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斛,挂帆飘海向西
2021-09-20 下午 04:00   作者: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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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澳门到都斛的港口

  粤西海上交通线是1942年香港“胜利大营救”中极为重要的线路之一,长期不被大众重视以致于忽视了其当年重要的地理意义。大营救除了水、陆两条营救线路之外,还有一条海路,属西线。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及民主人士乘坐挂一帆的小艇,先由香港“偷渡”至澳门,再由澳门路环转往台山都斛登陆。在进入台山县后,由三埠乘船或者选择陆路,一路向西到达大后方桂林和重庆。因戏剧、电影、新闻等领域的人士较易被日军认出来,在香港的夏衍、蔡楚生、金山、王莹、司徒慧敏、张友渔和韩幽桐夫妇、郁风、金仲华、梁漱溟、范长江、沈谱、陆浮、陈此生等分两批走此海路脱险。都斛,是他们安全抵达、值得纪念的登陆点。他们在都斛过上一夜后进入台山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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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广东省地图,香港至澳门、台山都斛沿海的地理关系反映在历史地图上,都斛在赤溪北面、台山县城东面。

  都斛是革命烈士林基路的故乡。1935年,聂耳拟赴莫斯科学习,途经东京,在日本短暂停留学习。在东京参加中国留学生活动,接待他的是台山人林焕平、林基路、雷石榆及梅州人蒲风等参加左联的中国留学生。1935年6月2日,聂耳在东京中国青年会馆为参加“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第五次艺术界聚餐会的青年作“最近音乐界的总检讨”的发言,唱了《大路歌》《码头工人》和刚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是从下午四点延至到十点。在散会前,他更高唱了《义勇军交响曲》,使我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耳朵里仍留‘……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的壮音。”[1]当时在东京现场听聂耳唱《义勇军交响曲》、后在新疆遇害的革命烈士林基路和参加新四军后因劳累去世的蒲风,没有等到《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那一刻。而在都斛,还等来了从香港脱险而来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主要制作人夏衍一行。

  林基路原名林为梁,在都斛出生,家乡物产丰富,又是主要的侨乡。在广州林为梁考入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于1933年在上海就读大夏大学文学院,1934年赴日本学习,参加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左联活动。1937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同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教时改名林基路。1938年2月,林为梁受党组织派遣到新疆工作,于1942年9月被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9月27日,与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员英勇就义,年仅27岁。

 

  二、第一批走伶仃洋脱险的先生

  梁漱溟先生抵香港创办《光明报》,萨空了、张友渔和张云川等负责他在香港的各方面安排。1941年12月26日,梁漱溟在萨空了和张云川陪同下,避居知用中学的小学部。1942年1月10日上午与范长江夫妇、陈此生等一道乘船离港。梁漱溟先生一行是第一批走这条线路的文化人,多为新闻工作者。陈此生在抵港前是桂林文化站的负责人、左联作家。抵港后,协助梁漱溟先生创办《光明报》。新中国成立后,陈此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范长江先生夫人沈谱是沈均儒先生的女儿。1939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迁成都,沈谱随迁继续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于重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9年7月15日毕业后到重庆照料沈钧儒先生起居。1940年12月10日,沈谱与范长江在良庄结婚,并于1941年2月13日秘密离渝赴香港范长江处。香港沦陷,范长江、沈谱夫妇与梁漱溟先生一道从都斛登陆后,共赴桂林。1942年8月范长江遭通辑,沈谱在掩护范长江出走后,于同年8月27日抵达重庆回到父亲身边。[2]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任国家新闻总署副署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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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香港创办发行的《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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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12月范长江和沈谱结婚照。

  萨空了在1944年出版的《香港沦陷日记》有记载送梁漱溟先生离港的情形:

