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对于殖民地的统治者是甜蜜的财富,而对从南粤古驿道出发寻求生存机会的广东人,是“苦涩”的。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旧称为巴达维亚(Batavia),从汉代开始已经有华人的身影,城市的建造与众多广东飘洋过海的唐人,尤其是从樟林古港、松口港和汕头西堤码头出发的客家人、潮汕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为汕头侨批纪念地过番纪念柱,标明离雅加达1922海里。
巴达维亚是在多家欧洲东印度公司争夺中发展起来的,葡萄牙人1522年获准在雅加达建立一个港口进行防御,1598年荷兰的船只也到来了,160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来了。
左图为荷兰东印度帝国国徽;右图为1654年城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徽记。
雅加达(Jakarta)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地时期被称为巴达维亚(Batavia),是日耳曼人的一分支。英国人是1602年先到达的,但1619年荷兰人战胜了英国人和本地的统治者,土地于是完全控制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手中。城市于1620年已经有了盾徽,也是东印度公司作为总督时确定的,是一把蓝色的剑和花环。1610年,荷兰人开始来到雅加达,东印度公司的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1587-1629)两度担任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征服印度尼西亚并建立雅加达。雅加达旧称为“巴达维亚”(Batavia),是荷兰与德国交界地区生活的荷兰人在古罗马时期的称呼。在独立时不采用新城徽,现在采用的城徽是城市中心广场自由独立纪念碑、两边是稻穗和棉花的图形。
图为雅加达的城徽和1620年荷兰殖民地时期的城徽。
荷兰雅加达1681年港口地图体现了荷兰扩张的野心,图的上方就是巴达维亚的城徽,采用巴洛克的表现手法,从地图也可以反映棱堡建筑是城市发展的原点。
左图为1627年雅加达的港口平面图;右图为荷兰雅加达1681年港口平面图,图的上方就是巴达维亚(Batavia)的城徽。
此图为从1619年到1667年雅加达的演变规划图,反映了50年的发展过程,在图的上方左右角分别绘制了巴达维亚的城徽和东印度公司的纹章。
图为从1619年到1667年雅加达的演变规划图。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阿卓尔-华尔庚尼尔(Ariaan Valckenier,1695-1751年)是雅加达发展的重要人物。
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阿卓尔-华尔庚尼尔(Ariaan Valckenier,1695-1751年)肖像,荷兰画家Theodorus Justinus Rheen(1695-1751年)绘制于1737年,藏于阿姆斯特丹美术馆。
肖像中出现的家族纹章,表明其身份,在左下角还有三枚盾徽,其中一枚为巴达维亚的城徽。在左手支撑的书本中夹着一叠纸张,其上面有VOC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标记。在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纹章瓷中,有几件华尔庚尼尔家族的纹章瓷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阿卓尔-华尔庚尼尔(Ariaan Valckenier,1695-1751年)有关,应该是总督定制的。有两种形式,其中一款瓷盘中心有描绘华尔庚尼尔家族族徽外,英国学者柯玫瑰对在盘边四个开光的研究判别三幅风景图代表三处地方:分别是在克莱夫(Cleves)的威廉国王城门(King William Gate)、一个荷兰小镇和巴达维亚(即雅加达)港口仓库的景观。克莱夫现在是德国与荷兰的边界城市,在17世纪荷兰三十年战争中为荷兰共和国所拥有。
图为广彩华尔庚尼尔家族纹章的纹章瓷,1735-1740年,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还有风景画的尔庚尼尔家族纹章的纹章瓷,1735-1740年,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阿卓尔出生的华尔庚尼尔家族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发展有紧密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其祖辈格力斯-华尔庚尼尔(Gillis Valckenier,1623-1680年)在1649年加入东印度公司,1667年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曾在不同时期任阿姆斯特丹市长达9年之久。阿卓尔在1714年离开荷兰开始做海外贸易,1737年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在任上制造了“红溪惨案”(Batavia Massacre),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上万名华人惨遭杀害,1741年他被捕并死于监狱中。
“华尔庚尼尔订购了至少15套纹章瓷器餐具,总共3500-4000件,其中1000-1200件被保存了下来。这件餐盘的盘缘上使用墨彩技法勾画了铜版画上复制的图样。”[1]目前世界多处博物馆都收藏有这一系列的纹章瓷,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也收藏与广东博物馆一样的纹章餐盘。
“红溪惨案”是惨无人道的殖民者在18世纪制造的震惊世界的华人惨案,红溪原名为Angke河,流经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包括雅加达。在荷兰殖民者建设巴达维亚(即雅加达)之初,劳力缺乏,荷兰殖民者通过各种措施招来大量华人劳工建设巴达维亚,或者从事制糖、酿酒等行业,并吸引中国商船到此进行贸易。由于巴西的制糖业的迅速发展,巴达维亚的制糖业经济下滑,大量华人失业,社会出现不安定。“荷兰者睹唐人日众,渐有厌薄之意,重加剥削,横征无度。”荷兰殖民者开始追捕华人,并送往荷兰殖民地锡兰充当劳工。此时华人为自卫组织起来准备抵抗,但在1740年10月9日受到阿卓尔领导的殖民地当局的镇压,约上万名华人被杀,在医院的华人病人也不能幸免,血流成河,将流经雅加达华人居住地的红溪河染红,史上也称为“红溪惨案”。[2]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雅加达(Jakarta)建立殖民地城市,称为荷兰东印度帝国,从1800年至1942年印度尼西亚均在其殖民统治下。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3年于印度尼西亚建立贸易站,取得巨大的利润,并将雅加达拓展为大港口。在返航欧洲时,都会在中国沿海进行贸易后再通过好望角返回欧洲。因为贪污和欧洲市场对东方的消费品市场需求下降,公司破产,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变为荷兰东印度帝国的总督,继续殖民地统治。
雅加达糖业的衰落是与美洲糖业分不开的,广东人再一次飘洋过海来到美洲充当苦力。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有大量的苦力(Coolie)来到美洲,首航到达美洲的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Trinidad)的中国苦力是在1806年间。在1532年,这里成为西班牙殖民地,1802英国强力争夺,成为英国殖民地。中国的苦力名义上是签订合约而来,但许多合约充满欺诈和蒙骗成分,1847年由于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口岸,贩卖苦力的出口在沿海口岸城市非常活跃。1847年后,从福建、广东多个港口开始大量地将中国苦力送到秘鲁、古巴从事甘蔗种植和清海鸟粪、开采银矿等苦力工作。有研究学者认为:中国苦力比奴隶的生活更为艰辛。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47-1859年,从中国到古巴的航路上,途中的死亡率是15%,到达秘鲁的苦力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人在合同期未满就离开人世。
想想先辈当时在樟林古港登船离开码头最后一级石阶瞬间的泪水,是因未知生死的航海飘泊只为一口饭之故,仰天长啸是对贫弱王朝的无奈之叹。
注释:
1. (英)柯玫瑰(英)孟露夏著 张淳淳译,《中国外销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7页
2. 《人民日报海外报》,200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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