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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沛群（1908－1991）出生于广东饶平县海山的一个贫农家庭，1925年参加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考验，成为这一伟大革命潮流中的先锋和闯将，十九岁在广州大涌口中共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被誉为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交通”之一。

　　1928年起，按照党中央及广东省委的决定，李沛群在中央外交科、广东省委发行分配科及交通科工作，后担任中央红色交通线闽西交通大站主任，传递着党中央的文件及情报，也护送着中央领导前往苏区。

　　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介绍了中央红色交通线的设立与组织运行情况，以及他为交通线作出革命贡献的经历。

　　本文发表于《党史资料·丛刊(上海)》1982年第1辑28页。

图为李沛群。

　　解放前，在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都曾在上海从事过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现作些简短的回忆：

　　第一回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到一九二九年底，我被调到中央外交科跑交通。一九二八年六月，我在广东省委工作时，省委组织部长陈郁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中央来通知即将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一开，中央会有很多文件发到各省来，中央外交科为此需增加二名交通，在广东、上海各找一个，广东省委决定派你去。当时，江苏省委在上海找的就是肖桂昌同志。肖桂昌同志原籍广东中山县人，是在武昌长大、入党的。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清党”时，他也转移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等待分配工作。

　　我们调到中央外交科之前，中央已有二名交通：一是谢辉，另一是李杰（大个子）。他俩都是海员工人出身，曾在昌兴轮船公司的“皇后”号船上工作过。后来，李杰认为自己个子高大，易被敌人识别，跑交通不方便，就回到“亚洲皇后”号船上再当海员去了。这样，中央交通科原有二个交通，增加二个又换去一个，只剩谢辉、肖桂昌和我三人。一九二八年八、九月后，中央外交科派来联系我们的阮锦云被捕了，谢辉调去替代他的工作。广东省委另派一个海员工人出身的黎洪接替谢跑交通。所以，跑广东的中央交通仍是三人：肖桂昌、黎洪和我。

　　中央外交科归中央秘书处管，一九二八年时，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同志。记得当时广东省委有位领导同志曾建议过：中央的三名交通可以在上海、香港各分布一个，另一个则在中途，三人可以走马灯式的不停留地交叉传递文件、书信，这样中央和省委也都随时有交通员可以使用了。邓小平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并且明确指出：中央的交通由中央领导，不管有没有事，有没有文件要传送，中央的三个交通员都要在上海听候中央的命令。这给我的印象是：邓小平同志的原则性很强。那时，邓小平同志才二十三、四岁。

　　中央外交科和交通都是单线联系的。同我联系的前后共有五人：第一个是阮锦云，只来接过一次头，后来他就被捕了。第二个是谢辉，我第一次到上海，就是他带我去的。第三个是严重，好象是浙江绍兴人，人很好。一九三三年春我到瑞金时，他在中央一级总支委（相当于解放后的国家机关党委与中直机关党委）担任总支书记。他没有参加长征，调到广东东江纵队打游击。解放后，他在大连工作，十年动乱时期被迫害致死。第四个是杨剑英，一九三〇年就调任广东省军委秘书长，后兼任省委秘书长。第五个是刘琴西（大革命时期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委员长刘尔崧的哥哥），广东紫金县人，广东法政学校学生出身，为人果断有魄力，很活跃，到学校就发动罢课，到工会就鼓动工人罢工。当时反动派给他一个外号叫“搅屎棍”（广东话，意即上海人说的“拆烂污”）。一九二七年海陆丰苏维埃成立后，他曾任陆丰县县长。

　　记得一九二九年元旦我是在上海过的。当时，中央要调动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杨石魂（大革命前后是共青团广东区委的第一任书记，后是汕头市委书记、汕头市总工会委员长、汕头市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是广东南路特委负责人之一，南路特委就在现在的湛江一带）的工作，我伴同他和他爱人熊婉仙一起从香港坐船到上海。我们同住在五马路（近浙江路口）的乐群旅社度过了元旦。他到上海以后，中央分配他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后在武汉被捕牺牲。在旅社里，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杨殷、邓小平等都曾找他谈过话。他们谈话时，我和他爱人都在旁。约略记得当时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顺直问题，一是江苏问题。印象中，这两个省的党内斗争很激烈，但详情已记不得了。就是在他们谈话时，我知道了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同志。

　　当时跑中央交通，每个月至少得来回一、二次。从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底，我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来回跑了二十几次。

图为香港市区。

图为南方秘密无线电台旧址所在地：香港九龙上海街。

　　第二回到上海是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参加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发行工作会议。

　　一九三〇年初，我在广东省委的发行分配科工作。这一工作由中央发行部和广东省委双重领导。中央发行部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除广东外，还要通过海员关系，把文件送到海外的三个特委去。当时，我党在新加坡、安南（即现在的越南）和暹罗都设有特委，党员大都是华侨，领导干部则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从广东跑去“过番”的。

