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1925年8月李强（原名曾培洪，字幼范）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至7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六天之后，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党开始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周恩来要求李强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1929年9月底，党中央派李强到香港建立电台。1931年春，伍云甫、曾三和涂作潮带着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台，由上海经福建长汀到达江西瑞金。

　　本文节选自《李强纪念文集》，呈现了李强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投身于革命，以及无线电通讯研发等事迹。从他个人经历，讲述无线电台通过秘密交通线输送至中央苏区的事件。

　　我是江苏常熟人，1905年生，原名曾培洪，字幼范。我从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算起，至今已近69年。69年中，我的人生之路始终与中国革命之路紧密相联。

李强（原名曾培洪，字幼范）

　　五卅运动爆发时，我是上海东华大学土木科的一名青年学生。那时，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都像山一样压在我们心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而五四运动所点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烈火，仍在我们青年人的心头燃烧。尤其是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不少青年因而加入了国民党。

　　五卅惨案震惊了中外。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群众，联合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在恽代英的领导下，通过学生联合会进行了各种工作。一个星期后，上海大学的学生代表郭伯和约我谈话，并把我带到共青团负责人贺昌那里，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共青团。我当即表示愿意。这样，我就在6月初加入了共青团，并经常出席团的会议。在上海学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成立的“学生军事委员会”中，我被推选为军需委员。

　　正是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我开始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逐步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此后，我被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贺昌派到曹家渡从事青年工人运动；1925年7月，我由中共曹家渡支部联合会书记陈竹山(祝三)介绍转为共产党员;11月，我被任命为曹家渡青年团的书记;12月，又被增补为团上海地委候补委员。

　　1926年初，组织上决定调我任上海浦东青年团的书记。浦东的特点是修船厂多而且集中，码头工人占很大的比重。为了加强与工人的联系，我们办了一个贫民医院、一所贫民学校，一面帮助工人解决困难，一面补习文化，提高文化素质与政治觉悟。

　　尽管浦东的情况非常复杂，条件艰苦，但是我们努力工作，热情很高。当时的团中央总书记、组织部长任弼时来了解情况时，曾给我们的工作以很高的评价。6月，组织上通知让我去吴淞，任吴淞区的青年团的书记。7月，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又把我调了回来，原来，当时北伐军已进入江西，中共上海区委正在准备武装起义，他们要我研制火炸药，为暴动做准备。

　　于是，我到化工仪器公司买来石碳酸、硝酸和硫酸等，把这些材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自制成黄色炸药。原来还打算做手榴弹，但因条件不具备，只得放弃计划。然而我们还是通过别的方法，弄到了不少手榴弹。

　　暴动前夕，罗亦农让我回常熟，发展党的组织。仅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就发展了王耕英、曾雍孙、邹逸中等人入党，成立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属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直接领导。1926年2月，我被任命为特别支部的书记。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都因准备不足、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告败。但1927年3月21日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获得成功。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终于打垮了盘踞在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但我在起义前为之试制的炸药、起爆药，以及购置的手榴弹全用上了。起义胜利后，我到上海向罗亦农汇报了常熟的情况，罗亦农指示我继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我深受鼓舞。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ー师六十三团进驻常熟，陈诚为团长。当时邹逸中任国民党常熟县党部的主任委员，他同时也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工作大都通过他出面去做。我们四处贴标语，做宣传，发动反封建的斗争，成立了农民协会。后又决定成立“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地方开明士绅钱南山为主席，我为委员。

　　但是，革命的发展触到了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分子的痛处，他们互相勾结，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4月12日到4月15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杀害的有300余人，被捕的500多人，另有5000余人失踪。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上海区委为了保存力量，决定结束罢工，转入地下斗争。此时，我接到组织通知从常熟回到上海。后赶到了武汉。

　　四一二政变后，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正式决定组建中央军委。我到武汉时，也正是中央军委成立的时候。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徐以新任秘书。军委下设两个科，即组织科和特科，欧阳钦任组织科长，顾顺章兼特科科长，我担任了特科下设的特务股的股长。

　　1927年8月1日，党中央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后，中央从武汉又迁回到上海。我又被留下做善后工作，主要是处理中央办公租借的房子和一些物品。这一工作很快即告结束，我把退房得来的钱物交给地方组织后，于当年10月回到上海。同月，顾顺章也从武汉来到上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建立和健全了党的中央机构。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地下斗争的需要，组建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参加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仍由顾顺章兼科长，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我任交通科长。

　　1928年6月至7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出席并领导这次大会。六天之后，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我党开始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因为我们以往仅靠人员往来传递消息，速度慢，而且不安全。如果通信人员途中遇到麻烦，还有泄密的危险。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

　　一天，周恩来把我找去谈话，要求我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我听后有些为难，因为我虽然上过大学，但对无线电却一窍不通;而且，反动派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书店也根本没有与此有关的中文书籍。周恩来鼓励我说:没有中文的书，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在周恩来的信任与鼓励下，我当即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搞无线电，又把任务交给了我，那我就边学边干，全力以赴。与此同时，军委将特科的四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仍由我担任科长。

