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他的政治影响不但普及于全国，而且扩大到国际。”红四军在我党我军的伟大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肇始之功、将帅之巨彪炳史册，尤是红四军党指挥枪、自我革命精神，军民融合、官兵一致精神，因地制宜、因敌变化精神，不惧强敌、敢于胜利精神，千里奔袭、连续作战精神，朝阳喷薄、激情澎湃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因平远县委、县府历任领导的远见卓识，2009年，红四军纪念馆冠名(全国惟一)并建成于广东平远古城仁居。显而易见，要建设成为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军史馆，红四军纪念馆的升级改造光荣而任重道远。建党100周年纪念临近，近期笔者参加了红四军纪念馆布展方案的评审会，觉得有必要对红四军石正会议作点说明。

图为红四军石正前委扩大会议旧址。

　　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前后曾数次进入平远，期间在石正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一直未为党史、军史所确认。本文对红四军石正会议记录，也即是1929年11月1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共广东省委并转中央信——上杭战役后我军斗争情况及东江失败原因》试行解读，以期引起史学界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同时结合了红四军出击东江的亲历者、见证者回忆及相关文献，以实事求是精神弘扬红色文化。“石正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其是红四军出击东江后、古田会议前召开的一次比较正式的前委会议。

    　本文所指的“石正会议”是指1929年10月下旬红四军出击东江梅城战斗后，于11月1日在石正天主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党史军史上并无“石正会议”这个名称。2009年9月，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召集党史专家、学者在平远举行了红色文化研讨会，笔者也有幸参加。会上廖金龙、马志康提出“石正会议”一说，他们的根据是《东江革命历史文件汇编》收录了1929年11月1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共广东省委并转中央信——上杭战役后我军斗争情况及东江失败原因》，而该日恰好是在梅城战役后，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转移到石正并停留一天一夜，从而判定红四军在石正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比对《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下简称“汇集”）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3年5月编印第201—206页所录，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该信明确写明：“中央的文件对四军工作的指示，此间已令陈毅同志在前委扩大会中报告，一一执行。”“此间”即是1929年11月1日前委会议记录者（写信者）所在的地方。“中央的文件”即是大家熟知的“九月来信”，而大多数将帅年谱传记编辑者都记梅县松源召开了前委会议并传达“九月来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只有如《毛泽东传》编者逄先知、金冲及等不记。为地情研究计，笔者觉得有必要实事求是地作进一步探究。

　　一、“九月来信”是何时何地传达的

　　1.红四军出击东江前，朱徳、刘安恭等应已看过“九月来信”而遵照中央指示行动。

　　多数人认为“九月来信”只有陈毅携带，这是个误会。首先，四军遇到大问题，交通又危险，中央不可能把“宝”全压在陈毅身上。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东江特委是平级，闽西特委和东江特委均派同志参加红四军前委工作，列席前委会议。福建省委和广东省委是红四军前委上级，派巡视员指导前委工作，但文件行文通常以“弟兄”谦称，“省委（广东）对前委关系尚好，但省委只能以弟兄关系与以意见的贡献”。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和文件，及前委向中央的报告，须经过两省委转交或报知。【“粤省委并转中央” 】（括号中为1929年11月1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共广东省委并转中央信——上杭战役后我军斗争情况及东江失败原因》原文，下同）也就是说，1929年9月28日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九月来信”），由陈毅携带的同时，也发给了福建省委和广东省委。为保险起见，以三个渠道下达。陈毅除携带中央文件外，负责该文件的洗出、详细解释与传达，“九月来信”最后也有明确说明，“凡此各项，概指大要。详细解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述前委及全体同志。”