　　一九三〇年四月，我到上海出席全国发行工作会议，讨论布置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除广东以外，福建、江苏、河北、辽宁、山东、天津、青岛等地都有代表参加。会议由中央发行部一姓唐的和一姓高的两人主持，中央组织部秘书陈潭秋作报告，中央秘书长余泽鸿（笔名：少影、笑影）参加讨论并作总结。中央发行部也有七、八人参加会议。但除了肖桂昌外，别的代表我都不认得。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陈潭秋同志。会议共开了十天，最后两天是个别解决书报刊物的运送等具体问题。原来，发行工作与交通工作都属中央秘书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党报、党刊要按照党的组织系统来发行。因此，发行工作应归中央组织部领导。

图为党刊物《红色中华》。

　　从上海回广东不久，李立三左倾错误贯彻下来。撤销了省委，成立省一级的行动委员会，党、团、工、妇等都统在一起。县、市也都改组成行动委员会；香港市委也改成了香港市的行动委员会。

　　第三回到上海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三月下旬。先是听说三中全会时，伍豪（即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带回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巩固和发展苏区与红军，要调动白区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要按照苏联内战时期的办法，建立交通线和交通站，联结苏区和白区之间的来往关系。三中全会后，中央成立了交通局，建立了通向苏区的各条交通线路，交通线下设大站、中站和小站。当时，广东省委的交通科长是肖桂昌。一九三〇年一、二月间，他到上海参加中央组织部的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他分配在中央发行部工作，参加了全国发行工作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后调在中央交通局工作。我那时是广东省委的发行科长，肖桂昌调去学习时，省委要我兼管交通科长的工作。三月间，省委通知我到中央分配工作。本来，省委安排了要海（海丰）、陆（陆丰）、惠（惠阳）、紫（紫金）四县合组的特委抽调一人来接替我的工作，但等了二个月左右，还未见来。适值省委内部交通莫叔宝被捕叛变，我已暴露，有随时被捕的危险。省委书记李富春命我马上离开香港，并告诉我中央交通局准备调我去主持闽西大站的工作。之后，我就离港到了上海。

　　到上海以后，中央交通局长吴德峰同志找我谈话，布置工作。他通知调我到闽西交通大站担任主任，并交待了闽西交通大站的一些任务。他同时通知卢伟良（广东梅县客家人）担任大埔青溪交通中站的站长。那时，肖桂昌、饶君强、潘先甲等同志都在中央交通局工作。我离开上海时，贺诚、梁广（现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卢伟良和我四人同行，经汕头、潮安、大埔、青溪到达闽西。

图为广东大埔青溪交通站码头。

　　第四回到上海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半年。我当时在香港交通站工作，组织上调我到上海担任龚饮冰同志（当时是上海地下机要、交通工作的总负责人）的秘书。当时上海交通站有几个电台。我联系的电台设在拉都路 （今襄阳南路），因为是内部与延安党中央通报用的，大致每周发报一、二次，事先约好时间，通报时间不固定，因此不易被敌人发觉。一九四二年八、九月间，设在辣斐德路的电台被敌人破坏了。这一电台经常收听延安新闻广播，活动比较有规律，容易被敌人侦破。联系这座电台的王一知同志（当时是龚饮冰同志的爱人）幸而未遭意外。这一电台被破坏以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同志通知上海交通站暂停工作。当时，龚饮冰同志正布置我到北京路浙江兴业银行找一个职员商谈，准备在公共租界小沙渡路一带新建一电台。事情还没有办成，我们就准备撤退了。上海交通站的人员分两路撤退：一路撤至苏北，有李惠兰（我的妹妹），曾昌明夫妇、王阿林夫妇；一路往西走。有龚饮冰夫妇和我等八、九人。我们经武汉、沙市，偷渡洪湖，走监利，渡长江，经华容、南县，横越洞庭湖，经长沙、衡阳，抵达桂林。老龚等留在桂林，我一人跑柳州，经独山、都匀抵贵阳，再抵重庆。

　　抗战时期，张唯一同志（又叫唯一、老太，绰号“老太爷”，立三左倾错误前任中央机要秘书）也曾在香港工作，时间是从一九三九年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管机要、电台和情报工作。他当时对我讲过：我们在香港等于中央的海外部。那时，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和他几个负责人经常相互碰头的。

　　第五回到上海是在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间。我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抗战胜利后，随着办事处迁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住约一周后调在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工作。夏天，董老、范长江同志到马斯南路来传达中央指示，指出蒋介石已上庐山，阴谋发动全面内战。之后，我就奉命从上海坐船撤退到香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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