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与乡村，岭南建筑既是外在的载体，也是灵魂。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较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源远流长。岭南建筑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富含岭南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岭南建筑经过历代建筑匠师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了岭南的自然资源，结合老百姓的生活特点，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之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承载着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三地的历史、民俗、语言以及建筑风格同根同源，如何在历史中溯源岭南建筑的源头，呼吁更多的有志之士挖掘、抢救、复活珍贵的历史文化与建筑；又在新时代中迸发岭南建筑及设计的灵感与创新因子，用岭南工匠精神“智造”湾区，让建筑当随时代成为新的思考。

　　有鉴于此，南粤古驿道网邀请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南粤工匠、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王河博导共同推出《岭南建筑在大湾区》系列，尝试通过众多学术话题的碰撞与探讨、不同设计案例的剖析与畅想，漫谈岭南建筑悠长的历史、全新的活力。

　　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西方建筑的输入而形成的，它的发展与每一阶段的社会体制、生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城市早期的现代化转型也是在外力的推动下、从通商口岸城市开始的，从传统的封建型城市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型城市转型，出现早期现代化的趋势，并向内地城市辐射。而在民间，乡村的近代化进程，尤以侨乡为样本，海外华侨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

　　本期将以广州沙面、香港为例，探寻岭南城市与乡村近代化进程中条约口岸城市的进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催生文化变革的同时，也推动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直接推动着建筑的发展，同时每个时代的文化亦影响着建筑文化的形成。

　　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及战后条约的签署，从根本上改变了岭南乃至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轨迹，使之步入近代化历程，条约制度直接触发了岭南传统城市在布局模式和网络体系方面的变化。

　　岭南传统城市真正的革命性变革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并以近代城市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城市法规制度的建立为标志，在具有新学或西方背景的政治家、地方官僚、市政工程专家以及较早接受西方城市观念的华侨实业家的共同努力下，岭南城市近代化从街道表层的改造入手，通过一系列城市规划活动的开展，引导岭南传统城市逐步实现城市结构和城市空间的近代化。这其中，租界或租借地以及华侨市镇的开辟和建设为岭南城市近代化带来新的观念和新的城市规划方法。

　　一、近代城市化之先声——广州沙面租界

　　广州沙面租界的形成对于广州而言既是英法实行其军事侵略的手段，又是促进广州近现代文明转型的因素。可以说广州的城市转型与“沙面租界”的形成是结伴而生、共同发展的。

　　沙面本来是珠江河边紧邻十三行的一个沙洲，称拾翠洲。1856年十三行烧毁后，英、法联军积极寻求新的地段以取代十三行地区，最后选址沙面。选址沙面的主要理由是因其有自然生成的碇泊地，稍加建设即可停泊大小船只；接近中国富贾大商居住的西关，贸易交往方便[1]。英、法两国随即于1859年下半年展开沙面河滨地基的填埋和筑堤工程，至1861年秋季完成。1861年9月(咸丰十一年七月)，两广总督劳崇光与英国签订《沙面租约协定》，沙面自此正式沦为租界。

　　沙面的建设完全按西方模式进行，独立于传统旧城之外，旧城与租界的双城特征使岭南城市与建筑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影响和被影响的多重竞争态势。

　　沙面沿用了西方的土地拍卖制度，英国政府将租界土地分为82个地块，其中6个预留为英国领事馆办公及官邸用地，一个为教会用地，余下75个地块于1861年9月4日进行公开拍卖。在土地规划和市政设施方面，沙面完成了岭南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城市区域规划(图6-52)。其道路系统由中央绿荫大道、沿江环道和贯穿南北的纵道组成方形骨架，并将建筑用地分布在大小不等的12个方形地块中。

　　各国的领事馆、教堂、银行、邮局、电报局、商行、医院、酒店、住宅、俱乐部、酒吧、游泳池和网球场等建筑先后在沙面涌起，俨然成为了一个极具西方近代化风貌的独立缩微城市。

图6-52 沙面租界规划图（引自H.S.Smith.Diary of Events and The Progress on Shameen 1859-1938）

　　在市政方面，沙面租界为岭南引入了西方自治管理的模式和方法，但同时也经历了从民约管理到市政公办的过渡，其前后有多个组织承担了沙面的公共事务管理，最早有十三行时期的“花园基金会”和“广州图书馆及阅览室”组织(Canton Library and Reading Room)，其后归工部局管理。其职能包括市政公共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税务管理和治安等，几乎涵盖了现代概念中城市公共事务的全部。由于良好的管理和建设，沙面在19世纪末已基本上成为一个成熟的城区（图6-53）。

