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的乡村生活》与戴平万家人及乡亲
2020-10-04 下午 10:21   作者: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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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江畔上有一座与中国社会学史和社会运动史联系在一起的村庄,叫溪口村。在中国和美国社会学史上,它被称为“凤凰村”。溪口村,是文学家戴均笔下的“我的家乡”。戴均,字平万,其父在辛亥革命后为他起学名为“均”,大学的名字则为戴平万。1923年8月,一批潮汕文学青年成立了“火焰社”,出版《火焰》周刊。其时,戴平万在广州读书,积极参与,平万的父亲戴贞素先生为表支持题写了刊号名。同年在溪口,来自沪江大学的35岁美国籍教授葛尔浦(Daniel Harriason Kulp,1888-1980)完成了一项中国社会学史大事记的调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在葛尔浦的原著中,有一张原始的调查表,他在调查表格的上方栏中留下了签名,时间是192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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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原著作中有葛尔浦签名的调查表,时间是1923年6月5日,引自原著。

  1925年,以溪口村社会调查为基本素材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以下简称《华南的乡村生活》)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在书中结合地理因素起了“凤凰村”的名字,此后国内外的社会学、人类学界均称为“凤凰村”。为还原历史和尊重祖祖辈辈生活在溪口村的百姓,建议尊重祖宗留下来的地名,在“凤凰村”后加上“溪口村”。

 

  一、社会调查和社会运动

  美国社会学教授、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的葛尔浦,是无法意料到他离开汕头后一个多月后,许美埙为首的约50多名潮汕文学青年,成立了社团,并创刊《火焰》周刊。沪江大学师生在溪口村进行社会调查时住的戴氏大宅,其西房是戴平万出生之处并居住至12岁离开,但在潮州城中读书时,戴平万仍然常乘船回溪口。戴氏家族中的这位族人日后成为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中国进步工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23年,戴平万时年20岁。《华南的乡村生活》调查报告出现最早的数据是1917年,其时戴平万14岁,在潮州的城南小学读书。1936年,戴平万在上海发表文学作品《上滩》,描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溪口村老船工“耀叔”波澜不惊的故事,文中也可以了解到平万读书时常从潮州城回溪口村,特别是清明节戴平万回乡扫墓的信息。韩江这一条古老的水驿,数千年来川梭不息,传颂着戴平万、洪灵菲等韩江儿女惊天动地的故事。

  沪江大学师生们在溪口村进行调查时,有戴平万的堂哥戴贯一先生,其时他正协助导师葛尔溥到家乡调查。1918年9月戴平万在潮州城金山中学开始读中学,但他在1911年就读的是戴氏族人在溪口村设立的“风喈私塾”,这里是调查报告中写到的重要教育场所。1925年,当《华南的乡村生活》在大洋彼岸出版时,在广州广东大学读书的戴平万已于1924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此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各种社会运动。

  在《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中,人口调查是650人,戴平万的家人与族人占了不少。

  《华南的乡村生活》中关于人口和教育部分章节摘译:

 

人口组成

  根据年龄、性别分布和婚姻状况对人口组成进行分析,揭示了一些有趣和重要的事实。根据表三的数据整理为图三中的图标,将人口划分为八个范围。

表3 人口: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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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照搬美国的人口普查方法,在表格第一列的第一个区间包括婴儿期; 第二区间则是学龄,这也是订婚通常发生的时期;第三区间,学徒和婚姻期;第四区间,自由和责任的早期;第五区间,25-44岁,是体力和农业生产能力最强的年龄;第六区间,45-64岁,为中年时期;最后是老年。不太可能获得每个人的准确年龄,因此必须设立一栏“未知”项。

  因此,从第三栏可以看出,总人口的24%是学龄儿童。第五栏的20-24岁年龄段只占人口的6%,这是因为在这一年龄段,外出迁移的主要是男性。41%的人口年龄在15-44岁岁,28%的人口年龄在45-85岁。读者一定要注意到,第二部分包括两个范围;最后三个(不包括“未知项”)分别覆盖四个范围。

  (试图创设一个女子学校提供了一个两年的教学项目,但这项努力失败了。) (学生的年龄从五岁到二十岁不等。年龄更大的能在老式学校里找到的。新式学堂、村办学校和教会学校,分别被分成低年级和高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