  “1942年1月10日 星期六

  早四时半,大家都起了床,由我们住的地方去德辅道西。至少要走半小时。我们原定早六时动身,帮着梁先生收拾好他的行李,又谈了一些琐事,已到六时,可是天还没有一点曙色。大家都觉得这样黑带着行李走,太不妥当,宁可晚一点,不过已有了行人,我和黄瓒便送梁先生去德辅道西,黄瓒背了一床棉被一条毯子和几件冬衣打在一起的一个背包。梁先生没穿长袍,只穿着一身夹裤短夹袄。皇后大道西街上,人已经很多,原来为了占据大道上的摊位,各个摊子都留人露宿守在那里。还有等着买平价米的人,为了买得到米,也多是自昨夜起便已排班立候。生活是会逼着人不离劳瘁的!

  走到德辅道西约定的地点,长江守候在那里,可是不见此生和陆浮,据长江说因为已过了约定的时刻,人先走了一批,他特留下来候梁先生。既然来到,已可即刻出发。黄瓒是预备替梁先生背行李直送到船上,我便在这里和他们一一握别,约定在桂林再见,并嘱咐他们一到澳门,就写一封信交原船带回,我也许就趁下一班船来。送走了他们又和介绍船的郭某约好,再有船请他到荣华台来通知。”[3]

  1942年,梁漱溟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长达近万字,可谓哲学家的家书。他用了九个标题讲述了自己的脱险经历。标题分别是:“离港”、“到澳门”、“再度飘海”、“由都斛到台山城”、“经过三埠”、“经开平到肇庆”、“搭船上梧州”、“脱险后的感想”、“处险境中我的心理”。近万字的信细诉详细过程,写到从心至身均坦然无事,范长江等赞叹梁先生“若无其事”。信中谈人心,谈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见其系于人类生命认识而来”,对人类生命的认识,认为“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梁漱溟说:“若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便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已;假如我只顾着一家人的生活享乐,那我的安危也只是关乎一个家庭而已。但我不享乐,也不只顾及家庭,人人都可以看到。”[4]仅摘录1943年发表的片断如下:

  我已于1月26日到达梧州,现在可以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告诉你们。

  香港战事于12月25日结束,我同几个朋友隐蔽在西盘一间小学的教室里,且觇日军动静如何,准备走出香港。但急切间得不到好办法,直至1月10日始得离港北来。

  这是起身头一天方决定底。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

  我们同行朋友计五人:陈君、陆君、范君夫妇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贩的装束,自携行李(都是小件底),随引路人,自中环急步,向香港仔下船。这是一段约二十华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异常吃力,周身是汗,两脚生痛,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几乎不能再走。路上还承友人相助,代携行李,方勉强到达,不过还好底,是我气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却有三挂帆。我真没想这样的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驶出时,从海面看见由被凿沉的轮舰十数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这小船怕也驶出不得呢?

  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纳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

  ……

  最后想到办法,还是小船飘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多处。抗战以来,敌人要夺取三灶岛为空军根据地,他便与敌人抗拒,苦战多次,曾受政府收编,担任游击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岛底人,家族亲故皆在岛上。岛山居民一万二三千人,全部被敌人屠杀赶走,失去生活依据。所以他是与敌人是永不妥协到底。直到现在,还有几千义民跟随他在澳门附近荒岛野山上砍柴为生,我们皆曾眼见。至于他们抗日战绩,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门报纸亦不少揭载底。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回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同时托我们将他抗日的赤诚、部队的苦况、义民的流离,向政府代为申诉,请求设法接济和救济。

  三 再度飘海

  在17日的下午,吴发仔派人引我们乘船先到路环——这是距澳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三灶岛义民逃难在此底便不少。而吴的部下实际亦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他们都称呼他‘发叔’。部队并没有政府发放的饷项。要靠护航为生,就是将内地所需货物和汽油棉纱等宝运到都斛,收些护运之费。这种生意每个月只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作,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底夜间才能避敌人发现。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底。1月17日这天正好是阴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们运纱的便船送我们走。

