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坪石未知石牌的“坪石先生”认识国立中山大学的不少，仅因战争年代之故，他们没有到过国立中山大学的校园石牌，仅认识中山大学战时的校园——坪石。

一、先知坪石方晓石牌

　　1、读信想到的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有一封郭大力先生写于1941年的信札，与郭大力先生在粤北遇劫有关。从郭大力先生在粤北遇劫后给同事信函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1941年7月9日，郭大力先生写信给谷神、叙功、寿宜、仲杰、栗源、竺同、士仁先生，感谢谷神、叙功、寿宜等先生打了电话慰问。当时有古道联系连县和乐昌，郭大力是因病雇用了轿夫，其中一人途中说病了，换人而出事的。

　　郭大力写到，他抵达星子镇后生病，但不是很重，7月8日到了坪石住友人处，二、三日后很快就可动身回舍（应该就是东陂镇）。

　　7月8日所写的信函回忆记录了7月5日遇劫所失衣物，黑色厚呢大衣、蓝色女呢大衣、黑色哩矶西装、灰色哩矶西装、蓝色哩矶旗袍、女孩红花棉衣、男孩棉大衣、蓝斜纹布学生装一套，女布旗袍三件或者四件，现款百余元，金戒指二只，铁锅一只。从行李中的衣服得到一点判断，当时连县和坪石都很冷，郭太太比较喜欢蓝色，郭大力的衣服颜色是当时学者常见的黑色和灰色，随行有男女小孩。

　　7月15日广东文理学院致函连县警区第三区，要求促办郭大力先生报的案。函中写到郭大力教授7月9日由东陂墟启程赴坪石，这是学校给警区的函，时间估有误。

　　2、关于名、字和号

　　王亚南别号渔邨，郭大力信中没有说到他，我推测坪石住友人处就是王亚南处，我推测郭大力的信是从坪石寄连县东陂。当时在粤北，他们应该有书信和电话来往。

　　信中“栗源”就是张栗源，他在广东文理学院任教，《恩格斯传》在东陂的译稿就是放在他家。他不幸在连县病故，是只知坪石未知石牌中山大学的一位坪石先生。

　　“叙功”就是盛叙功，40岁，时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兼训导主任。当时已经出版《西洋地理学史》，解放后是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创始人。竺同就是陈竺同，47岁，在当时已经有著作《中国上古文学史》等，后著有《中国戏剧史》《中国哲学史》等。

　　“谷神”者为潘祖贻，留日于日本岩仓铁道专科毕业，时任广东文理学院教务长，1943年7月受聘到管埠的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授，是对中国易经有深入研究的名家。在研究坪石历史教职员工名册时，分清名、字和号颇为重要。

　　3、关于第一次走路到石牌的王亚南先生

　　郭大力1957年在中央党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亚南也是在1957年在厦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无论是中山大学还是广东文理学院均实行聘用制，离开学校更多的是因为林励儒的离开，王亚南也是自己想换一下环境而离开，陈其人先生为在坪石完成部分学业而回到石牌的学生而离开。纪念文章写到，王亚南1946年暑假回到中山大学补课，到广州先住爱群大厦对面的平价小旅馆，当问人家中山大学在哪，方知在石牌，他拎着行李从荔湾徒步至石牌，这是在1940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之后，第一次到了中山大学石牌校园。未到过石牌先知坪石的教授王亚南也是其中一位，后来的学者们是太多的臆想。中大入学的名师介绍就介绍王亚南是翻译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李约瑟的回忆录写到王亚南住处有马克思著作，研究者和党员是不同身份。

　　他的同事和学生还有许多需要研究，包括：

　　陶大镛，29岁，曾在《经济科学》发表文章，《资本论》研究会原副会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

　　胡耐安，45岁，当时已经有著作和文章，包括：《中国民族志》、《说傜》、《粤北之山排住民》，台湾政治大学政教系任教，1977年去世。

　　刘求南，42岁，1942－1944年政治系主任，后1951－1955年在台湾台东大学任校长。

　　雷荣珂，1939年6月加入法学院聘为教授，曾任政治系主任，回到广西，曾担任南宁市副市长。雷先生对历史作出重大贡献，他是致公党党章的起草人。在小小的武阳司村，就集中了民革、致公党、民盟众多的重要创始人，此乃统一战线的萌芽之地。

　　陈其人先生毕业于坪石中山大学附中，是与王亚南教授非常亲近的学生，1943年入学经济系，1947年毕业。他曾到台湾、上海教书，后来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在复旦大学渡过50多年。陈其人先生后来到上海成为复旦大学著名学者，是一位值得纪念和尊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生致力于《资本论》研究。他入学于坪石受教于王亚南先生，毕业于石牌学园，在武阳司村虞炳烈老师设计的教学楼听王亚南先生的课，在石牌的法学院教学楼再次得到王先生的教诲。在学期间，他勤工俭学，与同学在石牌开了一家“中山大学石牌书报供应社”，经济系的学生理所当然担任经理。在陈先生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买的《资本论》是在自家书店，我想就是指在石牌的“书报供应社”。