  (学生)表十六和表十七记载各校学生人数的分布情况及其与该村学龄儿童总数的关系。(凤凰村只有44%的儿童在上学,约占学龄儿童的一半)。(表十七,第3栏)(在课程和方法上采用新方式的学校,就读人数更多,表明乡村价值观从旧标准向新标准的明确转变。)

表16 各校学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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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在校人口和凤凰村学龄儿童关系,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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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翔译自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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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溪口村书院与祖祠入口,站立讲课者为戴贯一,葛尔浦拍摄,引自原著。

  戴若荀为戴贞素先生的大女儿,戴平万的妹妹,1905年出生;戴若萱为小女儿,1907年出生。[1]当年沪江大学师生调查中有这两位小女孩。调查报告中有多处1917年7月的数据,调查登记的适学儿童时分在“第二区间”,她们分别是12岁和10岁,是同住在戴氏大屋的戴贯一的表妹。1921年戴若萱、戴若荀双双被金山中学录取,开潮汕男女同校之先河。[2]当年被录取的同学中还有一位将来也住进了这座戴氏的大屋,她就是后来成为戴平万夫人的张惠君女士。

  戴若萱于1934年与饶华先生结婚,两人到上海度蜜月。1934年饶华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与戴平万相聚,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饶华按照戴平万的要求从上海回汕头、潮安办报,参加“汕头青年救国会”,又介绍“汕头救青会”的同事与戴若萱联系。戴若萱思想进步,支持抗日救亡。1937年,她就开始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活动,在1938年任潮安“妇抗会”的会长。[3]1939年,她和饶华的女儿饶芃子已经4岁,与外公戴贞素和外婆庄参汤在这间大屋生活至1945年。1941年的《广东妇女》第6期登载了戴若萱女士的文章“五个月来乳源妇委会工作总结”,可以了解在粤北参加抗战宣传,发动妇女积极参与的工作成效,文中写到她是1941年8月12日与其他同志接受任务抵达乳源筹备乳源妇女工作委员会。此时,饶华在粤北担任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宣传部长,戴平万已经进入苏北在新四军鲁艺华中分校当文学教授,又接着负责《抗敌报》的出版。

  戴贞素先生在1899年17岁时中秀才,但碰上科举制被废除。辛亥革命后,他进入京师大学堂读书,因病而辍学回到家乡,在潮州城南小学、韩山师范学校、省立金山中学任教,一辈子从事教育,于1951年去世。庄参汤女士于1982年3月8日逝世,终年98岁,她和丈夫戴先生同龄,生于1883年。当沪江大学师生在溪口调查时,他们年为35至40岁之间,按照调查分类属于“第五区间”。1923年,当葛尔浦进入溪口村时,戴贞素在韩汕师范学校任教。[4]

  戴贞素的父亲是戴清元,又名漉巾、洁秋,是在潮汕地区有影响的文人,也是戴贯一的祖父。戴贞素与饶宗颐家父是文人世交,饶宗颐父亲饶锷在世时,戴贞素、詹安泰等常被邀到饶老先生家中吟诗作对。其时,饶宗颐是少年时期,能够听到长辈的学闻讨论,惜饶锷先生过早离开人间,终年42岁。[5]

  戴贯一和戴贞素就住在祖上留下来的“新厝”大屋,分别有自己独立的厨房、公共的天井纳凉空间以及共同拜祭祖先的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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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戴氏新厝,葛尔浦所摄,引自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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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8年10月的速写,与葛尔浦书中测绘的戴氏大屋平面图进行对比。(作者手绘)

  葛尔浦书中大屋照片和平面图是戴贞素先生和戴贯一先生两家所居住的祖屋。主人家非常慷慨,没有顾虑自家隐私,完全为研究者提供方便,以供测量全屋的平面。这是一栋潮式“新厝”,其东侧的内街百年后仍然称为“新厝内街”。1939年,当戴贞素先生带着全家老小在“戴氏新厝”避难,不幸被日军飞机轰炸,戴贯一妈妈住的一侧受损,有一人受伤,有一位寄居于此的亲戚被炸死。张惠君写信向在上海的戴平万报平安,平安先生复信说:“弹下余生,也云幸矣!”[6]修复时改成两层的楼房,现在修缮又恢复原来的一层。

