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一条联络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这条被称为“中华苏维埃血脉”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从上海经香港、广东汕头、梅州、进入福建闽西到江西瑞金，为中央苏区源源不断地输入各种紧缺物资、经费等，传递中央文件资料，并承担了护送中央领导、革命人士到苏区的重任。在被护送人员里有那么一类特定人群，他们被称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那就是无线电技术人员。

图1 中央红色交通线略图（图片来源：《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P1）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1941年，毛泽东为《通讯战士》的出版亲笔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一生动的提法使“红色耳目”被引用为形容革命时期无线电工作人员的特殊称谓，凸显了无线电技术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沿着红色交通线由上海进入苏区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为建立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系，红军多次反围剿取得胜利，革命最终获得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图2  1941年，毛主席为《通信战士》创刊一周年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图片来源：《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P43）

　　上海中共中央无线电技术的起步

　　中共中央对无线电技术的认识是从无到有的。1927年，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在武汉成立，其中设有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情报股。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红军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镇压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传统的“地下”交通方式面临的危险和困难日益加剧，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并有意识的培养无线电人才。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派张沈川设法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并要求当时在上海中央特科负责通讯联络的四科科长李强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同时，1928年初夏，中共中央选派部分留苏学生毛齐华、方仲如等6人至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9年1月，中共中央又派留苏学生涂作潮、宋濂等4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无线电技术含量高，对于零基础的学员们学习难度大，但技术人员凭借晚上偷偷自学和秘密参加培训班等途径很快取得了成效，上海也初步成为各根据地无线电人员的主要输出地。1929年秋，由李强、张沈川负责的中共中央第一部无线电台（50瓦功率的收发报机）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建立，并由张沈川培训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其中包括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等人。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派李强、黄尚英去香港九龙建立南方局秘密电台。1930年1月，上海的中央台与香港南方局电台开始通报，成为我党通信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时至1931年3月以后，上海有一部中央台，一部国际电台，国际台与第三国际通报。

　　无线电初显成绩的背后是革命者举步维艰、以生命作为代价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电台工作的开展很不容易。国民党反动政府同租借巡捕房勾结起来，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晚巡回侦查秘密电台的方位。1930年12月17日，中央特科在上海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对外为“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遭到国民党当局破坏，20名工学人员被捕。张沈川、方仲如等早期无线电技术人员在狱中饱受敌军摧残，始终守口如瓶。20人中无一人承认是共产党员，无一人泄露任何机密。李强、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人因不在场而免遭迫害，为日后无线电技术人员从上海进入苏区保留了革命火种。

图3  四成里旧影——位于巨鹿路391弄的四成里，弄内12号是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旧址。（图片来源：网络）

　　苏区红军“一部半”电台的建立

　　相对繁华的大上海来说，身处敌后的苏区电台建设工作更是白手起家，无线电人才、物资等都成为紧缺资源。因为最初战士们对于无线电台缺乏认知，红一方面军在一次进攻中将从国民党军中缴获的电台设备砸毁。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在发布向长沙推进的命令中要求各部队不得擅自破坏交通工具和电线、无线电台等通信器材。

　　1930年12月31日，红一方面军缴获敌第十八师无线电台一部（因发讯设备损坏，又称“半部电台”）。缴获电台的同时还俘获了王诤、刘寅等10名无线电人员。这个只能收信不能发信的“半部电台”成为红军首次拥有的自己的电台。“半部电台”检修后不久便开始接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为红军快速接收外部消息提供了极大便利。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歼灭谭道原师过半，缴获15瓦无线电整机1部。是时红军拥有“一部半”电台。

　　红军电台的建立正如朱德在与王诤等谈话中所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我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图4 “半部电台”（图片来源：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中共苏区有了最初的电台设备，当务之急最急缺的就是无线电技术人才。1931年1月28日，红军总部在宁都小布成立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同日，红一方面军下达“选调可造就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的命令”。

图5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签发调学生学习无线电的命令（图片来源：网络 建党百年红色通信图片展）

图6 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图片来源：网络 建党百年红色通信图片展）

　　1931年2月，红一方面军在宁都小布开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毛泽东、朱德参加开学典礼，勉励学员在建设通信事业上要不怕困难。与此同时，把电台人员比作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说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少了一块架设于空中的通信联络“桥梁”上的“鲁班石”。

图7 毛泽东在无线电训练班上给一群十几岁的“小鬼”学员讲“鲁班石”故事的情景（图片来源：网络）

　　上海向苏区输送的无线电 “红色血液”

　　1931年3月，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就是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下，作为第一批从上海输送苏区的无线电技术人员，辗转一个多月路途，取道中央红色交通线抵达苏区的。离开上海前李强告诉伍云甫等联络方法，双方规定好联络波长、暗号和时间。因为身上不能带任何书面物品，因此全靠脑子记熟。

　　“一九三一年……我、曾三和一个机务员奉命到指定地点去接受党的一位负责同志的指示。我们沿着江堤走着，望着这初春的柳色，我又想起了我从长江局刚调到上海时领导上的勉励：“江南柳啊，我们要像它那样栽到哪里就在哪里发芽，成长”……我们知道，一束束看不见的电波已经把党中央和各中央局紧密地联在一起，现在党又派我们去搭一座新的“空中桥梁”——党中央和苏区、和红军的无线电联络线，心里当然非常兴奋。

　　我们化装成华侨商人，搭乘一艘法国邮船抵达香港，从香港又改乘日本轮船到汕头，尔后沿着韩江北上。那天傍晚，远远看着一只小船向我们搭乘的轮船划来，小船越来越近了，从船夫的穿着，我们知道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我们叫轮船停下来，跳上小船。交通员把我们送到了大埔，让我们住在地下联络站——一个酒店里。

　　酒店老板看上去像是惯走江湖的人物……然而，就是在这位酒店“老板”的掩护下，不知多少革命同志，多少重要物资安全地进入了苏区……睡到半夜，“老板”叫我们起来，说“走吧”！他随即派了几个“伙计”送了我们一程路。在皎洁的月色中，我们安全地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梁。天快明的时候，猛听的前方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口令!站住！”我们倒着实一惊，那个交通员不知回了对方一句什么，转身对我们说：“到家啦!”

