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朱谦之。（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是一九四三年（卅二年）五月，从桂林回到中大的。一到坪石，便住在研究院里，开始整理我过去几年的著作和讲稿，并陆续付印各书，其中尚未出版者，在写“休假进修一年之工作报告”时约八十万言，曾举目录如下：

　　（一）《现代史学概论》共二十八万言 贵阳文通书局大学丛书之一

　　（二）《文化社会学》共二十四万言 中华正气出版社学术丛书之一

　　（三）《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共十二万言 中华正气出版社

　　（四）《周易哲学》共六万言 中国文化服务社（复版）青年文库之一

　　（五）《中国文化之命运》共五万言 中山大学训导丛书之一

　　（六）《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共六万言 大道出版公司（复版）国民革命丛书之一

　　（七）《音乐文学运动》共三万言 艺文丛刊第二期

　　（八）《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共三万言 文科研究所集刊等第二期

　　（九）《文化社会学发端》共一万五千言 中山学报第八期

　　（十）《五四运动史》共一万言 中华正气出版社

　　现在相隔又一年了，屈指一计，只有《太平天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化之命运》已经出版，《音乐文学运动》载于《时代中国》第九卷第一二合期，其余（一）（二）虽经各该书局屡次预告，却没有出版的真消息，（六）在中央审查的结果，须暂缓出版，这真是我著述生活的厄运，但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厄运吗？我在广州沦陷时，曾失却“现代史学方法”全稿约二十万言，在香港沦陷时，把在商务付印即将出版的《扶桑国考证》，全归乌有，但无论如何，我再接再厉，并没有因此丧失我**著述的勇气！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七月我被聘为研究院专任教授，我和研究院发生关系，早在筹设该院的时候[1]。该院成立迄今，我均担任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主任之职。但使我能以全力为研究院尽力的，却从此时开始。我曾为历史学部担任各种重要科目为史学理论及方法、史学方法实习、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中国社会经济史、中西文化交通史、文化专题、近代史专题等，又曾为历史学部研究生指导硕士论文与学期论文，历届毕业者有陈国治、潘莳、江应梁、王兴瑞、区宗华、黄福銮、梁钊韬、戴裔煊、王启澍、丘陶常、李肇星，现均为学术界知名之士。我已经主持十年的历史学部研究工作了，却是只有这一年，我才能以全力提倡近代史的研究，从此而史部的面目当为之一新，从此而史学研究才可走上新的阶段。八月文科研究所主任杨成志教授，奉教育部核准休假进修，十一月入都赴美考察，我们在欢送席上不胜充满其期望与惜别之意，却是自此我又多了一种责任，代理文科研究所主任。翌年三月，崔院长载阳赴渝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我奉令代理研究院院务，直至六月，这么一来，三个月中我便不能不把研究院的全责暂时负在身上了。这时帮忙我的，是办公厅主任张泉林兄，我的感想，就是尽力所及以谋推进研究院的学术发展，和增进其在全国学术上的地位，这种企图，首先在研究院对其他学院的关系中反映出来。我的意思以为研究院本为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及为供给教员便利起见而设，而此时中大员生对于本院的宗旨尚属隔膜，有须加以联络和求其深切认识的必要。因此我便提倡以个人私款来举行各种集会，以唤起同人同学的注意，当时可举者有：

　　第一，诗歌朗诵大会 五月五日是纪念屈原的诗人节，我觉得这一天不可错过，于是由文科研究所做主，发动一个空前的诗歌朗诵大会，来宾当中有从文法师农各学院来的，他们都毅然担任节目，在我致开会词之后，便举行古诗朗诵、新诗朗诵、唱片朗诵、外文诗朗诵及创作朗诵等节目，参加者有李笠、盛成、张为纲、黄繁琇、许彦常、张嘉谋、陈瑞华、莫杰魁和文学院同学黄杰文、张显扬、李敏、戴子庄等，情况极其热烈。[2]又五月十五日举行音乐文学讲会，请黄友棣先生来院讲演“歌剧与朗诵”，到会听众七十余人，极一时之盛。

图为迁坪石的中大校本部（右上角）。

　　第二，中国经济学座谈会 三月十八日依据蒋委员长[3]所著《中国经济学说》一书，召集此会。来宾有法学院教授胡体乾、王亚南、董家遵，文学院教授陈安仁、郑师许及研究院员生全体，讨论项目分（一）中国经济学的物质；（二）中西经济学说之比观；（三）中国经济学说之哲学基础；（四）中国经济制度；（五）计划经济的原则；（六）中国经济理想。这次座谈会实为中大罕见的学术辩论会，当时纪录，可惜因为原书暂时禁止发行，以致没有印出罢了。