  1934年暑期过后,戴平万与夫人张惠君衡量再三,决定由张惠君与饶东和戴若萱一起带着孩子回家乡。“暑假将满,我准备回潮,平万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剪了一件裤料叫我带给他妈妈,也为我剪了一件灰色的旗袍,还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让我带回家里。”[7]这是戴平万给妈妈和妻子最后的礼物,没想到这是最后的离别,但当时尚未知道后来的结果。 1933年6月,戴平万在哈尔滨任工会宣传部长,8月任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宣传部长。他化名“老李”领导哈尔滨最大的鞋业工人反满抗日举行各种罢工,其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罢工将工会的青年人输送到抗日游击队;二是筹捐一架飞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用。1934年1月与他同住的满洲总工会巡视员王秀贤被捕,在天寒地冻的哈尔滨,平万同志被追捕,被迫逃回上海躲避,满洲省委对他采取了“左”的政策,他正处于苦闷期。妻子与孩子和妹妹、妹夫的到来恰逢其时,但为了中国的社会,他孤身一人再留上海继续参与进步的社会运动。

  在中华民族危难时,戴氏新厝的亲人舍小家,共同投入到抗战的各种社会运动。戴平万成为上海“孤岛”时期文艺抗战的中流砥柱,饶华从粤北转辗桂林进入云南直接上了战场,戴若萱忘我地进行妇女抗战组织活动,已近老年的戴贞素夫妇在家里惦记着远方的亲人,守护着一个个幼小的生命。社会调查是难于预测到伟大的情感世界、伟大的社会运动。

 

  二、关于《华南的乡村生活》调查报告与溪口村

  中国社会学史将1913年葛尔浦教授来华任教作为重要的节点。葛尔浦在上世纪50年代后大部分时间译为科尔朴、古尔普、库尔伯和葛美浦等。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使用该著作素材的是近代中国农业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章大义先生,他在分析近代“中国农民生活状况”时,使用了调查报告中关于死亡率和生育率的数据,运用了此书的1918年数据与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乡村调查的江苏江宁杨柳村(1932年)、安徽等四省十一处(1924年)、直隶盐山县(1923年)和山西清源县(1926年)作比较。[8]《华南的乡村生活》采集的数据是最早的。章先生非常严谨,将四份调查报告著作的数据综合到一张表上,来源非常明确,如《华南的农村生活》是引自原著的32页,在该页有两个表格,他从中选择了两个数据,均是34%,该数据是1917年7月至1918年7月。

  为更准确地理解作者的原意,将原文翻译刊于此,在前言中,作者写到:

 

前言

  本书章节的内容可供研究中国风物的学生参考,以弥补现有匮乏的农村生活类资料。这些章节对广东省北部的一个村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个村庄坐落于以汕头为门户的地理和社会的流域中。

  中国有三种广为人知的乡村生活研究方法: 杜立德所著的《中国人的社交生活》;史密斯所著的《中国的乡村生活》;梁宇皋和陶孟和所著的《在中国的乡村和城镇生活》。第一个只涉及长江以南地区;二是关于华北的生活;第三个试图提出适用于整个中华帝国的特征。前两篇是由非本土人士所编写的,他们使用了出自赫伯特·斯宾塞的《描述社会学》的社会逻辑工具,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组织的需要。最后一种方法,具有现代社会科学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优势,更接近于社会学的贡献,但在运用社会逻辑分析工具方面也存在缺陷。这三种方法都试图涵盖广阔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在事实上却差别巨大,只有差异化的分析方式才能揭示真相。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中国广泛的生活领域加以笼统概括的危险性,这一点已成为中国和外国的主要思想家和作家们的常见话题。

  关于乡村生活的过往材料已经失去了威信和可信度,原因有二:一是分析方法的笼统泛化;另一个原因是生活条件的变化。然而对乡村生活的事实和解释的需求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现在,人们正逐渐认识到农村在国民生活中的战略重要性。教育家、传教士、政治家和官员都认识到,农村是中国的脊梁。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这包括那些务农的人口,因此农村在现代贸易交流的渗透下具有国际意义。

