究的论文陆续发表，尤其是其集多年之功撰成的专著《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以《燕京学报》专号的形式出版后，得到东南大学柳诒徵教授的嘉许并赠序，奠定了在明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在顾颉刚胪列的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中，黎光明因在近代史、汲冢书、明史等研究领域所做出的成绩而赫然在列［3］（P726-729）。黎光明这样回忆《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的成书过程：

　　民国十二年度，时余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听柳翼谋师讲授日本史，即着手研究倭寇问题，于学年末，著一论文曰《明代倭寇之研究》，蒙柳师加以好评，认为“甲上”之作。后转学于广州中山大学， 交与顾颉刚师阅后，即嘱余继续研究，并时为介绍参考书籍。再后则傅孟真师使余任助理员之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更得有多方搜集材料之机会，乃能编撰成书，此皆余所应加感谢者……书名是洪煨莲先生所决定者，亦并此志谢。［11］（《自序》，P2）

　　顾颉刚同样给予是书高度评价：“黎光明先生对明史用力亦极勤，有《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钩稽排比，至为精当。”［12］（P401）2014 年，该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作为“民国文存”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再次整理出版，整理者认为：“是书从细节上研究抗倭战争，对嘉靖年间从各地征调到江浙抗倭的武装力量的渊源、调集、抗倭经过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尤其是将僧兵列为一个专门的研究专题，使后世开始意识到这一支重要的抗倭力量。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作者严格坚持结论来自史料的原则，书中所引用史料篇幅远远大于结论性的语言，通过对材料的严密、合理布局，让材料自己说话。本书所引材料来源广泛，从正史到笔记到方法，相互印证，对于其中细微的差异也明察秋毫，以求得历史的真实。”［11］（P156）

　　黎光明回到史语所以后，傅斯年对其在川西民俗调查中的表现并不满意，甚至多有责备。当顾颉刚得知傅斯年利用“家长作风”、盛气凌人地对待其学生，以致“光明又以孟真之压迫而失去学问之乐了”［3］（P394），在中山大学共事期间即与傅斯年意见分歧的顾颉刚不惜再次与傅斯年针锋相对：

　　今日劲修归，向予哭，盖渠谒孟真，告以《御倭军考》一文将在《燕京学报》发表，为孟真所痛斥， 谓不应以中央研究院研究工作向他处发表，嘱其取还送院之故。劲修在院三年，作文不可发表，且时加斥责，使其不得不回四川教书。今彼回平数月，作此一文，虽材料是在院所集，而文章实离院后作，遂以此剥夺其研究之自由，可乎！且希白、援庵，均燕大人也，而院中乃屡为刊行，又何自反其主张也。”［13］（P105-106）

　　11 月5 号，“本日原约访孟真，以劲修事，恐去了打架，故不去”［13］（P107）。

　　三是经济上的资助和扶持。1932 年，在上海的顾颉刚得知辛树帜拟邀请他编写历史教科书一事后，在给殷履安的信中表达了推荐黎光明代为主持获取一定报酬的想法：“……因见《申报》载教育部编译馆辛树帜先生拟编学校教书，欲我主持历史方面，我想，我自己不能去，不知能介绍黎光明君去否？……如果荐成功，也是一件好事。”［10］（P628）

　　此外，顾颉刚还通过合作发表论文以赚取稿费的形式对黎光明进行资助。据《顾颉刚年谱》记载：“是年（1933 年），修改黎光明《明末清初之四川》，付《东方杂志》，刊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三十周年纪念号’。”［2］（P239）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此事或有不当，但其中确有其周济穷学生的良苦用心。尤其是在黎光明离开史语所工作岗 位失去固定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下，这种帮助无疑是雪中送炭。1979 年，顾颉刚在日记中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我撰文向不取稿费。《东方杂志》索余文，谓一般人投稿，每千字酬三元，若我文则可得五元。予遂以之周济穷学生，是时李晋华、黎光明、杨向奎等皆贫，乃令作文，署我名以投稿，故该志所登予文五篇皆非我所作也。……”［14］（P673）

三、江西、四川：“拉回学术研究之轨”

　　黎光明虽然较早加入顾氏发起创办的禹贡学会，但直到离开北京都未在《禹贡》半月刊发表文章。但面对顾颉刚在学术研究上寄予的厚望，他也是不敢怠慢，经常关注学界动态。1935 年，在江西担任历史教员的黎光明注意到《大公报·史地周刊》围绕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一文引发的争议，便以四川人的身份进行评论，指出其中存在的搜集志书资料不全、选材标准上有瑕疵等问题，并通过书信向顾颉刚请益：

　　……生现在对于读书作文略有计划，欲努力求其实现；以后如有关于民族分布与地理沿革的文章，当先寄与吾师一阅，以审查其可登入《禹贡》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知已有人加以整理否？如尚无人，则生愿担任。惟整理的方法如何？并祈吾师加以指导，以便有所遵从。……近阅《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五十三期，见有聂、薛二先生评论《中国地方志综录》的文章。生也写了一点意见，呈与吾师一阅，不知可登载否？［15］（P35）

