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大、岭大农学院师生的科教救国图景研读华农校史档案笔记

2020-08-05 上午 11:15 作者：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华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建筑系郭焕宇

　　华南农业大学，在一百一十余年办学历史中的每一次发展，始终伴随着科教救国、科教兴国、科教强国的征程，始终与民族救亡和国家振兴同向同行。在抗日战争年代，华南农业大学前身——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师生多地辗转，坚持办学，开展科研，在近现代华南教育的发展进程中，绘就了一幅悲壮、艰难、顽强的科教救国的历史图景。

　　一．日军侵华，被迫迁转

　　回顾历史可知，华南农业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在建校之初选址在广州东山石马岗，1934年秋，迁入广州石牌五山中山大学新校址。抗日战争期间，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于1938年10月撤离广州，辗转云南澄江（1939年3月复课），湖南栗源堡（1940年11月迁入），粤北连县（1945年1月迁入）坚持办学。1945年10月，迁回广州石牌。前身之二为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设立农学部时，校址位于广州河南康乐，1929年12月，落成了广州河南康乐农学院“十友堂”。抗日战争期间，岭大农学院师生自1938年11月迁入香港办学约3年时间，后辗转于粤北坪石（农学院三、四年级师生1940年11月迁入，一、二年级1942年1月迁入汇合），仙人庙（1944年10月迁入），湖南汝城（1945年1月迁入）坚持办学。1945年10月，迁回广州。

　　据《抗战时期中国高校的内迁》一文统计：1937年8月15日，日机轰炸南京，此后连续轰炸了中国各地城市，并“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等23所院校均遭轰炸。在日军侵略战争中，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在此危急情形下，大多数院校内迁办学：北大、清华、南开迁滇组建西南联大；北平部分院校迁陕组建西北联大；南京中央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入川；同济大学六次迁校，辗转于沪、浙、赣、湘、粤、桂、滇、川等省市；浙江大学四次迁移进黔；东北大学内迁陕川；私立湘雅医学院内迁川黔；中法大学、中山大学迁滇；另有众多高校迁往西南地区的川、滇、黔、桂。[1]

　　中大、岭大辗转多地办学，正是这八年抗战历史背景下作出的艰难抉择和艰辛努力。时任中大图书馆馆长的杜定友绘制《西行志痛》，细述了远赴云南之“痛”。该图记图文并茂，记述了“使命、行期、行程、行侣、交通、饮食、起居”七个方面的内容：行期达115天；行程经广东、广西、云南、香港、安南，停19站，11970余里路程；离广州时，同行者中大图书馆同仁及眷属42人，中途离队者14人，受重伤者1人，病故者1人，到达目的地时，为27人；起居情况是“宿雨、泥屋、古庙、民房、学校、衙门、客栈、旅店、地铺、帆布床、木床、铁床、铜床……”（图1）。

图1.国立中山大学杜定友绘制的西迁图

　　二．艰苦条件，坚持办学

　　据《华南农业大学百年图史1909—2009》图文记载：1939年3月1日，中大暂居澄江县复课。各学院分散于县内各乡，农学院安排在县城附近鲁溪营、吉里村、洋廖营、归马村等地（图2），借用当地庙宇寺观为校舍。农学院各系教授先后到位，复课学生227人。1939年8月21日，中大在澄江举办毕业典礼大会，当年共有5名研究生、462名本科生及41名外校借读生毕业，农学院毕业生53名。1940年秋，中大从云南澄江迁粤北坪石，10月，农学院迁到距离坪石本部约15公里的湖南宜章县栗源堡，在当地的书院、祠堂、庙宇等建筑内开展教学，另租地建宿舍5座（图3）。1940年初，岭大农学院三、四年级（35人）先迁回粤北（图4）。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岭大在香港大学各部停办，农学院一、二年级从香港迁至坪石与三、四年级汇合，其余院系迁往粤北曲江仙人庙附近大村于1942年7月复课。1944年，因日军进犯，农学院也由坪石迁至大村。1945年1月，因战乱再次搬迁。[2]

