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楠柱：我的大学经历——坪石先师文丛（48）

2020-09-20 上午 12:06 作者：谢楠柱

　　按语：

　　谢楠柱，医学物理学家，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曾就读澳门粤华中学、东吴大学，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系，1962年起任广州医学院（今广州医科大学）物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是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1985年在芬兰促成国际医学物理学组织接纳中国为会员国，1989年当选医学物理学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委员会主席，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谢楠柱先生组织开设医用高等数学、医用物理学、医用电子学、医学影像技术、微电脑基础、电脑医学应用等课程，并主编中国第一部介绍x-ct、nmr-ct、ect和超声成像的著作《现代医学成像——物理原理与临床应用》（1985）。

　　以下是谢楠柱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我的大学经历1943-1949》。

我在东吴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习

　　在中学读书时我喜爱中文、英文和数理化，我的老师都是抗战中逃难到香港、澳门的名师。当时流行着两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在苦难中读书，为了日后能立足于社会，“唯有读书高”。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很自然地演绎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在香港、澳门读书，认识到英文的重要性，加上父母教导我要读好书、写好字。所以我当时认为学好数理化是不够的，还要学好中文、英文，才能在社会生存。这一指导思想，影响着我的前半生。实践证明。自然科学与语言科学的结合，是所有科学家成功的条件之一。现代社会，没有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其英文和中文是很差的，科学论文要很高水平的中文和英文写出来，才能表达真正的科学概念和内涵。

图为谢楠柱就读东吴大学物理系一年级时（18岁）的照片。

　　1943年我在韶关仙人庙东吴大学物理系读一年级，当时校长沈体兰，教务长潘慎明是化学家，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物理系的天文物理学家赵却民教授（解放后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教我们普通物理学，黄杏文讲师教我们微积分学。当时的英文女教师谢讲师全部用英语教学，很严格。东吴大学的教授与岭南大学的教授互相兼课，两校的学生，大多是港澳学生，经常来往。严师出高徒，东吴大学的教授、讲师都是严师。特别是英语教师，她上课时首先用英语提问学生，复习旧课，许多同学不习惯，怕答不好，不敢答：我则因在港澳学习时习惯与外国人用英语交读，问到我时对答如流，受到老师表扬。我们24人住一间宿舍，同学们晚上在宿舍自修，要求我介绍经验，如何在英语课对答老师的提问。我把在港澳学英文对话的经验告诉同学们。首先是不要怕，要冷静，大胆回答，答错了也没关系，老师纠正你就进一步了。还讲了一些具体回答英语问题的技巧。同学们称，我晚上在宿舍开讲座教英语。现在回忆起来很有趣，我在18岁读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教英语了。

图为东吴大学校舍遗址现状照片。

图为东吴大学操场遗址现状照片。

　　东吴大学的教务长潘慎明教授是著名化学家、校长沈体兰教授是基督教的头面人物，不知道为什么潘慎明敦务长提出辞职，同学们感到很突然，学生会表示要挽留潘教授，对校长有意见。但潘教务长坚决要走：结果引起罢课，反对校方迫走潘教授。在潘教授离开学校到火车站上车时，全体同学到火车站送行，表示惋惜。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学潮，不知内情。但同学们慷慨激昂，反对校长决定，使我深有感触。

我被迫停学教英文

　　我在读书期间，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理头读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醒悟过来。在东吴大学物理系读完一年极，1944年日寇又从湖南入侵韶关。中山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广东省文理学院等大学纷份停课，各自搬迁。东吴大学搬到重庆，我术无能力跟随。当时战事紧张，生活接济中断，我只好随一位岭南大学学生谢洪泰，逃往信宜县暂避。我们一班大学生每天步行十华里，从韶关走到肇庆，从肇庆走到罗定，从罗定走到信宜，疲劳之极。谢洪泰是我的同姓堂叔，我暂住在他家一段时例。寄人篱下，并非久计，当时生活无着，无书可读，幸喜谢洪泰的兄长谢炎武是吴川县川西中学校长，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生，他邀我到吴川川西中学教高三英语。我当时19岁，只读完大学一年级，怎能当高三英文教师呢？校长认为我在香港学英文水平高，可以胜任。他对学生宣布我是大学毕业，鼓励我大胆去教，不要害怕，并可给我一个月三担谷的工资。我只好接受他的好意，随他走马上任。人的工作能力与生活能力是迫出来的，战争迫使我们吃苦耐劳，日行十华里。步行十多天才从韶关逃难到信宜。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教高三英文，也是迫出来的。当时的农村高三学生此我的年龄还大。我穿西装打领带上课很严肃。我叫Please stand up，全部学生起立。我叫Please sit down,他们立刻坐下。我要求学生跟随我念英语课文三遍，全班学生照我的发音去读，很听话。接着，我就将课文用英语提问，要求学生用英语回答。回答正确的立刻表扬。回答错误的立刻纠正，也表扬他们能改正错误。最后。我作课堂总结，全部用简单英语总结，让学生听懂。这些高三学生对我的英文教学方法十分欢迎，他们不知道这是按照香港、澳门英语老师的教学方法教他们，名师出高徒。这是我能够在19岁教高三学生英语而取得成功的原因。就这样，我在川西中学教英语一年，直至1945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才立刻返回广州老家。

