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暨南大学在建阳》，作者署名定稿于1989年春。

　　我是抗战时期暨南大学内迁福建建阳时期商学院工商管理系的学生，毕业于一九四六年，屈指计算，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年往事如烟，岁月流逝，仅记得当年校址是在建阳城外童游乡的孔夫子庙里。说起这闽北山乡，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建溪，沿着这建溪信步走去，穿过那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寻径拾级而上，即为一座巍峨的孔庙，当地人称之为文庙。文庙庙宇宽敞，将那大成殿改建为大礼堂，即为师生集会之所，又系学生上大课所在，外来学者到暨大讲学亦假大礼堂。

图为福建建阳时期的暨南大学。

　　战时暨大，由历史学家何炳松任校长。何在办学上崇尚兼容并蓄，提倡学术自由，多方罗致知名学者，故教师阵容坚强，人才济济，如教经济学的周宪文，教财政学的孙怀仁，教经济地理的盛叙功和教社会学的卓如，教战时经济的吴大琨等，这些老师都给我留下较好的印象。然而。尤其不能令人遗忘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则为一九四五年来暨南作短期讲学的客座教授王亚南先生。

　　王亚南，又名王渔村，湖北黄冈人。早年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原先从事于文学创作，后改学经济学。在一九二八年曾与郭大力合作，在杭州大佛寺合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将《资本论》三卷本翻译问世。他在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一九三三年，参加蒋光鼐、蔡廷锴领导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担任福建人民政府宣传部长。失败后一度逃亡海外，潜心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抗战时回到福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记得一九四五年初冬，王亚南从福建省经济研究所来建阳暨大讲学，为期约三周，讲课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造问题》，讲课地点就在这文庙大礼堂，每天早晨七时许开讲。

图为暨南大学建阳办学旧址（位于现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

　　抗战时期大学物质条件很差。我们学生中大多离乡背井，来自战区，依靠战区学生甲种贷学金生活。尽管当时生活清苦，然而年纪轻轻，大多是思想活跃，好学而敏思，学习风气是比较浓的。王亚南先生前来讲课，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当时，他的课是商学院二年级以上学生所选修。二年级以上学生住在童游乡的另一隅，名为福庆寺的地方。从那里到文庙上课，要跑一段路。我记得大家为了早点抢座位，天麻麻亮就起床，连忙用早饭后，即刻奔赴文庙大礼堂听课。

图为童游文庙暨大校本部。

　　闽北的初冬，还有寒意。王亚南先生身穿人字呢大衣，健步登上讲台。他那微秃的前额，中等偏高的个儿，黄黄的脸，一双和蔼闪光的眼睛，讲的一口地地道道的湖北话。乡音虽重，但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时而高，时而低，加上必要的手势表情，一开始就引起大伙儿强烈的反响。听课的不限于选修的商学院学生，还有文理学院学生也闻名而来听讲。教导处的几位老师也来旁听。整个文庙大礼堂座无虚席，连两旁过道上还加添了座位。听课者无不屏息贯注，聚精会神，秩序井然。

　　一开始，他谦逊地表示，试图用《资本论》的体系、结构、范畴，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他的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他曾经用庄子寓言“庖丁解牛”为例，谈治学要下基本功，教育启发我们对任何事物，不管它多么复杂，只要深入钻研，就能认识并掌握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庖丁宰牛，深知牛的肤理，因而能迎刃而解，说明古人功夫到家。今人研究学问，研究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又何尝不与疱丁解牛同样道理。他的话启迪人们的心意，使人信服。王亚南先生就是以其深厚的功力和理论修养，形象取譬，鞭辟入里地剖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形态，卓有成效地引导学生去掌握与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转化为方法论，去认识与揭示旧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症结所在。他的讲课，点燃了革命理论的火种，推动当时暨南学生在闽北山村学习马列主义，私底下主动自学《资本论》。春风又绿江南岸，同学们在宿舍里桐油灯下啃《资本论》，蔚然成风，成为当时自觉行动，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图为王亚南在暨南大学讲课。

　　就在这四十年代的讲台上，王亚南先生曾几次三番地向青年学生提出过研究经济学要“中国化”的问题。他不但自己力言，而且身体力行。他一直主张学术自由，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他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不应该人为地筑起民族的藩篱。但他接着又强调指出，每一种科学又都是实践的科学。它的产生和应用，又都是须臾离不开实践的。他批评了那时经济界盲目照抄外国经济理论的无知状态，主张应该自主地进行自我研究，自主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他这一科学的见解，对于今天的经济理论界，反对土、洋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是同样具有生命力，具有深邃的意义吗？而且，他深刻地研究中国各种社会问题，有《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著作，至今仍值得大家一读。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社会的“的”，王亚南先生坚持的学风至今仍为学界所称颂。

　　他经常现身说法，谈自己治学的经验和体会，很受学生欢迎。例如有一次他曾经告诉我们，读书，就是要钻进书本里去，进入角色，但随后，你又得从书本里跳出来，思考问题，在你脑子里“过电影”。他反对死记硬背，但他不反对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他说，他一不会抽烟，二不会饮酒，平时最爱喝的开水、读书、散步。他说散步是他思索问题的最好时刻，是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不断扩大与延伸。他那热情而无保留的治学体会，扣人心扉。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时而扫视着听讲者的表情，这光景，令我神驰，虽则时隔四十多年，而今却记忆犹新。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亚南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又担任厦门大学的校长。他诲人不倦，为党培育与发掘人才，不遗余力。他公而忘私，其感人事迹，常见诸报端，为人所景仰。

图为王亚南所著的《中国经济原论》。

　　王亚南先生一生勤奋好学，在经济学方面造诣很深，给我们留下四十多部著作和译作。当年他在建阳为我们讲课《中国经济改造问题》，后来改名为《中国经济原论》公开出版。后来经过增订，更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重新出版，国外亦有译本。王亚南先生无愧为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与教育家。

　　我离开母校，踏上了社会，由于种种的际遇，没有能继续从事经济研究，一直在学校搞行政工作，学非所用，蹉跎岁月，不胜惆怅，每每忆及老师的讲课与治学经验，深自对照，倍增汗颜。离校后，每当自己在读书与工作中，尚能一星半点地按照先生的教导去分析思考一些问题，写一点文章的时候，却又增添了一种理论逻辑的魅力，我想，这应当归功于先生的谆谆教导罢！

　　逝者如斯，怡人长逝，但先生的人格、品德、学问、音容言笑，仿佛尚存人间。他的著作，楮墨尚新，仍然闪烁着真理智慧的光芒，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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