图为中共中央给红四军指示信“九月来信”。

　　二是福建省委虽没有把中央文件转给红四军，但根据中央精神，另下达了文件并派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口述中央文件精神，要红四军出击东江。【“(一)10月13日前委在上杭会见福建巡视员谢汉秋，才知道中央要四军到潮梅一带游击 ，可惜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口头报告，对全国政治及两广形势，未详细说到。”】10月6日，福建省委致信中共闽西特委、红四军前委：“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 “四军离开时，尽可能的派出少数得力干部来加强闽西的工农的武装组织，如有可能，或调一部分闽西的武装跟着四军去东江参加工作，在实际斗争中来训练他们，打破其家乡的观念与加强其战斗力，经过相当时期派回来闽西工作。”刘亚楼等就是当时加入红四军随营学习到了东江梅县、平远等地的。

　　中央指示到达之前，红四军针对军阀混战也有所行动。但因敌情不明，在闽粤边界观望，红四军还想直接往赣南，“此时的行动是决定入赣南打金汉鼎，以闽西为后方。”【“前委当时虽决定两广军阀混战爆发[时]四军应到东江工作，但因不明了全国形势及东江地方状况，未能立即集中动员。虽决定由闽西上杭推进到粤边后，再作第二步人东江之计划。10月1日第二纵队向峰市方面推进，第三纵队向武平推进，第一纵队10月5日在上杭附近工作。向粤边推(进的)各种工作皆顺利进行。”】【“到10月中旬东江情况虽比较明了，而金汉鼎已由武平向上杭前进，四军乃向梅县边界松源集中。”】

　　三是广东省委已经东江特委把“九月来信”转给了红四军前委。据1929年10月7日《中共东江特委陈章致红四军前委信》，“东委日前昨由潮阳县委转来中央及广东省委和你们的文件多种及信一封，但该件付到之时没有向东委说明，口头上也未谈及，致东委误以为是省委给东委的。详细看，在初看一部分便知误会，致除阅中央文件之洗出外，其中一封是广东省委给你们的文件多种。信亦误洗出，该信的内容系指示目前军阀战争的形势及你们红军应取的策略(原信抄出)。”“今天在常委扩大会中提出讨论，并派新星同志为代表，连同所有给你们的文件星夜带到你处。”（汇集第1页、第2页）据1929年10月上旬《东江特委向省委的报告（朱毛红军的行动及东委的工作布置）》，“据派去前委新皇（星）同志在半途来信说红军确已抵峰市”（汇集第54页）。据1929年10月9日《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目前的任务及策略、对红四军进取东江的意见）》，“即于本月六日接到省委、中央由潮委转来的文件一大x。但该件不知何故没有附信向我处说明，交通员来东时也未有说及，以致误为我处洗看。洗时即发觉有许多是中央、省委致前委的，故即另抄附出。但该件中有一份是省委致前委的信，大意是省委根据中央的意见红军进取东江”（汇集第9页）。

　　据1929年10月25日《巡视员谢运康（谢汉秋）给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广东省也接到中央对四军的指示，于19日才由东江特委转到前委。”据肖克回忆：“在上杭，我们看到中央来信说是去打东江。”（《访问肖克同志纪要》（1970年11月2日））肖克不一定看到了，但军长朱德、参谋长朱云卿和刘安恭等应看到了“九月来信”。

　　由于党的秘密工作需要，交通运送文件的文字一般都隐去的，需要洗出才能看到。1929年在中共东江特委机关工作的王勉回忆：陈毅“还带了不少花布，是将中央文件用粥水写在花布后面，以避过敌人检查的。东委书记林道文同志叫我们工作人员用碘酒搽出原文，抄成文件。当时我们为了纪念此事，每人还分到洗净后的一块花布。”这里所指中央文件，不一定是“九月来信”，因回忆时间有出入，交通员所带中央文件错记为陈毅所带。按保密规定，陈毅所带文件必须到前委机关方可洗出。按广东革命文件汇集所记，也有把文件内容写到《史记》等书籍空白处的。

图为中共中央给红四军指示信“九月来信”。

　　为何出击东江前没有把中央指示（“九月来信”）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还在病中是原因。1929年上半年，四军曾有根据情况改变中央指示的做法，而“九月来信”是陈毅离开四军去上海找中央，而中央不知道四军攻下铁上杭取得重大战果、红四军的队伍壮大等情况下发出的指示，不排除军部同志有想通过出击东江扩大政治影响来改变中央对四军领导看法的可能性。刘安恭打虎市与四军首攻梅城都不是按计划行事。前者贻误战机，后者匆匆进，匆匆出。