　　我们一到闽西根据地，就收到了乡苏维埃的同志的热情接待。多少年来我们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的彼此称呼“同志”——这个最亲切的尊称，我们一个个热泪盈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几天以后，我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摘录自《生命在电波中闪光》一书中伍云甫的《江南柳》，第25-27页。

图8 曾三（左）、伍云甫（中）、涂作潮（右）照片（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在苏区与上海中央的电台联络尚未建立的时候，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的到来可谓是雪中送炭。虽然当时苏区一部半的电台因功率太小，尚无法与上海中央取得联系，但是他们大大增强了当时极为有限的技术力量，为建立苏区和上海中央的联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第二次反“围剿”前，当苏区红军只有1部半电台时，军中无法建立相互通信，于是采用单向通信的方法。伍云甫、王诤等带1部完整机器随朱德、毛泽东在前方，其他人由曾三带领，带上半部电机在后方。部队采用前方台发信、后方台不间断收听即时军情的方法。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半个月的时间，横扫七百里，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胜利。

图9 红军无线电工作人员在缴获的电台前合影（图片来源：网络 建党百年红色通信图片展）

　　上海中央与苏区取得联络，形成无形的红色革命战线

　　在那个披荆斩棘的年代，纵使敌人百般镇压，革命的火焰总是愈烧愈旺，此时苏区传出的喜讯让人振奋。1931年5月15日，王诤从红色电台中截获敌公秉藩部“火急电报”。红军总部根据地根据敌情进行战斗部署，使敌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的一个旅大部被歼。战斗中，缴获敌100瓦无线电收报发报机1部，这部我军观望已久的熟悉的大功率电机终于成功获得。利用这部大功率电机，按照曾三、伍云甫、涂作潮从上海带来的通信联络规定，通过几个月的连续收听和呼叫，苏区中央台在赣（县）、兴（国）、万（安）三县交界的一个山村第一次与中共中央驻上海电台建立了联系。

　　“夜深了，山村里寂静得没有一点声息。在收听的波段范围内，信号也很少听到，只听到收音机里的振荡电流声。我担心，党的地下电台会不会发生意外？我用毛巾擦去了脸上的汗水，仍然耐心的收听着。

　　想不到的兴奋的时刻就在这天晚上到来了。耳机里终于出现了微小但很清晰的呼叫声。我一点一画地抄写下来，与规定的呼号一样，丝毫没错。心中的喜悦，像电流一样，顿时通过了我的全身。等对方呼叫完毕，我一边开机回答，一边叫通信员去请曾三同志。

　　曾三同志来到了值班桌旁，立即将另一副耳机带上，听着听着，禁不住脸上现出了微笑。他接过手键与对方在机上通了话，并收了一份简短的电报。这盼望已久的苏区和白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终于沟通了！”

——本段摘自《生命在电波中闪光》书中第12页， 刘寅的《红军电台的诞生——忆我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的片段》一文 。

　　100兆大功率电机获得后，1931年6月，苏区后方总部用100瓦电台同前方的红三军团第一次沟通联络，从此开启了红军自己利用无线电通信的新局面。我军不仅通过电台侦听敌人动向，还抄收各国新闻电讯，为党中央决策做参考，也为红色中华通讯社创立初期播发新闻提供技术保障，在无形的空间里创造着伟大。

　　1931年7月，红军开始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据王诤回忆：“转移途中，毛总政委为了防止电台泄密，就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伍答：真空管。主席便要把真空管自己携带，但恐碰坏，于是又问：还缺什么也不能工作？伍答：电键。主席就换了电键让警卫员携带，一路顺利地穿过了敌军包围。”主席的这一举动正说明了在反“围剿”过程中电台的特殊重要性，长期作战过程中，红军无线电台已经与红军战士融为一体，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图10 电台旧址——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叶坪首次播发新闻（图片来源：网络）

　　结语

　　上海中央与苏区电台的联系，使原本几个月的信息传递变成仅需几分钟或一两个小时，极大地提高了红色根据地之间信息传递时效；大功率电台的运用为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我国无线电事业开启新局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其中，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为苏区输入的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大量无线电技术人才，便是当之无愧的红军无线电通讯桥梁不可或缺的“鲁班石”。由红色交通线抵达苏区的一批批无线电技术人员不仅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日后我国无线电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为我国无线电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恰恰印证了红色交通线是“红色生命线”的深刻含义。

　　注：本文为作者根据历史文献总结和整理而成，主要参考文献如下：《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生命在电波中闪光》《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华东战时交通通讯史料汇编 中央苏区卷》《华东战时交通交通通讯史料汇编 上海卷》《红色文物》《李强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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