我返香港谋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广州一片混乱。我回到八年离乱的老家，已面目全非。当时中山大学仍未撤回广州，我到处找工作谋生，但到处碰壁。最后还是香港瑞昌西药行已故何华生世伯的儿子何耿中先生邀我去香港工作，他是总经理。聘我任他的私人秘书，他知道我中、英文好，所以给我月薪100港元，当时这已是高级职员的工资了。我只好立刻赴香港，一天八小时做文书工作，也学到了一些商业英语。在香港的同学都想返广州继续读大学。1946年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搬回广州，岭南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属贵族学校；中山大学是国立大学，适合一般大学生。我决定辞职返广州转学到中山大学物理系读二年级，总经理何耿中先生劝我不要读大学，留在香港跟随他学做生意，可以发达。他说香港人做生意不必读大学，中学毕业已足够。我说我的兄长都是大学毕业，先父母一定要我读完大学才出来做事，婉拒他的好意挽留，多谢他照顾了我一年。

我转学中山大学物理系二年级

　　1946年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是从武汉大学调来的。中大理学院院长徐贤恭，物理系主任钟盛标，留德教授周誉侃，留法教授夏敬农和朱志沂、郑荫教授、廖华扬教授、崔天民教授、苏锐坚教授等都是物理系的名教授。我转学到中大物理系二年级，同班同学有赵世、冯家璋、李如祥、陈华南、谢建城、李文敏、谭锦源、何寿芳、范思泮等，他们毕业后仍留在国内工作。我们从1946年同窗苦读至1949年毕业。在这三年里，我有幸获得名师教导，周誉侃先生是德国留学生的光学专家，朴实无华，学者风度，学识渊博，我主动向他请教，指导我写毕业论文。解收后他任中山大学物理系主任，直至病逝。夏敬农先生是法国留学的统计物理学专家，是一位名士派学者，经常穿蓝布旧长衫，留八字须，讲课很认真，引经据典，对学生要求极严，生活朴素，好酒兼精于文学。我很喜欢听他讲统计物理课。解放后也在中大物理系任教，后病逝。廖华扬先生是一代名师，学识广博，讲课内容丰富，深人浅出，口才特别好，深受学生欢迎。解放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任物理系主任，发挥名师的作用。崔天民先生教理论力学，生话朴素，学者风度、寡言笑，对学生和蔼可亲，解放后在华南师范学院物理系任教授，与我经常来往，他的儿子崔一山是广州医学院学生。崔先生一生不求名利，安然长逝。还有郑荫先生、朱志沂先生、苏锐坚先生，都是我尊敬的教授。解放后郑先生在华南理工学院任物理系主任，苏先生也在该校物理系任半导体物理学教授。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教授生活简朴，待遇差，但对学生非常爱护。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知识，更崇敬他们的高尚品格。

我在中山大学毕业

图为谢楠柱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照（24岁）。

　　抗战胜利后，广州社会混乱，国民党政府腐败黑暗，学生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但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没有认识，只顾读书，为求生存，不问政治，直至广州解放，许多同学服从分配到东北长春、哈尔滨工作，如冯家璋同学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工作，迄今五十多年。谭锦源、何寿芳同学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有些同学参加了革命工作，当了革命干部，而我却留在广州观望。当我看见解放军入城时，睡在马路边，不入民居，纪律严明，爱护群众，与日寇入侵香港时截然不同，深为感动。我刚刚大学毕业就遇到广州解放，时年24岁，算是实现了先父母的多年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