图2. 1939年归马村农学院学生宿舍外景

图3.湖南宜章县栗源堡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本部

图4.岭南大学农学院坪石新址全景

　　1938年10月，教育部颁布《专科以上学校建筑校舍暂行规则》。各内迁高校陆续建造了一批校舍缓解用房需求。因陋就简之下，粤北地区采用“竹织批荡”之法，用竹、草、泥、建造房屋。《大村岁月——抗战时期岭南在粵北》一书中岭南大学师生回忆：“我们的校址是在大村村后的仙人撒网山下，占地约三百亩，我们把这个区域名为‘岭大村’，……表示和原来的大村有别。我们接受长官部移交的棚屋大小共四十八座，把旧的加以修整，不合用的分别改建，同时增建礼堂、图书馆、宿舍、饭堂、实验室、住宅、浴室、钟亭…… 我们惨淡经营了两个多月，现已规模粗具。”“我们生活其中不怕狂风吹暴雨打。校舍架高离地面约尺余，据说是为防止蛇鼠窜入其中。蛇是可防的，但老鼠就常光顾了……”“讲究的房屋只是‘竹织批批荡’，即用竹条编成片块，抹上有少许石灰与稻草碎混和的黄泥，便是墙壁。缺玻璃，窗户多只用一块木板。课室更是茅草、竹枝、竹篾建成，幸有樟林庇荫，勉强可抵挡风雨。”尽管教学和生活条件艰苦，大学师生仍然怀着万分珍惜、感恩的心情乐观对待：“岭大村的风景，较诸康乐可以说有过无不及。最难得的参天古木……虽是盛夏季节，还不见炎热”，“虽则竹篱茅舍，但难得风景美丽，环境幽静，为不可多得修学胜地。”[3]该书还收录1幅横岗远眺大村的照片，其中央山顶处为图书馆，山坡下为男生宿舍和樟树林（图5）。

图5 横岗远眺大村

　　在中大农学院抗战期间的办学历史中，邓植仪、丁颖等教授发挥了重要作用（图6）：邓植仪于1932年-1940年，1943-1949年两度出任农学院院长，并曾兼任中大教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邓植仪任中大农学院抗敌后援工作团团长，并与萧冠英带领全校师生，辗转搬迁云南，营建校舍，及时复课。在粤北期间，每星期除在坪石校本部处理校务，他还要步行三十余里到栗源堡农学院上课，1945年1月栗源堡沦陷，又率领农学院和其他学院部分师生，到达连县成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10月，其被委任为迁运组主任，返回广州复课。在此过程中，除主持校务、教学，他还组织农学院科研人员致力于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改良研究，形成《澄江之土壤调查报告书》及其土壤分布图、土壤利用图等成果。[4]

图6.邹鲁、邓植仪、丁颖等同事澄江合影

　　三．守望互助，同舟共济

　　中大、岭大粤北办学期间，学校选址多处分布在南岭走廊的湘粤古道沿线。湘粤古道由多条纵横交错呈网络状分布的水陆交通体系联系起来，分为（1）嘉禾-蓝山-连州道，（2）桂阳-临武-连州道，（3）郴州-宜章-阳山或浛洸或乐昌道，（4）资兴-宜章或汝城-乐昌道，（5）汝城-仁化道几条路线（图7）[5]。当时各学院选址辗转分布在各县市村落，应是综合考虑了安全保障、撤退迁移等多重因素。此外，由于各大城市沦陷，后方农业生产更显重要，岭南农学院第一任院长古桂芬就力主农学院迁入内地，以促进农业生产，支援抗战。

　　1938年，广州沦陷。岭大师生撤退至香港，借用香港大学教学科研设施继续办学，两校师生相互旁听课程，共用图书文献、实验室，共同参与学术活动，加强了彼此的合作互助。1941年香港沦陷，内地中大等高校接收了港大学生继续学业。据1944年1月1日在中国内地15所大学就读的243名港大学生及专业分布情况显示：中大接纳学生包括医科8名，工科32名，文科26名，理科1名，共计67名，岭大接纳学生包括医科32名，文科14名，理科4名，共计50名，广东两校接纳学生总人数近一半。此间，内地与香港两地师生守望相助，共同进退，最大限度保留了岭大和港大办学实力，流露着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图8），令人感动。[6]

　　而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两校之间教授的相互交流、合作早在抗战之前已经开始，至抗战期间，两校互助，令学生获益匪浅。直至抗战胜利，两校复课广州，仍然保持了这种传统。如1946年4月，岭大李应林与中大邓植仪曾就开设经济昆虫科目，邀请赵善欢教授到岭大兼课一事进行书函沟通，确定“每两周前往上课一次”（图9，图10）。[7]

图7.湘粤古道定型路线示意图

图8. 1940年岭南大学学生在香港大学图书馆

图9，图10，岭南大学李应林与中山大学农学院邓植仪书函

　　四．华南教育，精神传承

　　广东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期间，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教授及多位广东省政协委员曾提出“关于加强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广东高校办学旧址的普查和保护的提案”。2019年以来，在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的大力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参与下，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历史的发掘保护引起广泛关注。广东省“华南教育历史教育研学基地”相关文化遗址的保护、史料整理工作逐渐深入，并形成了系列成果。韶关、清远、梅州、云浮、东莞、江门等地先后开展了“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节点的考察、保护和打造工作。多个高校师生团队调研了韶关乐昌林场、大村、五华县岐岭镇荣福村等中大和岭大农学院办学旧址。围绕抗战时期“坪石先生”事迹及其祖籍地、故居地的寻访、追溯活动及调研工作也正在开展（图11）。作为当代广东高校师生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就此展开深入挖掘，不断丰富校史研究，充实高校思政教育内容，传承华南教育精神，为广东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