周恩来

　　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交代的任务后，我立即开始了工作。先是到书店里买回不少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专业书籍，进行系统的自学。然后是摸索、实践。那时的上海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我通过关系，设法把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这样，慢慢摸到了门道，心里有了底。最后是制作。一般的零件在市面上能买到，但重要的部件却很难买到。我们就利用一些外国人办的洋行，在那里定货取货。可是像紫铜管绕的线圈，洋行里也买不到，就只有靠自己做。

　　在购买零件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郑原是南京号邮轮上的一名报务员，到大华后，专门负责为各轮船上的小型无线电台提供零配件的买卖。在他的帮助下，有时让我安装，有时让我修理，还供给了我不少所需的零部件。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还教会了我如何绕线圈。当时沪东有恒路上有一家兆敦公司。是共产党员蔡叔厚开办的，专营变压器。我设法弄来了几部机床，其中有刨床、钻床、车床，并在蔡叔厚的公司里找了间屋子，自制了一些无线电零件。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第一批无线电台终于研制出来了。但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的心里也没有底。正好张沈川曾学习过无线电收发报，于是就请他来操作、检验。张沈川先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与气象预报开始。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无线电台联系通报，结果证明我们自制的无线电台完全符合要求，可以投入使用。从此，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张沈川也成了我党最早的无线电专业人员之一。

　　1929年9月底，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党中央派我到香港建立电台。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先后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我一个人去的，目的是选地点和房子，既要利于隐蔽，又要便于工作。结果选中了在九龙弥敦道的一所房子。当地组织为我们物色了一个朝鲜人作报务员;还派了会说本地话的卢彪夫妇住下来作掩护。一切安顿好后，我便启程返回上海。

　　到了年底，我第二次去香港，同行的有黄尚英。我们随身携带着收发报机。海关检查时，我们早有准备，把事先预备的银元往警察手中悄悄一塞，他心领神会，在我们的箱子上用粉笔做一个记号，看都不看，就放我们过关。也许，他把我们当成了一般的走私者了。

　　在香港安装电台要比在上海安全，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管理不像国民党那么严;另一方面是香港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较多，当局也管不过来。黄尚英试着发了几天报，讯号很稳定。接着，我们就按约定的时间、呼号与频率，和上海党中央的电台联系，相互通报。因为工作辛苦，生活条件差，黄尚英得了肺病。那时的肺病是不治之症，黄尚英不得不返回上海，不久就病死于回浙江家乡的途中。他去世时，年仅20岁。对于这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我党无线电事业中第一位以身殉职的同志，我一直深深怀念着他。

　　1929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到香港，找到了我，询问了有关电台的情况。当时小平同志正奉党中央的指示去广西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有了香港这部电台，就可以及时将起义的消息与情况经香港报中央。此外，邓小平同志的妻子张锡媛当时已经牺牲，他托我回上海后帮助安葬。12月11日，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取得成功，消息经香港电台很快转报给在上海的中央，这对大家也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我回上海后，立刻遵小平同志之嘱把张锡媛的遗体安葬在上海公墓，墓碑上还写着立碑人的名字:曾幼范。

　　1930年12月，香港的电台遭到破坏。当时曾三是上海中央电台的报务员，17日他突然收到一份香港发来的明码电报。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位英国朋友发来的，告诉我们电台已被英国当局查获;报务员被捕，但处境尚好。我马上把情况报告给中央，并立即通知与香港停止联络。香港的电台尽管只工作了不到一年，但它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半年之后，我们的报务员也被放了出来，因为他们没有抓到多少把柄。

　　也是在1930年12月，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江西苏区红军在龙岗战斗中俘虏了国民觉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1931年初，张的亲属来找我们，说只要我们放人，他们可以拿枪支弹药来交换。那时，红军的枪支弹药非常缺乏，很需要得到补充。我们的电台还不能与江西苏区报通报。周恩来决定派龚饮冰、涂作潮与张的亲属一起赶往江西谈判。然而他俩刚到南昌，就听说张辉瓒已被红军处决，只好中途返回了上海。这一事件也说明在党中央与苏区间建立电台联系是何等的必要。

　　1931年春，伍云甫、曾三和涂作潮带着我们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台，由上海经福建长汀到达江西瑞金。行前，聂荣臻专门找他们谈了话，强调了党中央与江西苏区联络的重要性。后来，电台是送到了，但由于功率小，远距离通讯效果不好，上海方面收不到。怎么办呢？5月，正好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二十六军公秉藩部作战，知道他们有一部100瓦大功率的电台。于是，打仗前，我们就派人进行了侦察，告诉部队作战时保护电台，而且一定要打胜。结果一切如愿，我们打败了敌军，完好地缴获了这部电台。曾三便利用这部电台发报，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由于有了这部大功率电台，组织上オ派王诤负责组建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电台大队，并由他担任大队长。从此，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开始有了电讯联络。

中央红色交通线略图

　　1930年3月，党中央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军委特科指定由我负责。训练班采用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学员来自各个苏区。张沈川与我担任教员。学员们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一，我们便采取因材施教，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学员们学习非常刻苦，专心致志，两三个月后全部结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骨干。

中央特科电台训练班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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