　　顾颉刚看到黎光明的评论文章和研究计划后非常高兴，并针对他提出的意见和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在“按语”中不仅详细介绍了《读史方舆纪要》的整理方法，而且对他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一种东西，要它寻不出错漏而与世人相见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主张材料只要是真实的，收到一点不妨就发表一点，大家用‘起草稿’的态度来看著述；便是作的粗糙些，只要著作者有前进的欲望，而从事同样工作的人有批评督促的精神，学问必然自会进步的。”［15］（P34）虽然顾颉刚并不赞同黎光明的基本观点，但仍将他的文章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中，并在阐述自己主张的同时对黎光明进行了治学方法上的具体指导，这些观点置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无疑仍然适用。

　　结束江西的短暂工作回到四川以后，黎光明开始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担任教职，逐渐疏离了与学界的联系。顾颉刚是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对黎光明的学术潜力抱有很大的期许，希望尽最大努力把他拉回到学术研究的正轨上来，于是写信给华西大学郑德坤教授：“四川有一位黎光明先生，他是真能做工作的一个人，可惜埋没在成都军分校教普通历史，你能拉他到华西否？”［7］（P483）黎光明得以短暂在四川大学兼职任教，不能不归于顾颉刚在背后所作的努力。

　　“七七事变”以后，顾颉刚被迫离开北京，辗转于甘肃、青海、云南等地，于1939 年9 月到达成都，受聘于抗战后内迁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虽身处抗战的大后方，但顾先生仍然心系社会现实，总想做些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在学术研究的旨趣上体现为倡导并参与边疆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他很快便联合齐鲁、金陵、金陵女大、华西等四所教会大学的教授组织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旨在“以认识边疆之实际情况及其所含蕴之问题， 共筹适宜之对策，唤起国人之注意”［2］（P349-350）。黎光明与王树民、白寿彝、费孝通、李安宅、于式玉、辛树帜等数十人都被顾颉刚列为“边疆工作可用人才”［16］（P466）。由此可见，顾颉刚无疑是希望黎光明也能在边疆问题的研究乃至实际工作中发挥一定作用的。而从黎光明自身来说，他在1928—1929 年便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员的身份参加到边疆问题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工作中，并萌发了“奋志边区”［17］（P2605）的志愿，后来先后加入禹贡学会和边疆学会，这至少说明他同样也是希望在边疆问题的研究与实际工作中有所作为的。只是囿于时局和现实条件的制约，黎光明不得不辗转于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以及私立荫唐中学、省立绵阳中学、省立成都中学等教育文化工作岗位上，基本上疏离了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志业。但从目前所见黎光明在四川所作《中华民族的悠久性》⑤等文，仍可以看出他对抗战时期日益严重的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同时这也可看作他对顾氏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的理论回应和跟进。

　　1943 年，在经过与顾颉刚的一番长谈后，黎光明选择了“学术转向政治”的道路，实践其革命救国的理想。“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以后几年的教书，两度当校长，越是使朋友们认他是纯粹的读书人，且有认为他是书呆子。他哪里心服？所以他离开教育工作，去参加青年团团务工作，后来又去茂县作十六区专署的秘书。”［1］（P144）1946 年1 月，黎光明赴任靖化县（今金川县）县长，不到两个月便因铲除当地掌握鸦片买卖的袍哥头子杜铁樵而不幸殒命，成为当时震惊全国的“寅江事变”［18］（P84-110）。顾颉刚在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悲恸：“昨晚我与邓君谈逢原事，今晨五时，遂梦与静秋、逢原，哭而醒。予与后进寄出极殷切之属望而夭其天年者，若侃慈，若劲修，若逢原，皆不胜其伤恸。此皆我国家我人类之损失也。”［19］（P2）

　　在顾颉刚眼中，黎光明本是研究学问且多有期望之人，他曾多次努力试图将其拉回学术研究的轨道，但结局却未能如其所愿。黎光明逝世多年以后，顾颉刚仍难掩对这位心爱弟子的怀念和惋惜之情，他在日记中写道：“黎光明死在靖化县任上之事，我先已知之，其所以致死之因则不详。今日看《文史资料》中米庆云《蒋政权在川西边区禁烟的真相》一文，乃知四川第十六专区（松、理、懋、茂、汶、靖等县）由哥老会分子有贪利之徒大量涌入种烟。一九三八年，蒋介石自兼全国禁烟总办，扬言六年禁绝。一九四○年，靖化县长游辅国遣人亦为杜杀。一九四二年，王元辉任十六区专员，以兵力严行禁烟，但一再失败。一九四五年，王以黎任靖化县长，到任之初，与杜相处尚好，而杜横行已惯，借县府名义向各乡收烟，又私收县府屯粮，擅卖屯地。四六年春，王卸专员职，黎惧王行后更不易应付杜，遂设宴招杜至署，杀之。是夜，杜子锡麟率党数百人围署，破门入，先割黎舌，又断其两足，洗劫县府。新任专员何本初率兵平乱，又杀锡麟。黎本研究学问之人，不幸与王元辉为乡同学，竟以身殉。”［20］（P620-621）

