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声教授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和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兼任国内、国际10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学术顾问。自1990年以来,陈春声教授在樟林古港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学术成果,在海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了近20篇共40万字以樟林为中心的专论文章。
在2017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汕头站、潮州站举办之际,南粤古驿道网专访了陈春声教授,以下是专访实录:
南粤古驿道网:陈教授,您好。您二十多年来组织学生在樟林古港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探索从樟林古港到汕头城市的地域历史过程,并且取得了喜人的进展。能否请您谈谈对樟林古港的概略性认识,让广大读者有个初步认知。
樟林古港近照
陈教授:对于社会历史学者来说,樟林可算是个难得的研究地点。从明代嘉靖年间“开村”时的《建寨呈文》开始,几百年间一直有各种文字记载留存下来,包括碑铭、契约、歌册、族谱、史志、笔记、本地人记述和现代研究者的作品等等,存留至今有关乡村社会的历史的文献达百万字之多,且近年来人不断有新材料发现(如近日在新兴街古码头发现的港规碑记)。而每年以火帝和各社社神巡游为中心的大规模乡村仪式活动,也在近40年前得以恢复并持续至今。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樟林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大量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重要缘由。
樟林位于江三角洲平原的北部。韩江最北面的支流为北溪,由北溪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山尾溪,进入韩江干流,直达潮州府城的水路,是传统时期韩江中上游地区最便捷的入海船运通道。北溪入海口与三角洲北缘的莲花山之间有条宽2--3公里的狭长冲积带,成为三角洲往东北方向进入福建省的必经之路,明清两代广东通往福建的驿路在此通过,民国时汕(头)樟(林)公路和(潮)安黄(岗)公路亦在此地交汇。
而樟林就正好位于北溪入海口与闽粤省际古驿道的交汇之处,既是陆路驿道的重要节点,又是陆路驿道与沿韩江通往府城的水路驿道的交汇之地,正因为如此,清代在樟林“城仔内”设有驿塘(即驿道上的重要的机构——急递铺)。清代以后樟林还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更是“红头船”海外贸易模式与韩江流域广大内陆贸易腹地相联结的河海交汇的货物转运港。樟林港的贸易繁盛时期在17世纪末自19世纪60年代,长达一百多年。
南粤古驿道网:请您谈谈樟林古港作为陆驿和水驿的交汇点,通过古驿道输送人流和物流对内陆的影响有多远。
陈教授:清代樟林港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但是海上贸易的合法化。康熙年间清政府开海禁之后,樟林位于韩江入海口“河海交汇之地”的地理优势得以彰显,这里有最便捷的水路通往府城,不但海船可直接入港贸易,而且内河船只也可免除风险之虞在港内靠泊。也就是说,樟林港正好位于内河和近海帆船两个水运体系的连结点上,很快就成为河海之间的转口贸易港。
2017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汕头站选址樟林古港
我们知道,韩江是广东东部最重要的运输水道,不但潮州府和嘉应州内部米粮、柴炭竹木、蔗糖、烟叶、食盐、铁器等日用必需品的运输主要依赖韩江水系,而且溯汀江直上福建长汀,再经山间小道运到江西瑞金,进入绵水和贡水,就与长江水系的运输网络相联结;或者溯梅江上长乐县的歧岭,陆运至惠州龙川县老隆,就可进入东江,从而与珠江水系的内河船运连接起来。所以,有清一代韩江水系的水运始终十分繁荣。乾隆未年捐银兴建新围天后宫的信众中,除了众多的“商船户”、本地铺号、和“樟林港众槽船舶公”外,还包括了来自嘉应州、大埔县等地的捐款者。这也反映了当时樟林港与韩江中上游地区密切的贸易联系。
正因为具有这种转口贸易的性质,樟林港最重要的贸易设施是货栈。嘉庆初年以前,主要的货栈区在仙桥街,其中最著名的是蔡厝内的“藏资楼”。该楼建于乾隆年间,占地约三百平方米,主要为栈房,少数房间作为住房,楼主为乾隆年间迁居樟林的洋船主蔡彦。建于嘉庆七年,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新兴街”也是货栈集聚之地,每一货栈均为两层建筑,宽5米,长16–21米不等,临港的贷栈都有独立的小码头,便于货物装卸。
《粤海关志》记录了当时樟林税口征收关税的商品及其流通情况,从樟林出海贸易的货物包括黄糖、白糖、橡木、桷木、杉木、木排、大木、中木、小木、椽木、桷木、杉木板枋、毛竹、木器、草席、缸瓦、细竹、土竹、门板、灰瓦土砖、煤炭、浮炭、各类干果杂货等等名目;而运往韩江中上游地区的则有咸鱼、苎麻、金针菜、虾脯、篓干、豆麦、柑子、橄榄、水母、新渔网、石门斗、青蒌叶、生猪、猪仔、糖漏花生、薯苓、茶枯、鲜果、工鱼、鱼鲑、薯苓、杭木、寿枋、竹子、荔枝、糖员、牛车板、咸白蚬蝉、咸鱼、工鱼、鱼鲑、豆麦、烟梗、纸碎、各类杂货等等名目。当然,这里列举的商品只是海关税则中提到的,远不能反映当时贸易的全貌。
实际上,当时樟林港贸易对内陆地方社会影响最深刻的是米粮进口。清政府对本国商人赴外国运米回国持鼓励态度,运米回国者,生监最高可被授予县丞职衔,民人最高可得到七品顶戴,从事海外贸易无疑成为了有效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许多海商循此途径得到职衔、顶戴和功名。而韩江流域是整个清代全国粮食短缺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每年本地生产的米粮不足以维持本地人口半年之需,因缘际会,米粮进口也就成为樟林港贸易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于当时的潮州海商来说,从事海外贸易不但可以解决生计问题,发财致富,而且还可能因此改变身份,得到功名和品位,提升其社会地位。可以说,传统时期以樟林为枢纽的人流与物流,不但活跃了内陆的市场与商品货币关系,而且改变了内陆地方社会的结构与权力关系。
