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潜

　　罗潜是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他先后任中山大学医学院教务长、院长及暨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等职。他献身教育事业，60年如一日，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最高学府中深受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学问道德为人钦佩，他的光辉事迹与世长存。

　　1911年农历1月29日，罗潜生于广东省大埔县湖寮村，幼年时即奋发求学。七岁那年他在大埔县高陂小学读书，毕业时以全年级最优秀的成绩考入梅县乐育中学，这是一所由德国和瑞士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教学要求极为严格，初中二年级便开始用德语教学。尽管如此，罗潜在班里的成绩始终是名列前茅。1928年，还在读高二的罗潜便以优秀的成绩被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录取，待注册时校方发现他还是个高中生，决定取消他的入学资格，经过一番理论，校长朱家骅最后决定，除经过校方指定的德国籍教授面试通过之外，第一学年年终考试的平均总分必须达到85分以上，始得承认其为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正式学生。面试十分严格，不仅有数理化方面的问题，还提出了文学、历史、地理方面的难题考他，他都能从容应答。于是，17岁的罗潜再次通过严格的考核，名正言顺地成为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学生。

　　当年能考上医学院的学生，都是令人羡慕的幸运儿，何况又是名牌大学的医学院。因此，入学考试的竞争激烈程度就不言而喻了。即使如此，入学之后同学间的竞争也并无减弱，大家都奋力向那个象牙之塔的顶端攀登。学校对同学的要求就更为严格，如规定二年级考试若不及格，就得降至一年级从头读起。为了应付考试，一般学生都会掉几斤肉，个别学生甚至将自己的床铺收起来，以激励自己彻夜苦读。而罗潜却不是这样，他按时进食就寝，吃得香睡得稳。罗潜爱好音乐，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是学院西洋乐团的骨干。考试期间他仍然坚持练琴，照常参加学院西洋乐团的排练，甚至去听莫扎特音乐作品的演奏会。表面上看罗潜学习似乎不下功夫，实际上他对待学习十分认真而且非常得法。无论是听课或者阅读，他都能抓住重点，着重于理解并能举一反三。由于他能灵活有效地掌握知识，而不是死记硬背，因此经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越来越感到只有书本知识并不能给人们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要靠实践来培养。他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经过思考和应用掌握知识，不仅能牢记而且动手能力也增强了。罗潜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提高自己能力的机会，他不断培养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此刻苦认真而又讲求高效学习的罗潜，理所当然地成为班里出类拔萃的学生，并年年获得奖学金。

　　1933年，校方决定让罗潜提前半年毕业，留校任助教。两年后又公派他带职赴德国汉堡大学医学院深造。他在德国专攻药理学，对军工、化学药品苯胺、硝基苯引起变性高铁血红蛋白机理红细胞阴离子交换速度等课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以硝苯中毒引起的变性血红蛋白机理为融媒过程所写成的科学论文，发表于国际权威性杂志《药理学专刊》上，提出的结论曾为多种德文、英文参考书和专著所引用。1936年，罗潜取得汉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又进入柏林大学医学院药理学研究所。第二年学成回国，被中山大学医学院聘为药理学副教授。

　　正当罗潜意欲稳步踏入医学科学的圣殿时，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罪恶的侵华战争，大片国土被日军的铁蹄践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人民处于战祸之中。在偌大的国土上，已再没有一个能供他搞科研的空间。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中山大学医学院不得不从广州迁至云南，又辗转迁至乐昌等地，历尽艰辛。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对一个视医学事业如生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心痛的呢？他渴望中国强大，同那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