　　作为一个纯西方化的、自给自足的，兼具工作、生活和宗教功能的租界“城市”，沙面面积虽然只有0.22平方公里，却给对岸的广州旧城树立了一个西方近代城市的样板，并间接促成张之洞修筑长堤的举措。1911年前后，地方政府更有向沙面学习发展大沙头的计划[2]。晚清民初时期，沙面对于广州旧城无论在城市风貌还是管理制度等方面具有示范作用。

图6-53  1880年代广州沙面(摄影：Afong Lai，引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1860~1930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

　　随着沙面建设的日趋成熟，广州老城也开始了其近代化的步伐，广州的城市中心逐渐从官府衙署所在的新、老内城向珠江北岸的滨水地带转移，并辐射至珠江南岸地带。

　　十三行时期，西濠以西的所谓西关地区是行商的大宅所在地，四周旷野，风景秀丽，而贴近城墙区域的街巡因早期民房无序发展呈现高密度和曲折的形态和结构。随着贸易的发展和条约口岸的开辟，西关地区成为买办商人的聚居地，西关大屋作为一种早期的中西混合式居住形态广泛存在，许多买办殷商在这里均拥有宽敞优美的宅邸，并使西关地区的街道形态和城市结构明显不同于内城，更迥异于华林寺以东、西城门以西杂乱无章的贫民区。而城外沿江地带由于十三行外贸的发展和条约口岸的开辟呈现梳式布局布，几乎所有街道都直接向江岸开口，沿岸则是轮船和中式帆船的泊地。沙面在1859年成为租界后，其街道形态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格网式布局，上述种种变化在1907年德国营造师舒乐（F.Schnock）测绘的《广东省城内外全图》中得以清晰反映，1840年后60年中，广州城市结构因条约而改变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图6-54）。

　　明朝之前，广州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在岭南地区呈一枝独秀态势，没有与周边城镇发生必然联系。明朝之后，受海禁政策的影响，岭南地方产业蓬勃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广州为主体，以广州、佛山双元组合为中心的城镇体系框架。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和葡萄牙占据香港和澳门，扼守着珠江的入海口，广州的海上对外贸易优势受到明显影响，岭南的海上外贸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了香港。香港的港口位置优势和贸易自由度的宽松，使其逐渐替代了广州外贸中心的职能，而广州城市功能不得不偏向于内贸和产品的生产加工，并形成了广州、香港新双元组合。

图6-54  广东省城全图（1907年) （引自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编著《羊城寻旧》）

　　二、香港城市建设

　　从广佛双元组合到省港双元组合的演化和广州对外贸易中心城市地位的丢失，使得广州的发展更加倚重与香港的关系，倚重对岭南地区市场的控驭和城市自身的建设。1894年，广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是香港对国内贸易额的22%；1901年，香港总人口大概为30万左右，但是到了1908年，在香港经商的广东人就有20多万人；1914～1918年的四年间，广州进出旅客约720万人次，其中95%是去港澳的，达680万人次。这些数据说明，广州已经处于明显的转型期[3]。

　　广州与上海、天津等是近代化启蒙较早的城市，但起步后的广州发展滞缓，就是因为香港的崛起并取代广州成为南方港口中心，广州从一口通商突然沦为对外贸易的二线城市，其发展的步伐难免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

　　如果说沙面只是广州城外一块由西方人管理的“化外之地”，那么香港则由于地缘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与广州一道成为岭南近代史上的“双城演义”。

　　在17～19世纪对华贸易中，英国一直尝试在岭南建立类似澳门的长期居留地，香港因其适于航运的滨海特征和优越的自然环境令英国政府垂涎已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及赔款2100万银元，给予英方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并割让香港。1860年3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陆续到达香港的万余英军强行在港岛对岸的九龙尖沙嘴登陆及驻扎。当月21日，巴夏扎与两广总督劳崇光签订《劳崇光与巴夏札协定》，租借九龙半岛南部(包括昂船洲)，10月24日，中英签订《北京条约》，九龙(界限街以南)从租借地变成割让地。

