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明义先生，曾任中共宜昌市委副秘书长，工作之余潜心史学研究。正是长期的坚持与钻研，使得他的部分作品在宜昌史学界颇有美评。

       2017年，李明义先生的专著《洋人旧事》问世。全书33万字，李明义先生利用他外语和互联网的优势，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报纸、护照、契约、嘉奖状、当事洋人日记、来往信札、图片和地图等原始资料，并通过互联网找到了当事洋人的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甚至还联系上了差派那些女传教士来宜昌进行传教活动的教会组织，挖掘出许多原始史料，使得该书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原中国交通报社社长李育平先生评价此书：《洋人旧事》说洋人、看宜昌、思中国。谈旧事、寓新意、冀图强。是本好书。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宜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力人先生更是专门写作书评，认为：《洋人旧事》唤醒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川东鄂西商帮通往南粤之商道》一文围绕三峡航道和茶马古道，阐明商帮南下广州的水路脉络，旁征博引，实为古道历史的唯实之作，以此足见李明义先生对古道价值的珍视。时下，南粤古驿道活化行动经过几年的努力，各项成效正在日趋凸显，与李明义先生的古道价值不谋而合。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古驿道爱好者前赴后继，共倡古驿道复兴之路。

　　宜昌，古称夷陵，位于湖北省西部，地处长江上中游的结合地带，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历来为鄂西重镇。

川江柏木船（张伯伦·托马斯摄于1909年，作者提供。）

　　尽管宜昌占有地理位置的优势，然而宜昌在开埠成为通商口岸之前，从川东鄂西运送货物到下游各埠的柏木船却很少在宜昌过境中转。特别是太平军攻克武汉，占领南京并以天京为名定都于此以后，从川东鄂西顺江而下的柏木船不能继续向东行驶，绝大多数川东鄂西商帮选择水陆交汇的沙市为终点，将货物卸载此地过境中转。而外埠运往到内地的货物，由于汉口至宜昌长江段尚未通航轮船，加之宜昌至重庆长江段滩险水急，路途耗费时间长，因此通往内地的贸易线路也是路途曲折，几经辗转才能到达到目的地。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七月十五日，在提及南粤商帮进入四川的贸易线路时，宜昌县商会会员曹漱珊在其撰稿《宜昌商务之过去未来观》中记载：

　　溯近世通商例，惟前清之开放，逾于历代之宽广。惜朝士罔识外情，动多失败，于交通之改，又未能力行，以致事事颓隳于无形，至可叹也。明清两代，欧洲荷兰人先于澳门、香港通商互市，后英美洋商，浸至广东省城外海面船中交易，初尚以货易货，迨交接既久，粤人亦渐识其语言文字，于是有十三家代销洋货行发生。时吾华出口货，则仅大黄、茶叶、丝等物，至道光年间，贸易始盛。其洋货入川，由粤海关报验，完税后，从湖南之郴州、常德，转龙潭（今常德市桃源县龙潭镇）、龚滩（今重庆市酉阳县龚滩镇）、出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以达重庆。水陆兼程，必两三月方可到川。在彼时之宜昌，虽为川楚咽喉，只以货件绕行，不经其地，不但无商务之可言，即来往巨商亦所罕见。[1]

　　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宜昌被增开为通商口岸。翌年，宜昌海关成立，标志着宜昌正式对外开埠。1878年，汉口至宜昌开始通航轮船，从而结束了汉口至宜昌长江段不通航轮船的历史，宜昌的贸易局面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其过境贸易地位反而凌驾于沙市之上。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城全景（图片来源于网络，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宜昌与长江下游各埠通航以后，轮船以其载货量大，运速快捷、价格适中、安全可靠等优势，对各地商帮的贸易线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川，这里是大清国的财富之源，物产十分丰富，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尽管川江天险阻碍了轮船通航，但出川交通方式唯有长江水路一条。为了进一步拓展贸易市场，建立方便快捷的贸易线路，川籍商帮仍然通过政府准许在川江航行的“川河船”（Ch'uan-ho ch'uan），也被称为“上江船”（Upper Yangtze）将货物装运到宜昌，然后在宜昌中转过载到轮船运至汉口、上海等地，或通过政府准许在宜汉长江段航行的“南船”（nan ch'uan），也被称为“下江船”（Lower Yangtze）装运到沙市中转至湖南，或经湘粤古道运送至南粤。而各地商帮运往四川的货物都要先装运到宜昌，然后装载到“川河船”转运入川。开埠后不久，地处川鄂要冲的宜昌很快便成为川东鄂西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各路商帮在宜昌转口的过境贸易十分兴旺。时任宜昌关代理税务司埃德温·勒德洛（Edwin Ludlow）在《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对十年期间贸易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宜昌的贸易特征十分明显，即贸易总值增长迅速，过境贸易比重较大。

1882-1891年宜昌关贸易总值与过境贸易总值比较

(来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Shanghai, p130.)