  黄昏时候,吃完晚饭,大家下船,船共五只,虽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记得我乘的一只,约六尺宽,三丈长,无篷,一挂帆而已。原说我们五人分五船,因为船太窄小,而驶船的人一船有八、九个,还不时来往走动。

  ……

  好在船行多在群岛之间,所以不久便依泊于一小荒岛上。候到天明日出,将衣服曝在太阳下,人亦烧柴取暖,船上带有蔬菜,但遍觅岛上无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饭。我素有耐饥本领,喝一小碗而已。饭罢,就仰卧沙滩之上,阳光之下,寂无所闻。直到天色昏暗,方扬帆而去。——此为18日事

  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滘口。

  ……

  四 由都斛到台山城(略)

  五 经过三埠(略)

  六 经开平到肇庆(略)

  七 搭船上梧州(略)

  八 脱险后随想

  ……

  最后要说我处险境中的心里,我不只是一个从外面遭遇来说,最安然无事的人;同时也是从内心来说,最坦然无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更大底幸福。——试问一个人尽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忧急恐慌底,其幸福又有几何呢?[5]

  本文发表于1943年7月桂林《文化杂志》,后记梁漱溟先生说明,这是家信,其中有些“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要介意。由于尚处于抗日战争中,发表出来会影响秘密工作的人物事情,作者都会作一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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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6年梁漱溟与两儿子在济南的合影。

  梁漱溟先生的脱险路线是香港——澳门——路环——都斛东滘口——都斛镇——台山县城——三埠(长沙、荻海和新昌)——开平县城——田村——肇庆——梧州。梁先生提及的小学躲避,实际上就是当时广州沦陷,搬迁到香港的广州知用小学临时校舍。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早颂唱者的到来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是《桃李劫》和《风云儿女》,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于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以夏衍为首的脱险的电影人,他们大部分任职于电通影片公司。夏衍离开香港的时间是1942年1月8日,抵达桂林的时间是2月5日。与夏衍同行的有司徒慧敏、金山、王莹、郁风、谢和赓、金仲华、张云乔、郑安娜等。谢和赓曾经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王莹已经与谢和赓结婚。此行有两位女士,其中之一是在桂林任军委会秘书黄启汉的夫人。郑安娜是冯亦代先生的夫人,冯亦代先生在远方写下多篇思念郑安娜缠缠绵绵的日记,牵肠挂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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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冯亦代、郑安娜与父亲在一起。

  与夏衍同行的张云乔是上海电影界著名的美工,在《桃李劫》和《风云儿女》电影中担任美工。受周恩来同志指示,张云乔放弃电影从事香烟生产和汽车贸易,为中共筹备资金,当时周恩来同志要求他为200名文化人士每人发300元。

  在一行的电影人中,夏衍、司徒慧敏、王莹、张云乔、金山等都是《义勇军进行曲》最早的聆听者甚至是合唱者,这也是电影《风云儿女》为了节省成本而由制作人员合唱。金山、司徒慧敏和张云乔都参加合唱,他们是国歌最早的颂唱者。[6]司徒慧敏回忆:“大约在4月末5月出,他就把歌谱的完成稿由东京寄给了我。我们几个当时的年轻人,有爱唱歌的青年盛家伦,有当年演过《大路》的郑君里,有正在排练《娜拉》的金山,有《风云儿女》的演员顾梦鹤,有新演员兼场记员施超,把不善于唱歌的我也滥竽充数地凑上去,共六七人。在任光等同志鼓励下,我们组成一个小小的临时合唱队,经过几天的练习,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后经过数次的电影胶片上的录音,我们的音乐家、电影导演和技术家们都认为不如最初的录音,于是我们决定把第一次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胶片上来。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乐团,也没有正式的歌队,而电影的上映日期又逼迫我们在端午节以前完成。今天,如果观众中有人听得出歌声中还夹杂着一些广东语音的话,那就是郑君里、顾梦鹤和我这三个广东人留下的破绽。”[7]