　　第三，中国科学史社 一九三六年（民国廿五年）我发起中国科学史社[4]，并为史学系特设中国科学史奖金规程于廿八年（一九三九年）及三十年（一九四一）曾两次由学校公布。此项提倡，旨在发扬中国固有之科学文化，发扬新型历史，并课历史学者与科学者通力合作以发扬及推进中国之科学文化。五月二十日我为谋重整会务，推进工作起见，特假座研究院召开会员大会，我报告开会宗旨后即修正本社社章，选出理事何杰、朱谦之、梁伯强、容肇祖、张作人、王亚南、胡体乾、陈定谟、莫绍揆、李白华、黄际遇、吴大基等十五人，并推出常务理何杰、朱谦之、张作人、王亚南、胡体乾五人，通过借文科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为科学史专号[5]。

　　我很知道许多新的措施是很容易徒托空言的，但我仍不断的努力，务求克服当前的困难环境。如以科学史为例，纵使现在的失败，未尝不是将来的成功。六月研究院开始筹备举行第八届的硕士学位考试，崔院长自渝返粤视事，我摆脱代理院务，而种种含有全体性的新的活动，乃暂告一结束。

　　我在坪石参加主持硕士学位考试之后，便逢着湘北战起，长沙失守，三十余箱，以迁运事宜，原由研究院疏散会办理，我之公务完结，乃开始办理个人离坪赴连手续。廿九日将文所印信暂交崔院长代理预备起程。卅日得高委员信之助，得车票三张，以二张畀文所助教黄（繁琇）雷（镜鎏）二君，是晚余宿于水牛湾培联中学。七月一日搭车赴星子，车上挤拥非常，皆为避难赴连者。翌日乘船抵连县，住连州中学，在连原拟发动再建南方文化中心，而这时时局动荡不定，还谈不到。我暂住几日之后，便搭军委会工程车起程赴桂，沿贺连公路只走了日便到八步，又一日抵平乐，以那时交通不便和搭车的困难，我居然如此便利，真侥幸之至。在平乐遇陈歌（霭庐）和她的朋友，我们一同雇船，沿桂江南下。七月十七日安抵梧州，那时梧州也在疏散声中，绛云任教女中，已疏散至长发，她特地回来，已经相隔一年没见面了。我们欣喜重聚，却是从相见日起以迄九月中旬，几乎无日无夜不在空袭之下讨生活，我们大部分的光阴均躲在云盖山的防空洞里。这是惨痛的故事，还是快乐的回忆呢？梧州是于九月二十日沦陷的，我们前几日便得到消息。在紧急疏散之第一日，我们随女中搭船赴长发，及梧州失守，乃步行入狮寨乡，都是属于苍梧县的边境，梧州女中、水电公司、复兴公司一时均避难于此。我和绛云赁居此地约一月余，我烦闷极了，在这里没有电报局，便没有新闻，没有银行，便没有接济，我难道从此便要销声匿迹了吗？我必须尽力探访从游击区走到广东的出路。我每日翻《中国分省地图》，在几次失望之余，偶然一天我瞥见了光明了，原来从马江到公会是有公路可通的，而从狮寨到马江，便有小路。于是几经踌躇乃决于十月中旬，我俩从狮寨乘船出发，晚抵长沙，翌日赴京南，再趁墟毒至马江，过马江时距敌人只二十五里，炮火声已隐隐可闻。马江至砂子，路经镇南，因为逆水行舟，走了三日，砂子以下，山路崎岖，没有水路只好步行了。我们从砂子—公会一沙田—莲塘—大临—永和一路跋涉，只在公会休息两天，每日路程，从五十华里至九十华里，自然困顿极了。最疲倦的时候，只好在路边坐地，我们两个孤零零地跟着挑夫，一路上不避艰险，贾勇前进，本来从砂子至公会，经过鹧鸪隘，从大临至永和经过鹰扬关，其间常有盗匪出没，在公会又正值八步下紧急疏散令，无法通过，我那时深自思索是停留好还是冒险前进？终之决定而南，只有我俩自南而北，在汐田访梁漱溟先生地址，未得，我们憩驻。街招，第二日有人来告，却是我们已束装走了。从沙田往莲塘，经过鹅塘—下岛，均走小路，满目松林，黄昏时险些迷失，一到莲塘，因粮食疏散，购不得，夜深，忽报敌人来了，满街尽是跑步声、喊声，这种一刹那间的地狱活现形；不图亲见之于今日，幸而事情明了后，知系误会，我们第二日才能雇伕赶路。从莲塘至大临行二日，尽是破坏了的公路，桥梁没有了只好涉水而过，水深处，我竟浮起来了。第一晚宿柑子园，是公路旁的孤零零的路铺，入夜有许多人聚赌，天明始止。从永和至连县，我们接恰得这一段公路破坏前最末一次的邮车，抵连以后，我们如庆重生，可是我们的路费也几乎用尽了。我先打电报给研究院，翌日才几费周折搭省行车至坪石，计程已二十一日，承崔院长夫妇的殷勤招待，我俩重住研究院内，再过几个月的自由讲学的生活。