　　1898年6月9日在北京完成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9年英国殖民当局无视“专条”的规定，强行接管原属于中国继续管辖的九龙寨城。自此，包括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在内的香港全境形成，并以英国海外属地的方式进行殖民统治和管理。

图6-55 [香港]春园景色(默多克·布鲁斯，1846年。引自香港艺术馆藏《引自香港艺术馆藏《历史绘画》)

　　因缺乏长远考虑，香港早期的城市建设在规划层面非常零散和片面。香港的建设首先始于为殖民政府所进行的一切，包括1841年为连接占领角和各军营而修建的荷李活道、通往行政中心的花园道等，以及在维多利军营以西的行政中心的山坡上(即政府山)兴建的邮政局(1842年)、会督府(约1850年)、辅政司署(1850年)及港督府(1854年)等政府建筑（图6-55）。

　　英国人还将西方土地制度也施用于香港，早在1841年占领香港后即成立田土厅(Land Office)，并立即测量及划分土地。在同年6月14日便有第一次土地拍卖以取得财政来源；土地获得者很快建起了殖民地外廊式样的住宅、洋行和货栈(图5-44)。为配合西方商人的信仰、娱乐及社交需要，一系列公共建筑也建造起来，包括香港会会所(1846年)、马场(1846年)、圣约翰教堂(1849年)及各种英式运动场。然而，和上海开埠时的情况有些类似，殖民者开拓香港的原初目的是为了谋取短暂的商业利益，这使得香港早期的建设充满了临时性。威廉·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认为，香港只是一个毫不舒适、令人懊恼、又不受资本家政府重视的贸易站。而香港第一任财政官也将其评价为“落后市镇”“陡峭崖壁”“山脚下是色泽如发霉的斯提尔顿干酪的花岗岩层”。

　　1850年代是香港发展的转折点。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内地商绅纷纷举家来港，带来人力和资金。香港人口与商户激增，1841年港岛总人口为7,450人，至1861年已达119,321人，其中，2,986人为西方人[4]。同时，在澳门和广州的西方商人也逐渐转移至香港，使得香港经贸快速繁荣，并在鸦片战争后逐渐成为华南的货物分配中心，中国进口货的1/4和出口货的1/3皆由香港周转并通过香港进行分配。从1855年开始，香港和上海的贸易额已经开始超越广州[5]。

　　与香港商业的发展相适应，市政建设迅速发展，其策略以筑路为先。在最初20年，中环与上环大部分街道铺设完成；1857年在香港市街道安装油灯；1858年建成上环、中环、下环、太平山四个商场；1860年建成太平山、东街、中街、西街、西营盘、山顶道等道路，南面则扩建了至香港仔的道路，在那里，德忌利士洋行修建了在东方首屈一指的船坞。1860年代，香港维多利亚城已经具备近代海滨城市的雏形(图6-56)。

图6-56  1860年代香港维多利亚城（引自香港艺术馆藏《珠江十九世纪风貌》）

　　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源于港口贸易的持续繁荣和航运业的急速扩张。19世纪60～70年代，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香港航运业由帆船时代向轮船时代过渡，并逐渐奠定世界性港口城市的地位。为容纳激增的人口和适应海运的发展，殖民政府从19世纪50～60年代开始不断进行填海计划，以扩大商业和居住用地，并兴建货仓。1854年间，宝灵城经填海建成并继续扩展(图6-57)；1871年，第一个公共货仓企业——香港货栈公司问世；l886年香港九龙仓货栈公司成立；l878年，港府拨款建设维多利亚码头，供远洋深水轮船停泊；l889年中区填海计划着手进行，1904年完成，多个码头在新填地先后建成。皇后行、太子行、圣佐治行、亚历山大行、于仁行、香港会所等附有升降机、电灯及电风扇等先进设施的新型大楼也相继建成(图6-58)。与此同时，公用事业、邮电通信等也快速发展，香港中转贸易港的地位不断加强，并逐步减弱对英国的依赖，至19世纪末香港已经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图6-57  1860年代香港宝灵海旁(图左为颠地洋行，图右为第一代怡和洋行。引自郑宝鸿编著《港岛街道百年》)

图6-58  1925年香港遮打道（图正中为第二代怡和洋行，图左为英皇酒店及亚历山大行，图右是圣佐治行、沃行及于仁行。引自郑宝鸿编著《港岛街道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