  官员和政治家们对改善农产品、增加农民的收入感兴趣, 这需要基于乡村生活事实的分析来发现农村发展趋势和倾向,并基于这些农村生活情况来为的国家新增长巩固基础。教育工作者需要一个可靠的农村社会学来明确农村教育组织和实践的目标。传教士现在主要通过在城镇和村庄应用他们的宗教理想来进行社交,但受阻于对于村庄分析和解释材料的缺乏。关注中国农村生活问题的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多,他们努力的价值直接取决于农村生活社会学的发展,而这种社会学有赖于采用最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

  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对特定的乡村社区进行大量的、差异化的、有机的案例研究,才能使中国农村社会学在政治、教育、宗教和社会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些无论是出于爱国或宗教原因对国家发展感兴趣的人,都将会在合适的地方合作建立研究中心,最终设立一个旨在对中国各地的社会土壤进行分析的研究计划。社会土壤的多样性将决定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成长起来的公民类型。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是否会变得更好,这一点根本不确定。许多地方的土壤都有缺陷; 在那里,社会工程师——政治家、宗教领袖、教育家、社会工作者——将要控制负面影响,并促进凝聚力,发展良性健康的活动。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可在中国部分地区立即启动实践的方法,而不是本文此前提到的方法。但它对任何地方现存的社区知识都有贡献,因为它展示了在相对静态的条件下,哪些习俗和风俗能发展起来。这个研究提供了与印度、欧洲和美国的乡村社区进行比较的材料。本研究还展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日益增加的接触下,传统的社会关系、态度和价值观的迅速紊乱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犹豫地对那些在这项调查中以各种方式提供宝贵合作的以个人的名义表示感谢。由于彼得格勒科学院前馆长、人类学家、人种学家S.M.Shirokogoroff教授的好意,我得到了研究人们身体特征的机会。他把他的人体测量仪器借给我,让我熟悉最新和最好的研究人员使用的种族类型的测量和计算方法。只有在同一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才能对村民区进行民族定位。

  我想感谢汕头和潮州的许多传教士朋友,通过他们慷慨的款待、建议和帮助,使我的田野工作更加愉快和有益。最后,我很高兴地感谢上海天主教神父们对我的帮助。他们把他们气象图书馆的丰富资源供我使用。

库普. 哈里森. 达尼尔 二世

D.H.K. 2

——译自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原著

 

  沪江大学年轻的教授葛尔浦获得布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于1912年携夫人来华,1913年开始在沪江大学任教英文科和社会学科,还兼任体育课的教师、大学运动队的教练,于1923年回美国。“在1914年沪江大学成立社学系,标志着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开始建立。然而,所谓的社会学系,其实只设有一门社会学课程,由美国布郎大学毕业生、年轻的传教士葛尔浦讲授。葛尔浦建立社会学系,并进行社会调查,是从基督教社会服务的观点出发的。”[9]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大学开始大力推动社会学教学研究的原因,葛尔浦教授在沪江大学还有一个身份是一名传教士,所以在前言中,他多处提及基督教传教士,所举例研究方法之一的是史密斯的社会调查。1878-1905年传教士史密斯在山东传教时,对农村生活进行调查形成《中国农村生活》一书,并于1899年出版。

  1929年中国《社会学刊》第1期“社会学界消息”栏目报导,南京金陵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两校社会学系教授,模仿美国春田调查的先例,在首都做一有系统的社会调查。春田调查是1914年由Russell Sage基金资助的一项社会调查,目的是为了改善春田城市的社会城市环境,调查包括医院、监狱和学校等,目的是为了社会改革。早期的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的社会调查目的比较模糊,为了社区传教但又不能明说,《华南的乡村生活》调查后来也没给溪口村带来变化,其仅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但今天有意识地使用调查的内容,使用百年前的史料,对溪口村的历史空间进行回放,促进当下文化与旅游的结合,具有学科史研究和文旅结合的现实意义。

  《华南的乡村生活》关于村落的市场历史空间调查章节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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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原著作中所绘制的街巷、溪口村入口门闸和市场分类关系平面图,引自原著。

 

  《华南的乡村生活》关于市场章节摘译:

 