图为朱谦之与何绛云。（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这一次自梧脱险回坪，许多人都意料不到，但怎么知道这似乎一生最难得的痛苦经验，又再有一次的循环呢？我返坪后，于十月二十七日应聘为三十三年度文科研究所主任，三十日召开所务会议，议决延聘两学部名誉导师各十名，十二月五日，本所三十三年度研究讨划要日完成，送校呈部十二月八日起，我******座：（一）现代史学思潮十讲，（二）文化类型学十讲，但不幸得很，正在我为文所的前途而努力的时期中，正在我从事学术讲演的时期中，粤北敌人的炮声响了。最初只是东陂一带小规模的蠢动，接着便是正规军的来临，这期间经过是很快的。一九四五年（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研究院遣送公物及同人家眷赴乐昌，我和绛云做了先头部队。我们挤在无蓬的货车上，到乐昌时已夜深，翌日访医学院，得医所梁伯强主任之助，住于病理研究所，过二日崔院长和办公所严主任（永煜）来了，接着师范学院脱险的员生，也背负着简单的衣服来住，我们知道时局急了，经一番会议之后，即决定乘船赴韶转往始兴，我和绛云及崔院长夫人等一行十人，于廿日上午十时离开乐昌，但即在这一天晚上，乐昌便在敌人炮火之下，旋告失守，许多中大员生于事急时孑身而逃，以致流离失所，无衣食者有人，捱饥忍寒者有人，真狼狠极了。研究院虽事先准备，损失亦属不少，我们一路顺水行舟过夜，闻枪声不绝，尚疑是船旁水击声。及到韶关，才知早下疏散之令两日，因和各方商洽车辆不成，费了许多唇舌，乃得乘原船逆水而上，是夜宿中厂。翌日而中厂陷，我们千辛万苦，五日才到达江口，抵始兴时拉缆的许多人，已经精疲力尽了。从始兴至罗坝，我卸下文所重要文件一箱，由院保存。只自己携带一包，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了。由罗坝到都亨，由都亨到中寨，一路上山路崎岖，我们爬山过岭，时闻炮声不绝，在罗坝路上，是日有匪把自卫队的枪支缴了。都亨路上，忽传前面有匪抢劫。我们呆着不敢前进，幸而对面军队开来，知道把土匪赶了，我们只吃了一顿虚惊。中寨以下，我们听不到炮声，代替它的，却是那漫天的风雪，要我们在冰天雪地之中，第一次和“新赣南”相见。到了虔南，本可小住，以时局关系，仍冒寒上道，二日抵龙南，我们很喜欢在那里看得见地方报纸，很喜欢逢着我们的院长，得知中大消息，这时因旧历年关在迩，盗匪堪虞，乃以每人国币三千元之代价和绛云搭车往和平，“和平”二字是何等地使人引领企望着呀！却是在到和平前，夜宿定南，旅店主人告诉我此路前曾发生劫案二十余起云。在和平，我们住万福栈里，迎接着一个旧历新年没有几日，我们又再踏着泥泞的道路，向着龙川前进了。我们走过彭寨，走过东水，从东水乘船至老隆，在东水路上因下雨路滑，我们几个人都跌跤了。终于二月十九日抵达龙川，这是广东的临时省会，我在这里看见省府的李主席和夫人（吴菊芳）教育厅的黄厅长（麟书）龙川县的邓县长（鸿芹），他们都是很热心于中大的复校运动，我在定居正相寺的翌日，即起草一篇“发起中大教校运动”宣言，投稿于兴宁大光报，其中最沉痛的话是:“余任教中大十二年，以一生最宝贵之光阴均费于此，实不忍见此校之沦亡也。”“须知中大之存亡，不但关系广东全省之面目，且可以此决定三民主义文化之命运，余在乐昌时，梁伯强教授告余，敌人广播谓‘中大搬不动了，他们来接收’。余耻其言，愿与国人立志雪之。”由此可见我对中大的热忱，已经可矢天日了。我爱学术研究之最高学府的中大，我尤爱作为中大学术研究之最高机关的文科研究所，只要我自己生存一日便须负责维持此研究所的生存一日，我无论如何，不避艰难，决不说“我不干”。

　　作者简介：

　　朱谦之（1899-1972），福建福州人，字情牵。曾留学日本。193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周易哲学》、《历史哲学大纲》、《老子校释》和《日本哲学史》等。

　　注释：

　　[1]见研究院年报。

　　[2]见卅三年五月十一日中山日报所载“诗歌朗诵大会盛况。”

　　[3]即蒋介石。

　　[4]中国科学史社章程见现代史学第三卷第一期。

　　[5]见五月五日中山大学日报。

　　（注：本文图片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入。）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自南粤古驿道网，欢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