　　上述表格统计数据显示，几乎每一年宜昌的过境贸易总值在当年的贸易总值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1882至1891年贸易总值和过境贸易总值累计数显示，十年期间，过境贸易总值的占比在贸易总值中高达76.6%。在分析过境物品的流向时，埃德温·勒德洛以四川鸦片为例，他“从包装箱上的标记可以看出所装运的物品，汉口、上海和广东各占三分之一。”[2]

商帮交易（图片来源于网络，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为了全面调查分析过境贸易线路，宜昌关代理税务司埃德温·勒德洛对四川商帮通过常关过境的货物流向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3] ，宜昌至汉口通航轮船以后，众多川籍商帮选择在宜昌将货物过载到轮船转运至汉口，但也有不少川籍商帮仍然选择沙市作为货物转口之地。埃德温·勒德洛以通往南粤的贸易线路为例，他在《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列举川籍商帮通往南粤的商道线路如下：

　　就四川（Szechwan）物产通过常关运送到远方诸省的贸易线路而言，宜昌的地理位置远不如沙市（Shashih）。大宗出口货物由陆路和水路两种方式运往沙市，也有大量的柏木船将货物直接运抵沙市，并在沙市转船运送到汉口（Hankow）或经洞庭湖（Tungting Lake）进入湖南，这样既可以在湖南消费，也可以最终运送至广州（Canton）。沙市是华中两条最重要商业路线的交汇处，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反之亦然。因此，四川籍木船在沙市总是能找到返程货物。通过陆路运往广州的四川货物途经湖北的路线有两条，主要的一条路线是经沙市、岳州（Yo-chou，今湖南岳阳）到达湘阴（Hsiang-yin）、长沙（Ch'ang-sha），从长沙上官道途经湘潭（Hsiang-t'an）和衡山（Heng-shan），在这里上岔道朝东经郴州（Ch'en-chou）到达一个叫宜章（I-chang）的地方，从这里穿越广东（Kwangtung）边界到乐昌（Lo-ch'ang），然后沿着北江（Pei-chiang）而下抵达广州。四川商帮经常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大量的四川货物由此路线运送进入广州。这条路线是经长江边的巴东（Pa-tung），沿建始（Chien-shih）、施南（Shih-nan，今湖北恩施）、来凤（Lai-feng），抵达永顺（Yung-shun），然后沿着沅江（Yuan River）途径辰州（Ch'en-chou，今湖南怀化）、常德（Ch'ang-te）进入洞庭湖，穿越岳州和湘阴后一路向南，之后的路线如同第一条线路所述。在长江水流湍急的季节里，第二条路线为返回四川的商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果走第三条路线，则是将货物运送至沙市，经由便河（Pien-ho）到汉口。便河是沙市背面一条连接汉江的水路，比沿长江到汉口的航程短100英里。由于便河与长江之间有一段狭长地段需要转运费用，我听说满载货物的柏木船常常取远道经长江而行。[4]

　　实际上，除了上述贸易线路外，川东鄂西还有两条商道。一条是水陆联运商道，据宜昌关税务司昂温（F.S. Unwin）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中记载，除了长江水路以外，川籍商帮还开辟了另外一条水陆联运商道，即“经由陆路直达忠州（Chung-chou），穿过施南府（Shih nan-fu）抵达宜都（I-tu），并在宜都经由长江水路通往沙市。”[5] 另外一条商道是水路，恩施、来凤、建始、利川、咸丰、宣恩、长阳等鄂西地区商帮选择清江顺流而下，经宜都出口进入长江航道在沙市转口至南粤。

川东鄂西商帮通往南粤之商道

　　宜昌开埠以后，粤商亦开始在鄂西经商，开办实业。据英国驻宜昌领事馆领事倭妥玛（Thomas Watters，1840-1901）在1879年度《领事馆商务报告》中记载，最早来宜昌经营轮船客运业务的是太古轮船公司，[6] 该公司代理人为广东香山人黄耀倡（Wong Yew Chong），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还有不少粤商来宜昌经营杂货、酒楼等，广合利是当时宜昌有名的粤式大酒楼。为了维护粤商利益，粤籍商帮在宜昌设有广东会馆。1896年，一些富有进取精神的粤商开始在鄂西施南利用当地丰富的茶叶资源开办红茶厂。[5]

　　注释：

　　[1]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779页。

　　[2]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Shanghai, pp138-139.

　　[3] 清末称旧有征收国内货物税的关卡为常关，以便与新设海关相区别。

　　[4]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Shanghai, p136.

　　[5]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Shanghai, p180, p184 .

　　[6] London: Feinted by Harrison and Sons, Report on the Trade of Ichang for the Year 1879, pp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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