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秦朝以前，潮汕地域就已经有先民居住生息了，秦朝开始在潮汕有了正式的编制，设立了揭阳郡，归属于南越，在历经了近二千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几次的中原大规模移民南迁，潮汕从唐宋开始，就逐渐地发展和扩大了，一步步地从以前的南蛮荒芜地区，演变成了一个现在成熟的生活圈。

　　就因为潮汕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南迁来的中原移民，先民们来到这里，面对着求生存发展的环境，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多自然灾害的环境，抱团就成了求生存的必要，因此，潮汕的村居多是以族群聚居，一个村寨是一个族群或者几个族群聚集一起居住和生产，并且代代相传。

　　在宗亲祠堂的牵携庇护之下，大家相互照应，相互帮搀，对那些弱小的家庭，对于那些因突发灾害而造成困难的家庭等等，大家都会伸出温暖之手，给予帮助，就形成了一种由日常习惯演变而来的传统美德。

潮汕古村

　　宋朝开始，潮汕大地就有了大峰祖师的美谈。大峰祖师是宋代僧人，出生于浙江温州的豪门，1095年中进士，任绍兴县令数载，因不满朝纲的腐败，抱着普救众生的意念，弃官出家为僧。                   

　　1120年大峰祖师由福建云游到今天的汕头潮阳和平镇，时逢干旱年，农业失收，瘟疫流行，饿死的病死的人很多。大峰祖师目睹此惨状，为解救民众厄难，就在现在的灵泉寺客居，一面设坛于山侧的大峰石为民祈祷，一面用其精湛的医术为民除病。后来，大峰祖师还牵头并募捐，筹集资金于练江上建桥横跨，解决练江两岸民众的出行难题，这桥就是现在的和平老桥。

　　大峰祖师这种修桥造路，解民困厄的慈爱精神，深受潮汕民众的爱戴和敬仰，祖师最后是死在建和平桥的事务上，为缅怀大峰祖师为民造福的功德和精神，民众于灵泉寺里奉祀大峰祖师并流传至今，民众还营建了报德堂，继承传播着祖师的大爱精神，此风俗千年而不变，广泛地流传在潮汕大地，每村每寨基本都有类似的善堂，为村民为族亲提供帮助，现在潮汕可是处处可见到大峰祖师庙和报德堂的存在。

　　有了大峰祖师慈善关爱事迹的开启，有民间的互助帮扶的良好习惯，有了报德堂的出现……潮汕大地慢慢地就产生出专业的善堂形式。刚开始的善堂，就是由族亲内的大户牵头，其他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族内有需要帮助的人，从生老病死，到日常贫困的接济等等都提供到一定的帮助。

　　大峰祖师，开启了潮汕民间善爱的先河，可以说是潮汕大地慈善事业的鼻祖。

　　祠堂和善堂，也就是潮汕人慈善关爱的初始和传统美德的体现，是潮汕人凝聚力的表现，是一种精神和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是潮汕人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独特个性。

汕头存心善堂的大峰庙（来自网络）

　　1860年汕头开埠，汕头从一个小渔村开始发展成为一个集商贸、远洋、娱乐、生活为一体的新型城市，这也就出现了许多商业机会，为汕头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了人口的大爆发，潮汕各地出现了涌到汕头来的淘金潮，他们有的是看好汕头的发展空间而前来投资的，参与到汕头的贸易和建设，这里面包括外国人、外国公司，更有福建、江西等地商贾以及客家人等等，他们都是因为慕汕头港口大名而来的投资者。

　　但更多的还是为了摆脱贫穷的农村生活，到汕头来寻找新生活的人，他们都是为了改变自己，为了开拓新生活而来的人，这些人有的是单身来的，有的是结伴前来，更有不少是举家迁移而来的，都是奔着汕头可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能够离开贫瘠的乡村的目标而来。

　　但是，飘在汕头的人，能够成功发达的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还只是在为三餐而辛勤的劳作，住棚屋，靠苦力活而生存，生活也是艰难困苦的，甚至是受尽各种折磨的，汕头还是一个多灾难的地区，比如台风、火灾、瘟疫、干旱、饥饿等等的大灾害，每一次灾难的出现都会造成新的一批贫穷人口。

　　汕头开埠后，虽然各方面都得到迅猛发展，造就了一批批成功的企业和个人，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状况，汕头出现了一边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广大的体力劳动者又因为诸多的原因而一直只能挣扎在贫困里勉强度日，而万一遇到什么灾难，就连生存的机会都会失去的，而在旧社会，根本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因此，贫穷的人是鲜有机会得到政府的救济。

　　当时汕头人口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所构成，已经是城市的模型了，也已经不再有乡村那样的单一和淳朴了，族亲的温暖在这里没有了，所以，社会是亟需有所改变，亟需有人出来为穷苦阶层舒困解难的，而这样的人，除了需要有强大的号召力之外，更需要有广泛的资源和社会地位的。