　　华南工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室主任冯海燕教授，是当年最完整的在坪石完成学业的学生，1940年12月在坪石入校，成为法学院社会系学生，料必听过王亚南先生的讲座，1944年秋留校但坪石沦陷，回家乡梅北中学任教一年有余，1945年12月中山大学复课才回到石牌，第一次见到法学院的教学楼。此后一辈子就在石牌教书。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冯海燕是1978年开始招收的研究生。

二、小村大师

　　回国后，卢鹤绂最重要的著作是《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前期不少误读。在1944年2月发表于重庆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27卷2期的原始印件文章结尾写着“1942年4月识于国立中山大学物理系”，小村大作。卢先生的回忆也没有忘记塘口村，除了称赞村里颇有古风外，专门写了“1942年4月我撰写了《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这一长篇总结性论文”，还写着是出版于《科学》27卷2期9至23页。许多大学都以卢鹤绂为荣而将此文归于自己的学校，认真些就知道那盏桐油灯是塘口村的油灯，之后卢先生在不同时间地点的油灯下埋头苦干物理学。

　　卢鹤绂回国在坪石任教是张云校长的功劳，卢先生自己的回忆述及“事实上，先我回国的化学系同学潘友斋已将我的成就介绍给国立中山大学，其校长张云签发的教授聘书在我还未完成博士论文时即已寄到，我乃决定回国。”卢鹤绂在自己写的《往事回忆》，没有忘记伯乐，而张云先生已经少有人提起。

图为《科学》27卷2期第23页，卢鹤绂在发表文章最后的落款写着，民国三十一年四月识于国立中山大学物理学系。（施瑛提供）

　　近日施瑛老师收集到的胡世华、卢鹤绂的资料，以及中科院席南华教授协助提供到的文献均证明这一点，他们当时均是从海外到香港乘飞机到南雄机场，两人携同夫人一共四人不约而同在香港相逢，同赴坪石这座乡村大校园。此时胡世华的父亲已经去世，维也纳学派方兴未艾，维也纳大学留学成为该学派重要成员的洪谦先生已经回国，他对胡世华的来信里面所蕴含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关系到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塔司基（Alfred Tarski,1901－1983）在1941年4月写的推荐意见。同为维也纳大学、也是明斯特大学的同学王宪钧先生已经在1938年回国，在明斯特大学学药学的张其楷于1940年陆续回国参与教育抗战救亡，胡世华成为这时代精英回国的一员。胡世华的论文“人造的语言”影响作用前不久在本网站做了介绍，他在这里还培养了梁之舜这一位概率统计学家，没有想到在新中国成立后与叶述武在北京中科院相遇。

图为胡世华先生照片，由中科院软件所协助提供。

　　王玉章先生为江苏无锡人，1908年开始私塾读书生涯，1923年南京高师毕业，1927年已经成为复旦大学南北曲课的教授。宋元戏曲研究的大师王玉章先生，更多的是在昆明认知中山大学，而从昆明来到坪石铁岭村任教的，他在1928年在中山大学出版部印制出版了《玉抱肚杂剧》，“演太平天国事”，当时中山大学还在文明路。

图为王玉章先生的照片，资料为南开大学协助提供。

图为1942年坪石战时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职员名册，左二行为王玉章先生的登记信息，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王玉章先生是1941年10月到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戏曲史，从他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显示，到任时间是1941年1月，估计校方的登记会滞后。1939年8月至1940年12月，他在昆明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43年6月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1947年8月至1949年在前边疆学院任文科教授；1950年任教于南京大学附中，1950年至1952年在中央戏剧学院任研究员；1953年到西北艺术学院任教授。南开大学语文系原有教师14人，因部分教师身体条件原因未能开课，故南开大学1953年4月渠函教育部请求向文化部协调点名请调王先生到任教，1953年5月王玉章教授进入南开大学语文系任教。长期以来多误解是院系调整从中山大学进入南开大学，因为没有认真研究坪石的校园。他只到了坪石而不是石牌。1941年王先生在坪石就创作了“歼倭三剧”“演抗战游击队事”。

三、坪石先生的夫人

　　卢先生的回忆对赶车到医院、夫人吴润辉生孩子的场景进行了描写，小船、火车、人力车全用上了，胡世华、夏好仁鼎力相助的行动，回忆描写令人动颜。吴润辉女士、夏好仁女士陪伴着先生来到条件落后的村落，落差之大可想而知，但她们依然毫无怨言支持先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武水河边与村姑一起洗衣服，住在蚊虫常扰之村宅。

　　夏好仁女士从事俄语、英语翻译和教学工作，在北京主要是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深得同事尊敬，于1986年退休。

