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近年来，南粤古驿道活化行动以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为己任，并且业已在乡村振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助推示范效应。它对古驿道周边遗迹遗址的修复利用屡有创新，已然成为南粤古驿道活化行动走向纵深的又一切入点，那么探究和创制对于遗址遗迹修复利用的优质模式势在必行。

　　遗址遗迹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构成各国古代文明史史迹的主体，也最能体现各国文物古迹特色和优势。事实上，多数遗址遗迹是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的地方，作为历史事件的物质载体或证据，遗址遗迹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涵盖了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等方面。

图为广东省英德市青塘遗址。青塘遗址位于广东省北部清远市英德市青塘镇，是华南地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典型的洞穴遗址。2016年至2018年，通过3年考古工作，在青塘遗址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处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骨角器、动物骨骼化石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标本一万余件。青塘遗址作为洞穴群，展现了2.5万至1万年前华南地区的聚落形态，全面反映出社会复杂程度，系统再现了中国南方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

　　关于遗址遗迹如何定义：有学者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杰作，在建设发展、艺术和景观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有学者认为，它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几乎被破坏殆尽、且具有较高的文化内涵的建筑等物质形体。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遗址遗迹的定义，它将文化遗产分为三类，遗址遗迹是其中之一，是指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遗迹地带。我们或者可以说，遗址遗迹是前人留下的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的建筑物等人类活动遗址遗迹，是历史的化石、文明的碎片、文化的载体和旅游的对象。

图为2018年“南粤古驿道15处大发现”之一的大洲湾明代外销瓷遗址。位于广东江门台山上川岛西北部三洲港的大洲湾遗址，处于方济各·沙勿略墓园的南侧，当地人称之为“花碗坪”。早在1965年，上川岛沙勿略教堂附近海滨发现明代外销瓷遗址。2014年，经过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大洲湾海滩、海岸及海岸上的山脚平缓坡地上都散落有明代青花瓷片和青花五彩瓷片，可辨器形有碗、盘和小口罐等。大洲湾遗址是一处有明确明代外销瓷文化地层堆积，中葡历史文献记载较为清晰的早期中葡海洋贸易据点，是明代外销瓷研究、中葡早期贸易关系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该遗址地处古代海洋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是大航海时代早期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地点。

　　从全球范围来看，时下各国对遗址遗迹的修复利用理念主要有三种模式，即：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

　　其一，欧洲模式，其特点是严格讲求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欧洲是近代考古学的发源地，早在16世纪就已经产生遗址遗迹保护的概念，至19世纪末期逐渐系统化、科学化，并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遗址遗迹保护与发展模式。欧洲模式主张保护遗址遗迹现状，以保护遗址遗迹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倾向，这一修复利用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主导性的作用。比如，在希腊遗产保护相关法律的约束下，古物工作者对古物的修复极为严谨审慎。例如，为保留雅典卫城的原始风貌，其对城市的建筑高度、城市密度、城市色彩都做了严格的限制，最终使遗址遗迹保护与城市发展达到了完美的契合。再比如，意大利在文物保护方面严格保留遗址遗迹本身及其周围的地形地貌，残缺部分作为遗址遗迹原真性的一部分不会轻率修补，重视遗址遗迹艺术风格的完整统一。

图为雅典卫城。雅典卫城坐落于雅典市中心的卫城山丘上，面积约4km²，始建于公元前580年，曾是军事要塞，后成为宗教政治中心。雅典卫城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集古希腊建筑与雕刻艺术之大成。现存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帕特农神庙、雅典娜女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阿迪库斯音乐厅。山门是卫城的入口，多利安式及奥爱尼亚式列柱穿插并列，气势恢宏。以前山门由两侧宫殿组成，如今仅存几根门柱子。

　　其二，日本模式，主要采取保护与利用协调共进的方式，并注重遗存环境的展示与保护。日本遗址遗迹修复利用理念在东亚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古代都城遗址遗迹的保护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其主要特点是保护对象从物至人，并通过遗址遗迹公园的建设，逐渐扩大到遗址遗迹周边环境，使得保护内容逐渐深化。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大力开展史迹公园建设，使用复原设计和“重建”手段“再现”历史场景，以遗址遗迹及其周围环境为保存展示的主要内容，讲求文化遗产的可观赏性。在保护遗址遗迹的同时，不仅带动了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也化解了遗址遗迹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