南粤古驿道网:樟林古港为什么在中国近代近海贸易和移民史中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估计在哪一历史时期是客籍、潮籍的先民从这里移民海外的高峰期。能否请您讲讲。
陈教授:18世纪韩江流域已有许多民众通过樟林港到海外定居,原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的华人公馆档案保留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例如,有关18世纪华南地区民众移居海外的途径,华人公馆档案就记录了一个有意思的习惯性做法。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巴达维亚荷兰殖民当局对来自中国船只做了新的限制性规定,对中国不同地方的船只实行不同的政策。按规定,每条厦门船每次可以带水手旅客共500人到巴达维亚,然后必须有250人随船回国,出去与回来之间,有250个人的差额,这些人就有可能留在巴达维亚定居和经商。而对潮州的樟林船,则规定每条船每次只能去100人,随船回国的也必须是100人。殖民者立法的本意,就是要限制广东人移居巴达维亚。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当时广东人要如何才能到巴达维亚做生意或者定居?从华人公馆的诉讼档案可以看出,实际上,乾隆后期许多厦门船从厦门出发后,第一站先到潮州樟林,在樟林上客,然后才到巴达维亚去。所以,殖民者的限制,并没有能够中止广东民众移居巴达维亚的努力。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一直到19世纪初这个限制被取消为止。
樟林古港上的红头船
实际上,樟林成为17世纪末自19世纪60年代韩江流域民众移居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区最重要的出发港,不管他们是讲客家话还是属于闽南语系的。在地方志、族谱、笔记、档案和口述资料中,都保留有大量的经由樟林出洋的记载。与这些在海上活动人群,一直要面对的,是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的截然不同的政治、法律、贸易、宗教和文化制度。令人感兴趣的是,上千年来,我们的先辈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充满智慧地协调和利用各种制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之间,游刃有余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和文化传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距樟林仅30余公里的汕头成为新增的通商口岸。轮船时代的到来,使原来樟林赖以繁荣的帆船贸易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樟林地方社会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地人大量出洋谋生,侨居海外,整个社区的生计和地方建设越来越依赖于侨汇,华侨和商人在当地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中影响越来越大,樟林终于由传统贸易港口衍变为一个典型的侨乡。
南粤古驿道网:2017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汕头站选址樟林古港,意在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文化传承、振兴地方经济。中山大学人类历史学科田野工作站设立于新兴街,对樟林古港活化利用具有可持续性的影响作用,对这一中心,您有何设想呢。
许瑞生副省长、郑剑戈市长、刘永铭书记、谢湜主任共同为樟林古港田野工作室揭牌。
陈教授:中山大学在樟林建立田野工作室,主要是处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可以通过工作室开展与文化传承相关的工作。樟林古港作为潮汕历史上海外贸易与移民的象征地,在这样一个地方建立一个田野工作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为了保存与继承优秀的乡土文化传统,首要的目的就是保留关于樟林的文化记录以及历史传统,这带有文化传承创新的意义。按照许瑞生副省长的要 求,这里不仅是学术研究中心,也要成为一个历史文化展示的平台,展现一些关于樟林的文化遗存、文物保护及研究成果。
其次,对于中山大学来说,可以利用田野工作室来训练培养学生。在南中国,我们已经不容易找到一个像樟林这样有几百年完整历史记载的聚落。如前所述,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樟林就有开村文献被有心人保留下来,直到现在,乡村和港口的历史都留下了成序列的文字记载。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具有学术研究传统的地方,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里作了近百年的研究。在这样的地方培养训练学生,尤其是培养有历史人类学兴趣的学生,有其他地方所难以企及的优点,这里有能以被当成学术训练的典型或者范本。虽然来过樟林接受培训的学生未必继续做樟林研究,但可以通过训练让他们了解、掌握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基本规范。
再次,我们也希望能由一小部分年轻学者能够通过在田野工作室的活动,对樟林这个充满学术魅力的地方产生兴趣,把樟林的研究继续做下去。实际上,关于樟林的大量历史资料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包括侨批、档案、海外文献和当地不断发现的民间文书等等,更有许许多多的口述史料,可以期待,关于樟林的研究会产生更多新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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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