  中国电影传奇人物蔡楚生的电影之梦开始之地就在汕头。1918年,时年12岁的蔡楚生来到汕头,1926年协助上海来的电影公司拍电影,1927年赴上海发展,共9年时间在汕头生活,之前在潮阳生活6年。安平路46号,是当时蔡楚生在汕头当学徒的“集成发绸缎店”,它也是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商业建筑。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1月27日蔡楚生乘轮船离开转移至香港避难。在继续制作电影之余,蔡楚生积极投身救亡运动。1938年4月20日,蔡楚生在香港发表了“南海渔民的呐喊”一文于《救亡日报》,痛斥澳门、香港为日军提供鱼的供应,而无视香港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行径。1939年,蔡楚生与祖籍番禺的陈曼云在香港结婚,在《大公报》刊载了婚讯。陈曼云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共秘密工作者,奉潘汉年之命从上海来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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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9年蔡楚生和陈曼云在香港合影。

  香港沦陷后,1942年1月他和夏衍、司徒慧敏等走香港至澳门的路线离开。蔡楚生知名度高,被日军指定需要到半岛酒店会面,目的是利用他的影响,所以他离开香港时间极为迫切。1941年宋之的、司徒惠敏、章泯从重庆转移到香港,在香港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金山、舒强、风子、蓝马、沙蒙、丁聪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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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8年在香港合照,左起: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洪遒、廖梦醒、欧阳予倩。

  郁风于1939年秋来香港后主办《耕耘》杂志,在西环半山腰的学士台,住着从上海、广州等地到香港暂时居住的一批文化人,包括张光宇、张正宇、徐迟、丁聪、叶浅予、叶灵凤、戴望舒等。郁风常到此串门,大家闲谈中认为香港没有一本纯文艺杂志,便讨论出刊物的名字称为《耕耘》,公推郁风担任主编,她当时才23岁。[8]1939年11月23日,郁风父亲郁华身为上海租界特区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因拒绝与占领上海的敌伪合作在住所门口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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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8年3月29日,在广州《救亡日报》的报人: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江馥泉、郁风、房子主人(叶文津的姐夫)、司徒慧敏。夏衍为主编,江馥香为主笔,但1938年5月夏衍离开《救亡日报》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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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耕耘》杂志封面。

  在澳门,夏衍一行由柯麟安排在深巷中比较隐蔽的“东亚酒店”居住,等待机会。1944年,夏衍在“走险记”一文写到:

  “再三权衡之后,我们决定了走都斛的一路。一礼拜,我们忙于路线的打探,和‘捞家’关系的索摸。1月19日,和前后到达澳门两批朋友们汇合,以每人国币二百八十元,每艇二十人以上的条件(就等于每艇代价五千六百元!),雇好两条在南北水一带颇有势力的某氏所有的快艇。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走险’。第一要乘黑夜偷越过日寇在澳门港外的警戒,第二要提防海盗,第三要偷渡过三灶岛的日寇海军船坞码头,第四要提防南北水伪军的骚扰。但是谁也没有考虑到这一切的危险,我们一行里面有一半是没有任何政治主见和人生磨练的青年,女学生、银行职员、青年会干事、家庭妇女,但大家只有一个百折不挠的回祖国的意念!再换一次装束,再整一次行李,怀着兴奋和若干冒险的心,二十日傍晚上了征程。”[9]