图为日本吉野里历史公园。吉野里遗址是日本弥生时代大规模环濠聚落的遗迹，占地面积约50公顷，遗迹是在1986年被发现的。在吉野里历史公园中，瞭望建物和双重壕沟等被认为是注重防御的日本城郭的起源。根据近年来利用碳测年等绝对计算法的研究发现，吉野里遗址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年左右，也就是说吉野里遗址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弥生时代。另外，遗址中有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与中国江南有关系，说明弥生时代与吴越人有关联，所谓吴越，也就是中国江浙一带。

　　其三，美国模式，以灵活多样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和政策激励机制为主要特征。美国遗址遗迹保护工作经过近百年来的积累与沉淀，逐渐形成了与其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并且具有鲜明个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和机制。保护主体从缘于爱国主义情结的私人捐助和民间团体、之后政府给予关注，到如今已经建立起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和私人共同参与并紧密联结的保护体制。美国的遗址遗迹保护强调以市民为主体，通过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在景观控制、环境教育等方面展开多方位的保护运动，在保障遗址遗迹区的社区能力的基础上，实现历史遗产功能的转换和持续发展。而且，因为无论是保护还是再生，其设计的着眼点都在于如何使本地居民生活更美好、环境更宜人，类似的保护运动得以在美国各地、各城镇扩展开来。

图为美国俄勒冈州的Fort Clatsop堡垒。如今看到的Fort Clatsop堡垒（美国在太平洋边的第一座哨卡），是根据历史还原重建的，19世纪初由刘易斯和克拉克率领的“发现军团”太平洋沿岸考察队曾在此驻扎，这里还保留着部队用过的一些东西。

　　目前，中国提出了许多关于遗址遗迹的修复利用方式，主要分为整体或局部的修复利用。整体修复利用通常有四种方式，即：一是将整个遗址遗迹区建成遗址遗迹公园；二是将遗址遗迹区与风景区结合，建成旅游景区；三是将整个遗址遗迹区建成森林公园；四是将遗址遗迹保护与现代农业园区结合，建成遗址遗迹历史文化农业园区等。局部修复利用的方式则主要两种，即：一是将部分遗址遗迹建成遗址遗迹展示区；二是将部分遗址遗迹建成遗址遗迹博物馆。

图为广东潮州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及出土陶瓷。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位于潮州城东笔架山西麓，是北宋时期潮州窑系的典型代表。笔架山窑场始创于唐，极盛于北宋，历史上窑灶群集，有“百窑村”之称，是当时中国南方陶瓷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十一五”、“十二五”时期重要大遗址。现存的各窑址经考古调查或发掘后，遗迹保存较好，窑壁、窑床等窑址构成及附属文物均为北宋时期的历史原物。2017年，笔架山潮州窑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成为广东省获此殊荣的两个单位之一，也是粤东地区首个获准立项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遗址遗迹公园，它是当下中国最普遍的一种整体遗址遗迹保护模式，不仅使遗址遗迹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而且公园的建设也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弘扬古文明、展示优秀历史文化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比如，福建永宁古卫城遗址遗迹公园充分发掘和利用了地段内人文和自然方面的积极因素，根据现状进行功能分区，不仅有效保护了遗址，而且也体现了遗址公园的时代气息，处理好了创新与修复利用的关系。再比如，陕西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遗迹规模巨大，为了保护其城市格局和历史环境风貌，将汉长安城规划建设成全面展示汉长安文化，集文物保护、旅游开发、环境建设为一体的综合性世界级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公园。

　　关于旅游景区，由于许多遗址遗迹区处于风景名胜区之中，在风景区开发的过程中，将遗址遗迹区作为旅游景区的一个景点，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展示性开发。比如，山东青岛的琅琊台遗址拥有丰富的古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利用其自然、人文资源，综合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形成集历史文化、山海风光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景区。

图为广东韶关狮子岩马坝人遗迹。韶关狮子岩位于曲江县县城西南1.5公里处，距韶关市区18公里，是闻名中外的马坝古人、石峡文化遗址所在地。狮子岩由南北并立、一高一矮两座玲珑秀丽的石灰岩孤峰构成。当地的“马坝人”遗迹和“石峡文化”遗址闻名中外。马坝人是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一种古人类型，考古学家和艺术家在银岩内复原了12万年前马坝人的生活群像，在桂花岩内再现了四五千年前马坝新人的生活群像，洞外有多种游乐设施，有仿古式的“野烤峒”和“狩猎冲”，可乘仿古独木舟游洞中湖。马坝人遗址风景区是一个山、水、洞、石兼收并蓄，集考古与旅游、知识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广东省著名的大型考古旅游胜地。