　　这个人终于是出现了，他，就是时任潮州总兵的方耀。

　　方耀，是汕头开埠初期对汕头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人，虽然历史上对方耀也是有多样的读解，他也自然的有不少受人非议之处，我们看待历史人物，必须是以公平公正的角度，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去衡量和评判，再结合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待。事实上，证明了方耀对汕头所做的一切，在对汕头的发展和规范，绝大多都是属于正面举措的。

　　汕头开埠初期，行政归属于澄海县管辖，汕头没有行政机构，也没有常驻官员，直接管汕头的官就是设在鮀浦的鮀浦巡检司，这官也只是一个九品官，微不足道。

　　从地理上说，澄海知县常驻澄城，潮州知府、惠潮嘉道驻扎潮州，而鮀浦巡检司也是远离汕头埠，基本都没有到汕头来的，因此汕头是当年全国十个开埠港口中，国家权力最为薄弱的条约口岸。而时任潮州总兵的方耀，敏锐地看到了汕头的权力真空状态，所以，他充分地运用了个人的威信，凭借其在潮汕清乡除霸的威名，在1865年进驻汕头，身份是亦官亦商，方耀一方面是在市区修建炮台，加强国防，疏清汕头的内部水系，开凿疏通廻澜新溪，消除市区水患，完善了居住环境和商贸环境。另一方面又运用他个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大量囤地，增加财富。因为权力真空，方耀将汕头的华商纳入其控制之下，通过成立会馆来控制汕头商业，建立了城市秩序，而他和他的家族又都是这些会馆商会的所有人，通过这些措施，商业秩序是建全了，但方耀及其家族也从中获取到了巨大的利益。

　　因为汕头是没有行政长官的，仅仅依靠商会这些来维持汕头的秩序，这点有类似于当年欧洲流行的一种城市管理模式-------城市自治。

　　公平的说，在汕头埠的建设处期，方耀是为汕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同时，他个人也获取到了巨大的利益。

　　有个民间的小故事，有个夜晚，方耀带一跟班，2人易装后在市区里随意走逛，他看到了汕头的繁华一幕，也看到了黑暗中蜷缩在角落里的衣衫褴褛者，这些人有的是乞丐流浪者，也有是新来乍到汕头埠的码头苦力工人，而这些人居然也将方耀认为是同样的落魄者，他们热情地对方耀嘘寒问暖，还分享食物。这些低层人士的朴实和义气让方耀深受感动，他们的困苦状况也让方耀感概万千。他回家后与他夫人谈起这事，夫人陈氏趁机进言：“如今您大权在握，该为穷人多做好事呀！”

　　方耀听从夫人进言，决定在汕头开办专门机构，来为贫穷阶层做些事。

方耀画像（来自网络）

　　1874年方耀将现在的乌桥岛一带，其中大面积的土地划拨出来作为慈善业的资产，由汕头六邑会馆总商会的大商家陈光兴、薛同泰、萧捷茂、萧同吉等牵头组成善产管理机构进行经营，这个机构取名“同济善产”（同济，是共同扶危济困的意思）。同济善产的经营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专项经费。

　　此后，方耀又多次拨划地产给“同济善产”，而汕头同济善产也在商业运作的同时，也进行了多项公益活动，比如创办了“同济医院”，建造钢筋结构的“同济桥”，创办了“同济中学”等等。更是广泛的参加到民间的各种救援舒困之中，慈善关爱活动不只是限于汕头本地，还直接参与到清朝廷政府的地方救援事务中。

　　1882年方耀在汕头倡导成立了同济善堂，成为汕头开埠后的第一个正式的慈善关爱善堂。

　　作为汕头埠的第一个善堂，同济善堂拥有大量资源，在汕头开埠初期，对救灾应急、济困解难等都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也引领带动了更多民间善堂的涌现。1930年以后，同济善堂因为诸多原因，渐渐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了，但是，许许多多新涌现的善堂却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诞生，据现存文献的不完全统计，从开埠到民国初期，汕头以及周边各县地的善堂达到160多所以上，这些民间善堂，无论在什么时期和年代，没有政治立场，只一直传承着济困关怀、救急解难的美德。

　　有句话是这样形容潮汕的：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善堂。

　　饶宗颐先生也说过：“善堂文化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提倡‘潮州学’，如果摒弃善堂文化的研究，就有遗珠之憾。”

　　当然，潮汕的所有善堂，基本都会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也许，就是这些宗教的影响力，才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去参与，民众从受恩到感恩，再到回报社会，就凭这简单的道理来使这个慈善关爱事业得以代代相传。世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并存，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同在，就这样糅合着宗族、华侨、宗教等不同社会力量，夹杂着的诸多思想依据，（但最后都是归结于施恩和报恩的循环）。潮汕善堂文化也就在汕头埠开花结果。

　　直到今天，民间的善堂依然活跃在社会上，做为一种民间力量，起到了对政府工作的一份补充，为营造社会和谐，为增添社会温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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