　　当时的办学条件很差，经费短缺不说，连起码的实验仪器都没有。为了培养人才，他决心自己动手。他用空罐头瓶、旧钟表发条为原材料制作仪器，这些仪器虽然简陋了些，但在当时还真起了作用。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案，努力探索最佳的教学方法。没有教材，他自己编，常常一干就是半夜。此外，他还兼任了广西医学院、江西医专的教授。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往返于崎岖的路途中。为了不耽误授课，他常常顾不上吃饭就风尘仆仆赶到学校，只要上课铃一响，不管有多么疲劳，甚至饿着肚子，他总是按时登上讲台。就这样，他几乎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医学科研和教育中。1940年，他被中山大学聘为药理学系主任和教授。

　　当中山大学医学院迁到广东东江地区时，罗潜挑起院长的重担。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与医学院教职工一起，团结奋斗，共渡难关。他在抗日战争中虽没有冲锋陷阵，亲临战场与敌人搏斗，但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为抗日战争送上一大批有生力量。1946年他获得国家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怀着胜利的喜悦，罗潜和全国人民一道庆祝抗战的胜利。他本以为日本投降了，备受屈辱的中国人从此可以挺起腰杆了。作为一个学者，他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期望那停顿了8年的教研工作可以恢复起来，自己可以再一次投身到医学教学中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在当时都难以实现：国民党当局只顾大发国难财，哪有心思去关心民生疾苦。罗潜虽对国民党政府十分失望，但他的报国之心却丝毫未变。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他满怀信心地工作着，唯一能让他感到高兴和自豪的就是他的学生在科研上有了新的突破。学生们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和教诲，早已成为专家、教授或名医，他们奋战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医疗战线和医学科研战线上，为我国及世界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罗潜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条件。他认定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最需要的是人才；大规模的建设，最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无论他在任教务长或医学院院长期间，他都以极大的热忱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凡是对发展医学教育有利的事，他都一心一意，任劳任怨。1952年，罗潜任教务长期间，正值全国院校大调整，中山医学院的教职工来自不同的院校，罗潜很注意团结同志，同大家一起较好地处理个人与集体、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他尽最大的努力去发挥不同学派学者的特长和才干，让他们大显身手，一展才华，令大家的智慧都使用在做好医学院的工作上。那时全院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他的工作有两个目标：一是推动医学科学研究；二是培养人才。在中山医学院，他是柯麟院长主管学院，进行院系调整、建立完整的教学医疗和科研相结合的医学教育体制的最得力助手，他带领中山医学院全体教授和老师严谨治学，确立了“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和“三严”的教学原则。由于他对工作细致深入，因此中山医学院的学生，绝大部分基础知识扎实、业务能力较强；教师的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成果累累。如寄生虫学专家陈心陶在从事消灭血吸虫病的研究过程中，罗潜从人员编制、教学时间、经费等方面都全力予以保证；对病理学家梁伯强、放射学家谢克光等专家的科学研究，也是从各个方面提供方便，以保证他们的科学研究顺利进行。中山医学院的专家学者所得到的丰硕成果，无不渗透着罗潜的心血。

罗潜专著《药理学》

　　即使在行政事务工作最繁重的日子里，罗潜也没有脱离过教学，他授课的时数通常占药理教研室教学时数的2/3。为了兼顾教学、行政、科研，他亲自领导了药理学研究室，这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卫生部直属药理学研究室之一，还积极从事中草药的开发，从植物种属亲关系着手，发掘热带药用植物资源。解放以来，他的专著《药理学》、译著《冠心病》相继出版并发行十万余册，数十篇译文与综述，陆续发表在全国重要医学刊物上。党和政府对他的工作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1951年授予他“模范教育工作者”称号，同年出席了广州市第一届劳模大会，以后又多次被评为学院的先进工作者。

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左一）接见医学院罗潜（中）院长。

　　1978年复办暨南大学，增设医学院，罗潜被委任为院长，挑起当年筹办，当年招生的艰巨任务。在办学过程中，努力贯彻“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办学方针，一手抓好师资队伍的建设，一手抓好教学设备、教研室、教学大楼和教学附属医院（广州华侨医院）的建设。经过紧张的筹备，终于在暨南大学校园里办起了一所为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服务的新型的高等医学院校。

