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1930年秋冬，中共中央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长达数千里的红色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主要是用来沟通上海党中央与苏区之间的信息往来，向苏区输送一些紧缺的物资和器材，以及护送党的重要干部进出中央苏区。交通员是红色交通线的灵魂，他们一般都经过严格挑选，政治立场坚定，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他们多以社会职业为掩护，遇到突发事件能够灵活应对。

　　本文节选自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讲述了红色秘密交通线建立的背景以及作用，并重点描述了交通员进行秘密运输工作时的困难和艰辛，歌颂了他们不惧危险，为革命胜利牺牲自我的精神。

　　1930年秋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广东省委的协助下，中共中央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长达数千里的红色秘密交通线，成为打破敌人封锁、连接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纽带。

中央红色交通线略图

　　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先后派饶卫华到香港，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到汕头，卢伟良到大埔，李沛群到闽西，负责交通站工作。另外，还调派肖桂昌、曾昌明、熊志华等担任中央交通线专职交通员。

　　中央交通线沿途设大站、中站和若干小站，制定了一整套秘密的工作规则和方法，形成一个严密的地下交通网。中共中设有一个秘密工作小组，经常讨论研究党内秘密交通工作。中央规定交通局所辖各站只同所在地的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联系。交通员只有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的联系，一般互不认识，也不了解全线的情况。即使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全线、全局。交通联络采取自上而下，由下而上或只上不下、只下不上，分片、分层的办法进行。交通站一般较为隐蔽，形式多样，或隐于家庭、店铺，或以学校等职业场所以及较强的社会关系为背景做掩护。

　　交通站的主要职责为传递党中央的重要文件、指示以及苏区的情况报告、请示等，沟通上海党中央与苏区之间的信息往来，沿途护送党的重要干部进出中央苏区。向苏区输送一些紧缺的物资和器材。

　　上海党中央机关与各地党组织、苏维埃和红军的信息联络主要由专职交通员秘密携带传送。这些交通员一般都经过严格挑选，政治立场坚定，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他们多以社会职业为掩护，遇到突发事件能够灵活应对。为保证中央文件的绝对安全，通常采取多种秘密方式传递，如有的把文件用密写药水印在字画、手绢的后面或线装书的反面，有时还把文件写在衣服上，穿在身上，或藏在热水瓶里，箱子的夹层里，挑担子的竹扁担里，等等。即便如此，遇到敌人搜查时，有时也难免会出现危险，但多数情况下交通员保持沉着冷静、机智勇敢，逢凶化吉。顺利完成任务。

　　护送干部是地下交通站的一项重要任务。1930年前后，为了巩固、发展与扩大苏区和红军，适应苏区工作的需要，党中央决定从白区抽调一大批干部到苏区加强领导力量。这条长达数千里的中央交通线及沿途各交通站克服各种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这一繁重、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这期间，交通线护送干部到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冬到1931年春夏间，被护送到中央苏区的有任弼时、项英、叶剑英、刘伯承、左权、徐特立、邓发、张爱萍、萧劲光、伍修权等100多人。第二次是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严重威胁着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在周恩来勇敢沉着、机智果断的指挥下，一部分干部迅速被安排隐蔽或转移到中央苏区。至1932年经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有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周恩来、李克农、吴德峰等人。第三次是1933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已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这段时间经交通线进入苏区的有博古、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军事代表李德等人。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共有200多名领导干部经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

周恩来

　　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物资严重匮乏。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在交通线沿途，香港、汕头、大埔以及苏区边境各县，党组织开设了一些文具、百货、药、布匹、电器、五金等日常生活店铺。这些店铺主要有香港大新公司、汕头中法药房、汕头电器材料行、大埔茶阳同天饭店、青溪永丰客栈等。利用这些店铺，向苏区输送所需要的物资，主要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以及电讯、印刷、军械等器材。这些物资和器材，经过巧妙包装之后，或由交通员化装携带，或者由汕头、大埔等地下交通站设法运往苏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物资和器材严重匮乏的局面，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交通线运送的物资

　　“山高水长路多艰”。红色交通线的交通员，踏遍沿途的山山水水，他们跋山涉水，忍饥挨饿，晓行夜宿，日夜兼程，历尽艰辛，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传递文件、护送干部和运送物资等重要任务。可以说，红色交通线是他们用双脚踩出来的，用血汗连结的。交通员虽然生活艰难，但却把一批批黄金、白银、港币安全地带到香港、上海，从未发生贪污、遗失事件。卢伟良1930年担任广东省委交通员，一次他从闽西返回香港，随身携带了十多斤重的金子，藏于箱子底层，顺利带到了香港。后来，他又从闽西给省委带去500个光洋。为避免暴露，他在自己的两个手臂各缚250个光洋，外面穿上衣服罩着。由于天气炎热，光洋把手臂上的皮肉磨破了。他忍受痛苦，克服困难，把500个光洋顺利带到香港，交给省委。

卢伟良

　　交通线的频繁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敌人屡次企图破坏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以断绝中央苏区与外界的联系。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一些交通站的基点被破坏，在另外的地方又迅速得到恢复。红色交通线不仅是一条革命的红线，更是一个险象环生、看不见硝烟的革命战场。英勇的交通员就是无畏的战士，为了党的事业，一些交通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保护交通线免受敌人的破坏。

　　1933年夏，上海交通机关交通员冯华，带两位东北民主联军代表到苏区参加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携带无线电零件进入苏区。他们在汕头住店时，不幸被叛徒发现了。冯华掩护了两个代表安全转移，自己却被捕了。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拷打他，他坚决不泄露党的秘密，第二天被杀害。像冯华这样的交通员还有很多，他们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了交通线的安全。

　　红色交通线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沿途地下党、革命群众的支持。1931年初，在汕头交通站建立时，中央就指示，要与东江特委取得联系，也指示东江特委配合和帮助交通站的工作。交通站顾玉良与东江特委书记秘密见面，约定联系的地点、暗号和交通员，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干部和物资经汕头交通站接头之后，由东江特委交通员护送到苏区。

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中站旧址

　　交通站还依靠群众的掩护，沿途设立一些小站，一些设在革命堡垒户的家中，有的还建立了转运物资的秘密仓库。货物较多时，就组织革命群众连夜抢运。当年交通站船工余良宜回忆说:“我为红军载货的时候十四五岁。我撑的船是余维基的，有棚顶的，能装八吨。当时交通站有两条船，交通站的船载不了就通知我去。……晚上我的船挂上竹帽，标志是自家的船，可以上货，货上了就取掉竹帽。”他把船撑到清溪后，货物就卸到交通站的临时仓库，然后交通站就迅速组织人员把货挑走。他的老伴江茶英说:“我交通站挑过货，黑夜里挑上山，有四个人带枪在前面探路，前头如果打枪，后面就要赶紧藏起来，我们挑到铁坑志怕家就回来，七八点出发，到铁坑鸡就叫了，天亮回来。有时货物多，参加挑货的人有一百来人，有时几十人，一次就送去。”余良宜补充说:“挑给红军的货物常常是盐、药材、布匹、洋油、硝酸，有时候是小机器。”像余良宜这样的接头户、老船工，还有很多，正是这些朴实的普通革命群众，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头的危险，以各种方式掩护和帮助交通员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

　　（注：以上图片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本文由阿瑞推荐，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