　　用如此大篇幅记录一个学生的逝世原因，这在顾氏日记中并不多见，可见两人情谊之深厚。顾氏在川6 年，始终与黎光明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多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两人之间的交往，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学术交谊范围，成为在动荡生活状态中相互扶持的亲密朋友。当黎光明夫人伍敏如因病住院时，顾颉刚还曾到院探视。在伍氏病逝后，顾颉刚参加追悼会并撰写挽联和墓碑。为尽地主之谊，黎光明也曾多次导引顾氏遍览都江堰、青城山、新都等处景致，并力所能及地为先生搜集各种地方文献提供方便。《顾颉刚年谱》载：“一月上旬，与黎光明等至灌县游青城山及都江堰。四日，题青城山匾、联、诗，刻于青城山。”［2］（P337）顾颉刚在游览景致的同时，还注意搜集有关四川历史文化的史料，不仅撰写了大量游记与论文，甚至萌生出整理四川文献的雄心［21］。

四、结语

　　从中山大学的结识到黎光明不幸离世的20 年时间里，顾颉刚与黎光明始终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二人间的师生情谊始于学术，延伸于生活乃至于就业等多个领域，从未出现过感情隔膜和龃龉。黎光明逝世多年以后，顾颉刚仍在日记中深情回忆起二人交往的片断，这跨越50 年的深厚师生情谊读来令人动容。透过顾颉刚在学术研究上对黎光明进行的教育、培养、提携乃至争取的过程，笔者认为基于两个方面的缘由： 一是他对黎光明学术研究能力的肯定，其口中“中山大学最好的学生”即是有力的证据；二是他宽阔的学术胸襟以及在培养学术传人方面一以贯之的积极态度。正如王学典所言：“顾颉刚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蜚声士林。在培养学术传人方面，顾颉刚可以说前有章太炎、胡适，后无来者”［22］（P2）。黎光明从踏入学术研究之门，奠定学术研究之基以及在学术研究事业上取得的进步和成绩，与顾颉刚的关心、帮助和指导密不可分。尽管相较于顾氏同时期的其他弟子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朱士嘉、童书业、杨向奎、白寿彝等，黎光明个人的学术成就并没有那么出众和显赫，但他同样在顾颉刚的循循善诱和谆谆教导之下学艺精进，在明史尤其是倭寇问题研究等领域作出有目共睹的成绩。

　　从二人之间的学术承继关系来看，无论是在广州、北京还是在四川，顾氏有关“疑古辨伪”的治学方法与路径乃至具体的研究议题，都对黎光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促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黎光明都是顾颉刚学术阵营里的重要一员，“于学术上甚有希望者”，二人秉持共同的学术旨趣和追求，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来形容亦不为过。然而，学术的薪火相传并非学术大师们一厢情愿便能达成的事情。随着时局与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变化和影响，尤其是“七七事变”爆发以后，黎光明并未继续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志业选择，没有继续跟随顾氏所指引的“学术与政治结合”的道路，而是做出了“从学术转向政治”的选择，这种旨趣追求显然已经超出了顾氏所能争取和控制的范围，多少辜负了先生的好意。正如王明珂所言：“黎光明一直辗转游离于革命救国与教育文化两种志趣之中。”［23］（P3）然而在笔者看来，黎光明脱离学术研究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在于，假如他没有被傅斯年动议开除而是继续留在史语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假如他成功获得顾颉刚推荐到北大任教并顺利站稳脚根，假如他没有选择接任地势偏远、社会环境恶劣的靖化县县长……，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有道是“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对于黎光明的个人生命史来说，深刻的社会时局变动无疑是影响其个人志趣选择的重要因素，这种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独立性选择”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了必然。在变动时局影响下，学术成就与社会影响力大者如顾颉刚，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生存的压力，不得不辗转于北京、昆明、成都、重庆、兰州等地，又有几个学人能够寻得一张安静的书桌？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汪洪亮教授、都江堰市施廷俊先生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灌县三杰”分别为任觉五、王元辉、黎光明，参见政协都江堰市委员会编：《都江堰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岁月的记忆》，2016 年。

　　②目前有关黎光明生平事迹的介绍主要见于《阿坝州志》《灌县志》《金川县志》等几部志书以及王明珂的《简介黎光明先生

——附记王元辉先生》等少数资料。

　　③参见黎光明：《想念儿子的老人：四川灌县民间故事》，载《民间文艺（广州）》1927 年第5 期。

　　④1930 年，张星烺在《燕京学报》第八期发表《菲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一文，考证菲律宾历史上的Limahong就是万历年间广东潮州海盗林凤，并论述了他的身世及海上活动事迹，激发学者研究林凤的兴趣。李长傅在《燕京学报》第九期发表《菲律宾史上Limahong 之真人考补遗》一文，黎光明也在此刊物上发表《为“菲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 之真人考”补证》一文，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史料，也使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加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