　　他十分重视海内外医学信息的收集工作，他要求学院教务处要多了解英、德等国家和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要知己知彼，才能提高医学院的办学水平，才能达到国际水准。医学院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得到了全院教职员工的拥护和支持，取得显著的成绩。

　　1983年3月，学院领导及时向中央卫生部申报了医学专业和口腔医学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和临床教学基地等方面的资料，同年10月卫生部将该院的办学资料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申报，获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年鉴》第38卷第6期正式公布了暨南大学医学院的名字。从此，暨大医学院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返回原居留地后，就有了学历资格，可以申请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注册医生执照考试。1984年第一届来自香港地区的医学专业毕业生有32名申报参加了执照考试，其中29名获得香港医务委员会医生执照。到目前为止，在历届毕业生当中，香港已有108名考生获香港医务委员会医生执照，有7名考获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有10多名学生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澳门地区已有196名获得注册医生资格，他们服务于当地各级医院和卫生行政机构。

　　罗潜为了提高医学院的办学水平，十分重视中德文化交流、两国学者的互访。1980年，他同何凯宣和中山医学院陈国桢等教授访问香港大学之后，又应德国科技文化交流中心（DAAD）的邀请，到西德作历时三个月的亲善友好访问，期间与西德医学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接触和学术交流，他所作的关于中药研究的报告引起了学者们的很大兴趣和高度重视。德国汉诺威医科大学、柏林菲得利（Friedrich)女皇基金会还与该院签订了友好合作的协议，柏林女皇基金会每年为暨大医学院提供10名以上学生的奖学金，让苯碘医学科和临床学科的老师到西德进修或攻读博士学位，西德方面亦相应派出临床医生到我院进修中医针灸。当时西德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提奥道（FraauDr.Theodor）曾于1979年来暨南大学作友好访问，在她的大力支持下，德国科技文化交流中心邀请罗潜、何凯宣、邝公道三位教授访德，迅速得到批准。解放前获德国洪堡奖学金（Humboldt.Stiftung)名额的杨简也应邀到德国各地作为期三个月的学术交流；而为暨大与柏林女皇基金会的合作竭尽心力的柏林医师协会主席赫因（Prof.W.Heim)作客暨大医学院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由柏林女皇基金会提供经费，使暨大医学院与汉诺威医科大学和医院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维持了十年之久，这是罗潜为学院作的最宝贵的贡献。当时暨南大学领导梁奇达、李天庆曾说，“我们对此十珍惜”。此外，医学院与英国利物浦热带学院、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工大学医学院、美国沙基诺大学药理学院、加拿大阿伯托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等建立了友好协作关系。

　　罗潜非常重视我国亚热带药物资源的开发，他首先证实了在中国的罗芙木有降压作用，在国际上他首先报导了植物鸡骨常山生物硷为神经节阻断药及红背竹竿对心脏的作用；在毛冬青甲素对心脏功能和血流动力学作用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果。罗潜在药理学方面的造诣很高，他的论文《硝基苯引起变性血红蛋白的机理》和《红血球阴离子交换速度的研究》均发表在国际权威性杂志上；论文《自由基参与洋地黄中毒过程》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洋地黄中毒》、《自由基清除剂治疗洋地黄中毒》在医学理论和临床上都有很大影响。

　　在教学讲台上，他善用精练的语言，举一反三，循循诱导，向学生传授药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得意门生。在培养药理学专业人才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上更是付出汗水和心血，直到他年老体弱，不能工作为止。他在医学教育战线上默默耕耘了60年，为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不论在中山医学院或在暨南大学，他总是言传身教，平易近人，爱生如子。他培植的桃李已遍布全球。

　　罗潜历任第一、二、三届广东省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理事，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药学专题委员会专题委员，广东省科协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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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摘录于黄晓芳、谭辛鹏所著《育天下英才扬医学事业——记医学教育家、药理学家罗潜》一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