  夏衍此文发表于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对秘密工作的人和事也在文中模糊掉。

  从香港出发路线是先到长洲,第二天再到澳门,等候蔡楚生会合。20日开始向台山方向出发,经南北水,过崖门,再到都斛,进入台山城。

  1月12日早晨,香港市委机关做情报工作的香港土生土长的巢湘玲,受委派带着蔡楚生、陈曼云。接受任务后,她暗中调查码头沿线的日军岗亭后,至第二天她先接陈曼云,再到一间旧藤厂接蔡楚生,蔡楚生扮演盲人,他们扮演一家人,为舅舅和外甥女,先到香港干诺道大中华酒店与夏衍、司徒慧敏、郑安娜、金山等会合。当晚由三名港九大队的游击队员护送,共21名逃难者,在黑夜中乘船先到长洲岛,长洲岛的地下党员陈亮明接力,再从长洲岛转向航行至澳门,中途被日军巡逻艇两次截停,幸好夏衍会说日语混过关。船小风浪大,终于抵达路环岛。在岛上等候,等到一班小火轮,去往澳门。游击队员将他们交给澳门的中共秘密组织,开始新的征程。[10]

  蔡楚生在1941年12月8日的日记写到:

  “日本飞机来投弹了!于是这安静了整整百年的香港,终于投入了大时代的洪炉中去锻炼了!首先想起是自己的经营,自己的第三批货。是没有法子再交出来了,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需重来!好吧,重来就重来,我有的是年轻、精力和勇气,我随时都不怕‘重来’!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和财产,都立刻有化为灰烬的可能。我何所顾惜于我小小的经营?这里生意不好做,我们还有国内那片广大的土地呢!真的,太平洋这战争的风云会把我这小商人一卷就卷进大陆上去的,这微尘似的生命,也早就梦想到那肥美的土壤上去培植一下了!”

  1942年1月的日记:

  “九时,云匆匆来看我,替我带来一点钱和一把刨须刀,一磅牛肉、三条毛巾、一磅‘华大宝利’、一条牙膏、一件卫生衣和少数洗好的衣物。她说船大概明天要到,叫我收拾好东西,晚上到他们店里去住一晚,上船时一起走,可以比较有照应。现在我首先得将那换了被面的被自己缝起来,再整理下行李,再等招的来,再等明天的船。劳人草草,我就将这样地离开香港了!烟水迷茫,家乡何处?真怕这蚱蜢舟,载不了许多愁!”[11]

  “云”就是陈曼云,是蔡楚生的夫人、中共秘密工作者。蔡楚生与夏衍一样走的是海路,从香港至澳门他们是分开的,夏衍先偷渡至澳门,从蔡楚生日记中我们得知他也是住了一晚大中华酒店,第二天到澳门,再与夏衍一行会合。

  从澳门经过横琴岛、三灶岛,在南水镇稍停,渡过崖门出海口,在台山的都斛东滘口登陆,进入台山县城。在通过陆路或者水路进入广西后方。司徒慧敏利用台山人的优势与各种人物进行沟通,蔡楚生发挥优势与人砍价,夏衍在香港至长洲岛过程中利用会日语的本事,解救了同行的两位广西左派人士的亲属。

  经历者都是大家,字字千金,尽量原文照抄,但限于篇幅,只能忍痛割爱。如果将这些大师的文字刻录在都斛的江边、黄茅海旁,或许是对2022年“胜利大营救”八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注释:

  1.浦风:“‘天才损失年’悼聂耳”,收录于《国魂颂:纪念聂耳散文集》 。

  2.沈谱、沈人骅:《沈钧儒年谱》,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217页。

  3.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139页。

  4.金鸿儒:《梁漱溟传》,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9年,134页。

  5.梁宽培:《梁漱溟书信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269页。

  6.张云乔:《旧梦拾零》,32页。

  7.司徒慧敏:“在暴风雨中诞生”,刊于1982年《大众电影》第10期。

  8.郁风:《故人-故乡-故事》,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年,176页。

  9.夏衍:“走险记”,收录于中华文艺协会桂林分会:《二十九人自选集》,远方书店,1946年,316页。

  10.张志强:《港九大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8年,88页。

  11.王人殷、蔡小云:《百年蔡楚生》,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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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剑波 何洛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