93 维护实践

  列表所记录的赌客,是指专门以赌博、吸鸦片为生的人。他们的商店就在村子商业区的北端。他们对客户的行为负责,因此他们都是身体强壮的男人,是家庭主义团体中较为强壮“分支”的成员。在拳术专家的帮助下,他们时刻准备着平息混乱或防止外部干预。他们迎合赌场里的每一个客户,并向赢钱的人索要奖赏。

村市场

  从事单一而有明显区别的职业的人是店主和店员。在商业区的二十一家营业的店铺中,只有五家是由凤凰村家庭团体的成员经营。其他的则是由来凤凰村做生意的外来人租赁的。

  这些商店不仅为凤凰村的人们服务,也为附近村庄需要商业服务的人们提供服务。查看地图5就会发现货物的常见类型。遇到人们无法自给自足的东西,他们就会去购买。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商店提供经销服务。他们采购货物并将其出售。值得注意的是,竞争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更重要的商店也有竞争对手。有四家食品店,两家肉店,两家药店,三家豆腐店,两家米店。一半以上的商店专门出售某种食品。

95 年保养程序

    糖果店和蛋糕店,二十一家中有十三家经营食品。其他的商店包括纸店、干货店、棺材店——棺材是在这家商店制作和出售的,有时还可以订购——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商店,如理发店、鸦片店和染料店。

  这些商店表明家庭生产的短缺。它们代表的是村庄社区需要的专门服务,但普通的维修做法并不能立即满足这些服务。因此,这个社会维持其物质生活的经济生产和服务有三个方面:(1)家庭和田地;(二)乡村市场;(3)潮州。在农村市场的商店无法满足的特殊需求而在潮州得到了满足,这是因为潮州的城市社区的高度专业化且服务范围很大。这种需要是偶然的。

  在这样一个小村庄里,这些商店的成功建立和维持与家庭经济的变化有关。村里有许多人不再务农或从事园艺工作。这些人必须购买他们需要的食物和其他产品。这些人一般是商人、职员、官员、商人和船夫。服务和专业人士经常光顾市场;其他人则偶尔购买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非常见经济需要。

  完全独立的家庭经济,无论是对村中的任何一个亲属群体,还是对整个村来说,都不存在。这个市场在当地生产者和农村普通产品和临时产品消费者之间以及农民和农民之间进行商品中介。

  这个市场在当地生产者和农村普通产品和偶发产品消费者之间,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特殊产品和偶发产品消费者之间充当商品中介。

  肉铺几乎只卖猪肉和一些鱼干。唯一家庭生产的是鸡或鹅肉, 但人们发现销售这些肉更有利可图,并且可以在有需要时买一些猪肉。

  食品店出售蔬菜、油等。这为农村家庭的饮食提供了更广泛的食品选择,如果他们因市场的不便而被迫只依靠自己的产品,则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种植的蔬菜数量有限;其他菜农种植其他种类的蔬菜,通过从其他菜园购买不同种类的蔬菜进入市场,单调的饮食就因此被改变了。

  妇女的工作如此多样、如此重要、如此有趣,因此值得给予特殊和更全面的研究。这里只能指出主要部分。

  虽然儿童偶尔参与劳动,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受到了剥削。因此,他们照看鹅,挑水,并协助家里一些简单的工作。总的来说,孩子们似乎有太多的空闲时间。男孩比女孩更自由,因为女性的职责为女孩提供了更多工作的机会。男孩子们,有时是女孩子们,帮忙摘浆果、水果和看庄稼。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被迫与大人们一起从事艰苦的田间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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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原著作中溪口村的市场和街巷的历史照片,引自原著。

 

  三、戴平万的堂哥——中国社会学推动者戴贯一先生

  《美国社会学杂志》是创刊于1896年,一直发行至今。1926年与芝加哥大学合办,它是具有社会学国际地位的学术期刊,一直影响着美国社会学乃至世界各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期刊创办者Albion Woodbury Small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者,芝加哥大学成为美国第一所创办独立的社会学系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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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26年《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1卷第5期发表的书评原文。

  1926年3月出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1卷第5期发表了书评,对该著作给予充分肯定,原文翻译如下:

 

  芝加哥大学出版期刊

  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 第一卷

  葛尔溥/Daniel Kulp, 广东凤凰村中国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办公室 1925年