　　森林公园，这类建设主要集中在位于城市郊区的遗址遗迹区，尤其以墓葬区为主，将陵墓的保护与城市森林公园的建设相结合，不仅防止了遗址区的水土流失，又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比如，赵王陵地处河北邯郸市近郊的荒山秃岭中，在查清赵王陵的建筑规模及文物遗存情况的前提下，从建设陵区生态农林业人手，实现大面积的森林覆盖，开辟为邯郸近郊的森林公园．创造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关于遗址遗迹历史文化农业园区，由于许多遗址遗迹的面积大、遗址遗迹区内居民众多，鉴于文物保护的限制，遗址遗迹区内的居民生活水平较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由政府出资，清空常驻人口，拨出大量资金对遗产资源实施无偿保护。比如，陕西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遗迹面积巨大，有5万多居民。受遗址遗迹保护的限制，居民以农业为主，为了更有效的保护遗址，并带动居民致富，可在汉长安城遗址区内发展都市农业。在有效保护遗址遗迹的前提下，建设观光农园、市民休闲体验农园、现代高科技工厂化农业园区等。

图为广东封开国家地质公园。该地质公园类型为地质地貌，主要分为大斑石景区、龙山景区、千层峰景区、黄岩洞遗址、杨池古村等5个景区。园区总面积1326平方公里，主要地质遗迹面积117平方公里，主要地质遗迹包括中酸性侵入岩地质地貌、砂页岩峰林地质地貌、碳酸盐岩岩溶地貌、第四纪山谷曲流、古人类及动物化石遗址、金矿采矿遗址等。史前古人类遗址和历史古迹多，由于更新世中晚期该区温暖干爽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以及众多的溶洞洞穴，为古人提供了优越的生活居住环境，封开国家地质公园留下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记录。

　　遗址遗迹展示区，主要应用于遗址遗迹的局部。中国在很多遗址遗迹区采用了这种方式，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即：其一，露天保护展示。设置围护，多采用栏杆或提示性的简易护栏，比如秦阿房宫前殿遗址西侧采用简易护栏。现状加固，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用现代材料及工艺对遗址遗迹本体加固，包括施用化学药剂和物理的遮挡、支撑等，比如新疆等地的夯土遗址遗迹，进行过土坯、小青砖支护。遗址修复，以考古发掘研究的科学资料为依据，用传统材料及工艺修补复原到一定程度。比如交河故城的部分墙体、隋唐洛阳东阳城遗址的应天门东侧遗址，进行过此类修复。其二，原址回填地表模拟展示。比如汉长安城内的桂宫遗址，在回填覆盖考古现场遗迹后，原位地表模拟表现。其三，保护厅棚。比如半坡遗址部分房址、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等。其四，重建。重建的类型一般为基台和建筑物，台基大多数是根据考古资料，在遗址上复原重建，比如唐大明宫的含元殿遗址。建筑物重建比较少，有的是在遗址上，有的是在遗址区以外，比如黄鹤楼在原来的遗址上重建。

　　关于遗址遗迹博物馆，建造遗址遗迹博物馆的目的是保护文化遗产、并向民众展示。一般来说，遗址遗迹距离民众的现实生活常常是遥远的，需要一定的展示空间和方式使人们对遗址遗迹有所认知，博物馆展示空间形象与意境的构建是和遗址遗迹的历史环境、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民众可以通过对特定历史意境的感受而逐步认知遗址遗迹。中国已建造了不少遗址遗迹博物馆，比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及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博物馆等。

图为广东惠州大星山炮台遗址。大星山古炮台位于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大星山，是平海港口地区诸炮台中保存得相当完好的炮台。因炮台形似猪兜，故又称猪兜城。又因炮台位于山顶，故又名炮台山。鸦片战争前夕，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派兵侵略中国，为抵御外来侵略，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广东、广西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等捐银在此建造炮台，筑成军事要塞。炮台内设施已散失，20世纪60年代曾在炮台内搬出炮二门，现一置县博物馆，一置平海镇文化站。大星山炮台遗址是研究明清时期广东沿海边防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1984年12月，惠东县政府将该炮台遗址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众所周知，遗址遗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是永恒的，遗址遗迹的美学价值包括建筑完整时的辉煌美和建筑被毁弃后的沧桑美；遗址遗迹还具有社会价值，比如旅游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科学认知价值、教育熏陶价值和情感影响价值。当然，保护遗址遗迹并不排斥对其合理利用。遗址遗迹修复利用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制止对遗址遗迹的人为损伤和破坏、减轻或延缓自然力量的影响，使遗址遗迹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真实长久地传递下去；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发挥遗址遗迹的价值，更有效地保护遗址遗迹。

　　中外历史遗产保护的实践证明，保护文化遗产是提升一个地区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并且对于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遗址遗迹的修复利用，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历史城市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破解城市发展难题的重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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