图为1975年中科院计算所训练班的合影，中间长者为夏好仁女士。

　　中科院报道，2011年1月11日，中国侨联领导专程看望夏好仁女士，感谢她对侨务作出的贡献，出生于1918年11月的夏女士此时已经是93岁了。

　　战时拉家带口，迁徙日子的艰难，每位坪石先生的背后都有一位同甘共苦的夫人支撑着大大小小家务，而有的夫人自己就是坪石先生，如邹仪新、王慕理、谭藻芬、路毓华女士等。中新网2000年9月8日报道马思聪夫人王慕理逝世，报道中写到，王慕理今年四月在读到国内出版的《二十世纪大事随笔》一书时感动地说“台前琴声，台后儿女哭声”，这就是坪石战时校园的真情流露。

四、坪石先生的老师

　　卢鹤绂自述中写到“我被选中去试制一台尽可能高强度的质谱仪，尼尔及朗包两青年教授成为我的导师。”尼尔是怎么样的一位青年教授？1927年中学毕业的尼尔，梦想是能够制造一座装置飞到火星，他16岁被明尼苏达大学录取，在明尼苏达完成全过程的电子工程硕士、博士学位。尼尔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所以对1939年获得硕士学位、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卢鹤绂而言确实是年轻的导师。1936年，尼尔的研究成果获得奖学金到哈佛大学进行铀的同位素测量研究，1938年，尼尔回到明尼苏达大学继续研究，也靠近年长的父母。明尼苏达大学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大学之一，受美国籍意大利裔的“原子能之父”恩里克·费米（1901－1954）的请求，尼尔的任务就是要制造一台巨型的质谱仪，卢鹤绂也参与其中。尼尔于1980年退休，在他56年的职业生涯中，仅有5年离开过明尼苏达大学。

图为明尼苏达大学网站名人堂尼尔教授的介绍。

图为20世纪60年代的尼尔教授。

五、坪石老师的交流和去向

　　在战时的粤北，教师的流动是正常的，因为学校不断地迁徙。黄锡凌教授的历史资料很少，但庆幸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名册中查到，在1943年12月，黄锡凌从岭大文学院副教授受聘到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大村和管埠都响起黄先生教课的声音，时年37岁。

　　战时在粤北还有一批聚集在韶关的名家，可以算编外的坪石先生，如中国雕塑界的先驱梅州人李金发，在法国巴黎成为与罗丹地位相当的雕塑家让·朴舍的学生，上世纪20年代短时间进入国立中山大学，1940年也来到粤北，在韶关举行了许多文化抗日活动。作为最早留法学雕塑的艺术家，也是接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的诗人，李金发创作了许多抗战诗歌。在国家博物馆馆藏作品中收藏着李金发“黄少强像”原件。李金发创作留世不多的作品之一，越秀山的伍廷芳座像，现在依然可以看到。（感谢中科院席南华老师、南开大学许京军老师的帮助）

图为李金发创作留世不多的作品之一，越秀山的伍廷芳座像，匡高峰拍摄。

图为法国巴黎让·朴舍的工作室，摆放的作品多为让·朴舍之作，这是李金发学艺的地方。

　　战时、战后与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划分坪石先生流向的时间节点。

　　王玉章先生最后到了南开大学任教至离开人世，在南开大学他又与在坪石共事的李笠教授相遇，李笠教授是1936年到了中山大学任教。在坪石共事时王玉章44岁，李笠48岁。1952年李笠院系调整进入南开大学。

　　法学院坪石时期的教授在院系调整影响最大。分别在1940年、1937年来到坪石任教的曾昭琼教授和卢干东聘为中大教授坚守到坪石，以及1939年谭藻芬开始执教文学院于战争状态下流动的大学、稳定一段时间后于1952进入武汉大学而保证了法律专业日后的强大。卢干东成为中国重要的比较法学家，著作有《罗马法纲要》《劳工法论》《政治学史纲》和《国家与法通史纲要》等。1944年在坪石的法学院毕业的潮州人曾昭度，也跟随老师卢干东来到武汉大学，日后成为中国环境诉讼的法律权威。

图为1945年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员名册，曾昭度在册仼助教，后来到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的薛杞光、曾昭琼和卢干东教授均在名册上，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坪石先生卢干东于1992年逝世，留下遗言“将我的骨灰撒向珠江河畔”，对家乡的眷念武水记住。

　　坪石形如花开多枝分布全国，有的只直接来到坪石受聘、未知石牌校区的模样，有的回来了又离开，但共同的是战火中的学术追求不断、育人不倦。1934年需要有校车进入石牌，今天热闹非凡，康乐园在20世纪20－39年代的时候，周边是农田、菜地，今天处处美食街。不要忘却烽火下的田野校园，更需要缅怀为今天中国科学和文化进步打下学术基础，只知坪石才晓石牌的坪石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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