  第一卷作者丹尼尔·哈里森·库尔普

  在这本装帧精良且精心编辑的书中,葛尔溥博士为社会学做出了价值非凡的贡献。正如标题所述,这项研究致力于深入研究南中国的一个社区——凤凰村,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组织模式中的基本单元作用。然而,这只是同一思路上扩大规模研究的第一步,出于这个目的考虑,作者对研究技术给予了最细致的关注。事实上,正是这种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该作品独特的价值。本书已努力调整统计数据的表达形式,使之有利于学生在其他社区开展类似的研究。例如,尽管凤凰村的人口数字只有几百,为了便于比较,出生率和死亡率图表都被调整为以每千人为单位。该书坚持使用有机的分析法。葛尔溥博士在诸如经济现象、文化方面、种族现象等题目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按照这个提纲开展了研究。最终的结果是一个组织良好,简洁的研究结果。这项成果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作为一个样板模型,指导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迫切需要的研究。葛尔溥博士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都很熟悉。他曾在上海学院当过几年教授,广泛地观察和研究过中国的乡村生活。他的助手也有非同寻常的资历,作为凤凰村的一员,同时也有社会学观察的经验。这项研究给人一种满意的感觉,这是一个既容易阅读又有技术深度的作品; 同时又展现了兼具科学性和同情心的特点。

伊莎贝拉 麦克劳克林

芝加哥

——许翔译自芝加哥大学出版的1926年3月出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1卷第5期

 

  这位族人和助手就是戴贯一,名实,戴实,在1919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在校期间发表文章于学生主办的《天籁报》上。在1926年6月出版的《最近之二十年——沪大二十周年纪念天籁特刊》中邱培豪写到:“自民六年至民八年,《天籁报》中久负时誉的作者林兆棠、严恩椿、朱博泉、董承琅、应元道、陈云龙、郑方衍、戴贯一、张舍我、姚传法诸君。一切《天籁报》社社务,均由四校代表商决,此可视为本报全盛时期。”[10]从《天籁报》这篇文章找到了在沪江大学读书的戴贯一同学的名字,他在1916年12月第四卷第4号同期发表了“探梅记”一文,应该还有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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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16年3月,徐志摩发表十多篇文章刊登在《天籁报》,戴贯一也与他在1916年12月第四卷第4号同期发表了“探梅记”一文。徐志摩的文章是《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论》和《征人语》,引自《1916:徐志摩与沪江大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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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戴贯一(戴实)在《天籁报》上发表文章“探梅记”,目录上的“徐章垿”即为徐志摩。

  戴贯一是沪江大学1919年第七届毕业生,英文拼写为Tai Kwei Ih,同届毕业生包括郑世察、陈吉恒、钱崇滂、朱博泉、傅岩、萧元恩、江声、林化诚、孙关生和胡景澄。[11]戴贯一是为数约十名的从沪江大学毕业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学之一。同班同学朱博泉是级长,也是《天籁报》提及的撰稿人,他也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和纽约大学留学,学习金融和银行业,但仅是获得硕士学位。朱博泉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界人物,上世纪30年代兼任沪江大学商学院院长,但在日伪时期担任了汪伪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主席,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1940年,朱博泉购买的原为德国医生的寓所被作为敌产被政府接收,成为蒋纬国的居所,1948年成为宋庆龄在上海居住30年的寓所。解放后,朱博泉任上海工商界顾问,于2001年去世。郑世察毕业后留学美国纽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郑先生是中国会计专业的领军者,曾任厦门大学商学院院长、沪江大学商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上海财经教授,于1983年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位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沪江大学学生,与戴先生不同届但相差不远,他们是徐志摩和李公朴。戴贯一的学弟徐志摩于1915-1916年底在沪江大学读书,在《天籁报》发表10多篇文章,是中文版的五位主笔之一。戴贯一是于1915年入学读正科,而且是《天籁报》的撰稿人,写有“探梅记”等文章,使用的名字是戴实。徐志摩于1915年进入沪江大学读的是预科,1916年9月开始读正科,如果正常毕业是1920年,但徐志摩1917年2月离开沪江大学转入北洋大学法科特别班。在沪江大学戴贯一就读时学生人数不多,戴贯一和徐志摩相遇上海的沪江大学,有一年多的交往。另一位从沪江大学毕业的学弟李公朴先生,于1924年进入沪江大学,是他们离开后的五年后才进校,在1928年毕业于沪江大学赴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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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沪江大学1919年毕业正科生合影,与戴贯一先生穿学位服的照片进行比较,后排左二应该为戴贯一先生。引自《1916:徐志摩与沪江大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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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分别为沪江大学科学社和棒球队,葛尔溥教授均是学校这两个团体的参与者,科学社前排坐者右一应为葛尔浦,棒球队葛尔浦担任教练,为后排右边第一人。均引自《1916:徐志摩与沪江大学》。