　　2.陈毅原打算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后，再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九月来信”。

　　萧克回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即“九月来信”）因四军出击东江忙于打仗所以“没有向全党传达”。但干部们大体知道中央指示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而且朱德等对毛泽东愿不愿意回来有疑问。要不要请毛泽东回来也有不同意见。笔者以为，前委会议一时难于召开，忙于打仗是一个原因，请毛泽东到场开会并先作自我批评、诚恳接受中央指示是更重要原因，因“九月来信”明确指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经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的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陈毅传》中也可看出陈毅曾对四军机械执行中央指示在松源做群众工作、错失战机表示愤慨。他主观上也是先打仗。

　　3.四军前委机关不健全，委员分散不适合召开会议。

　　因前委机关不健全，召集开会也不容易。“四军八九十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 （《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教研室编，1985年印，236页）据郭化若回忆：红四军八大前开了一次前委会，对要不要毛泽东回来争论得很激烈，刘安恭攻击毛泽东。郭化若当时还不认识林彪，问朱云卿：“林彪来了吗?”朱云卿说：“这样的会，林彪从来不参加。” 郭化若便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由他和彭祜，还有东江的一位同志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选举前委委员17人：

　　前委委员：

　　毛泽东、朱德、陈毅、

　　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

　　谭震林、张恨秋、谭玺、郭化若、彭祜、

　　熊寿祺、黄益善、杨岳彬、宋裕和

　　常务委员：朱德、陈毅、张恨秋、林彪、谭玺

　　前委书记：陈毅

　　代理书记：朱德

　　秘书长：黄益善

　　1929年10月红四军一、二、三纵队出击东江，毛泽东和四纵队代表谭震林及傅柏翠等在闽西。郭化若回忆二纵队“在蕉岭才赶上队伍”。林彪率一纵队已先向蕉岭开拔了，军部与三纵到蕉岭后，一纵队又已按原计划先向平远开拔了。据《陈毅传》：陈毅继续北行，走梅县蕉岭的路上与正向南开进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相遇时，才知军部现在松源。陈毅立刻赶去松源与朱德见面。现古田回忆纪念馆存有红四军在23日（蕉岭）开的打土豪罚款单，可见一纵队23日先行到了蕉岭。红四军在平远韩坑岽茶亭留下的11条红军墙标也是明证。

　　据当时二纵队代理纵队长郭化若回忆（《访问郭化若同志纪要》（1971年10月））：我们从上杭出发，“是一、三纵队先走，我们二纵队后走，到广东蕉岭才赶上队伍。”二纵队因为在大埔打虎头沙，不但纵队长刘安恭牺牲，也延误了松源汇合时间，24日才在蕉岭赶上三纵队和军部。【三纵队在峰市附近云市与陈维远部一营接触，我方伤七八十人，刘安恭同志于是役阵亡。一纵队打败陈维远一营。两方面虽然胜利，集中队伍费了四日，而敌集中松口，此10月22日事。】26日到30日期间，二纵、三纵开到了丰顺马图，一纵队却留在梅南。梅城战役失利后，三个纵队当晚不可能都在大坪集中起来。

　　4.前委扩大会议在石正召开有以下几个条件和必然性。

　　一是11月1日有一天一晚的空闲时间、无战事；二是一、二、三纵队干部和前委委员集中于石正；三是梅城战役须总结，总结情况和下一部行动计划必须向中央报告（红四军出击东江前于10月18日曾向中央报告）；四是向中央报告而中央指示还没有传达，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五是秘密工作需要，陈毅所带中央文件此时应洗出来并抄好了。梅城战役在梅城丢失了所有名册，丢失中央文件多种。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叶俊新，梅州市平远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叶剑英研究会会员。

　　（原文刊登于公众号“程源史志”，作者为叶俊新，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