  《华南的乡村生活》多提及的是1918年、1919年,部分数据是1917年开始的,其时戴贯一同学在沪江大学尚未毕业,师生到底是谁,没有答案,唯一肯定的是戴贯一先生是最重要的角色。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乡村,村民能够如此配合做调查,这与戴氏家族的威信和戴贯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可信的社会学调查,需要被调查者具有开放的态度,溪口村的600多名老小,以相当开放的态度配合研究调查,他们是重要的参与者。如果《华南的乡村调查》是中国社会学的里程碑,那么建起这座里程碑的重要贡献者应该包括戴贯一先生和溪口村的乡亲。对此,美国的教授们也欠一个交代,虽然在导论讲到一位调查者,是没有指出名字。芝加哥大学《美国社会学杂志》也提及“他的助手也有非同寻常的资历,作为凤凰村的一员,同时也有社会学观察的经验。”这应该提及“他”是戴贯一先生,“他”是戴平万的堂哥、现代中国社会学发端的重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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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原著中一位53岁和51岁的村民体型特征的记录,特别是五官的特点的描述,采用三种类型的拍摄角度。

  1926年,戴贯一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在汕头担任浸信会董事后,又成为岭东浸信会总干事。任总干事仅一年,于1927年9月2日四时染病早逝,戴贞素先生为堂侄写了墓碑以诗寄托哀思。《真光》第二十六卷第七、八、九号三号合刊在会闻中,刊载了这一消息,并提到戴先生在《真光》期刊25周年时译有文章“二十五年来美国神学思想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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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根据1923年葛尔浦所拍照片重绘的门神图,照片引自原著。(作者手绘)

  《华南的乡村生活》在中国被不少于上百种社会学史、人类学史的书籍所引用,但来来回回都是那几行字。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1.戴贯一先生起到什么作用?1919年回潮一年后出国,是否举行相关调查?戴贯一书写的原始素材收藏于何方?著作中1917年的数据是如何得来的?戴贞素先生是如何支持的?庄老夫人和戴贯一的妈妈当时是住在屋中吗?她们又是提供什么帮助?

  2.葛尔浦到底来了多少次,住的时间多长?多数文章研究提到1918-1919年,但1923年葛尔浦在溪口村也留下了调查签名记录。沪大师生在戴氏大屋是住在西侧的客房还是东侧的客房?

  3.多部书籍介绍本著作均笼统讲沪江大学师生,究竟是多少学生和多少老师?

  4.戴平万进入大学学习的是西语,后来改为外国文学,与此次活动是否有关?

  5.1923年,葛尔溥教授再到溪口村进行社会调查修正相关调查数据时,戴贯一先生已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了,那么在溪口村是谁负责葛尔溥教授等人的接待和提供翻译的?

 

  注释:

  [1]饶芃子、黄仲文著:《戴平万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年,17页。

  [2]唐舜卿:“忆张竟生任校长时期的潮州金山中学”,收录于汕头政协文史委编:《汕头文史》,第19辑,146页。

  [3]方东平讲述、何绍明整理:“方东平谈抗战初期在潮安的活动和‘潮安民运督导团’的情况”收录于凤凰山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上,441页。

  [4]陈贤武:“戴素贞“,收录于《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5]谢继澍:《走近饶宗颐》,2012年,77页。

  [6]饶芃子、黄仲文著:《戴平万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年,47页。

  [7]饶芃子、黄仲文著:《戴平万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年,46页。

  [8]章有义:《中国农业史资料》,列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第三种,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400页。

  [9]肖萍主编:《社会学概论》,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55页。

  [10]吴禹星编:《1916:徐志摩在沪江大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98页。

  [11]吴禹星编:《1916:徐志摩在沪江大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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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