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要把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行严格保护，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广东省政府高度重视、持续深入推进南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近日，许瑞生副省长召开专题会议，要求要以更为宽广的国家乃至国家视野，从讲好生态故事、讲好地质故事、讲好古道故事、讲好学科历史故事等方面，充实和完善南岭国家公园展示内容。[1]

　　在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处相关负责同志的建议下，笔者将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收藏的一本79年前的地质学论文为中心，讲述民国时期粤北地区的地质研究故事。该论文名为《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2]，它是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学生陈康在1941年5月写成的地质学本科毕业论文。这个论文写成后，得到导师白玉衡、梁溥，两广地质调查所莫柱逊、刘连捷，以及中央地质调查所杨钟健、黄汲清、李承三、许德佑等学者的高度认可。[3]

　　作为南岭地质研究的早期名作，它主要研究的地区为连州市东陂镇，该地位于南岭南部，地处粤、桂、湘三省交界处，也是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之一。现今分析陈康毕业论文，对于推进南岭国家公园的创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下文将从陈康的个人生平、中国地质学研究的发展过程、陈康的师承关系、毕业论文的学术价值等方面来分析和评价陈康早期的学术成果。

一、生平简介

　　陈康（1916-1944），广东番禺人。1933年考入勷勤大学附属高中部，1936年毕业后，任教于勷勤大学附小。次年，考入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后改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博物地理系。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陈康跟随学校搬迁至梧州市区、藤县、融县、乳源、连县等地。读书期间，陈康尤其喜欢地质学，精心阅读地学史、古生物、地质构造等方面的书籍。在连县东陂的课余时间，他与同班陈泗桥经常至连县东陂附近地区进行普通地质考察，并一起写成《连县东陂至连山大掌岭之沿途地质概况》[4]。由于该文深得白玉衡（1908-1970）教授的肯定，陈康对地质学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1941年5月，他在白玉衡和梁溥的共同指导下，写成本科毕业论文《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毕业后，先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工作。随后，在本科论文送教育部审核时，得到审核人杨钟健（1897-1979，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先生的高度赏识和推荐。1942年9月，陈康顺利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

图为陈康。

　　参加工作后，陈康试图整理其毕业论文的核心部分，将其发表到学术杂志上。当时外出考察的工作任务较多，直到1944年4月，陈康在贵州省普安县进行地质考察中，惨遭土匪杀害时，他初期的毕业论文仍未拆分为精细的文章。他去世后，李星学（1917-2010，中国科学院院士）先生继续整理陈康的论文，并以《广东连县广西系动物群之发现》[5]为名，发表于《地质论评》上。

　　统观陈康早期的学术论文，《连县东陂至连山大掌岭之沿途地质概况》是其早期读书科研的重要尝试，《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应该是他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成果，而他的遗稿《广东连县广西系动物群之发现》是由他和李星学整理本科毕业论文的核心章节的成果。下文对陈康的本科毕业论文的分析，将结合近代以来地质学在中国的时代变化，以及陈康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所受教育的情况，深入阐述其早期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

图为广东省文理学院旧址。

二、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虽然早已有地质学方面的相关记载，如明末的《徐霞客游记》，但是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地质学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起来的。追溯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实也是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侧面。民国时期，中国地质学经历了一个多元的发展时期。其一，聘请外国学者到中国来教书和做研究；其二，留学生从国外归来后，传播和运用其所学知识。前者如中山大学聘请瑞士学者海姆、德国学者克勒脱纳、卞沙等；后者留学归来的地质学者，如留学法国的中山大学教师洪思齐、吴尚时，留学日本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教师白玉衡（后任教于广西大学）、梁溥（后任教于中山大学）等。可见，民国时期的地质学同时受到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学的发展路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百废待兴之际，中国开始按苏联的模式重塑地质学，包括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制定规划、成立机构等方面。文革期间，地质学如同诸多学科一样，遭遇了极大的冲击，地质教育、地质研究、地质应用普遍出现了停滞。改革开放之后，地质学开始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高速发展时期，在地质教学、研究和应用方面，主要是向美国学习。

　　总体而言，地质学在中国大概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起初是民国时期的多元发展，中期为苏联模式的推广发展，随后是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时期。了解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尤其是陈康读书、考察和撰写论文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重新阅读和分析其毕业论文的学术价值。

三、师承关系

　　在陈康就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博物地理系时，该系的主要地理教员及其专长大概包括：白玉衡讲授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制图学等课程；盛叙功（1902-1990）讲授政治地理学课程；梁溥（1911-2006）讲授地形学、聚落地理、乡土地理等课程；章熙林讲授地形学、气候学、古生物学等课程。[6]在陈康的毕业论文中，他明确提到白玉衡教授和梁溥副教授对他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之成，化石方面，悉经吾师白玉衡教授任劳检定，对于地层及构造方面，臂助尤多；地形方面则赖吾师梁溥先生鼎力指导。斯文既成，谨向白梁两先生，致无限敬意”。[7]

　　陈康之师白玉衡教授，他是山西徐沟人。1934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采矿专业毕业，随后升入该校研究院。次年后，由于日本侵华野心日益膨胀，白玉衡潜回中国。由于他曾留学日本近十年，很快就被林砺儒聘请到广州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博物地理系任教。另一个老师梁溥副教授，他是广东信宜人。1934年夏，梁溥毕业于国立中大学理学院地理系，师从卞沙、洪思齐。毕业后，随即任教于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博物地理系。1936年，他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留学，次年由于日本全面侵华，他毅然回国继续任教于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与外界的学术交流渠道逐渐堵塞。由于白玉衡和梁溥对国外地理学比较了解，他们撰写的课程讲义、编写的教科书以及科研论文，完善了学校的地理教学和科研工作。

　　从陈康的毕业论文来看，白玉衡教授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首先，陈康在论文中直接引用白玉衡关于东陂地质年代划分的研究成果[8]，该成果名为《连县东陂之地质概况》[9]，与陈康的毕业论文名称非常相似。从常理来看，陈康的毕业论文应该是导师白玉衡教授鼓励和推动的研究成果。毕业论文的附图《连县东陂圩地质图》，更是由两人直接合作调查和绘制而成的。[10]其次，白玉衡当时所开课程，不管是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等都直接与陈康的毕业论文直接相关。第三，陈康与陈泗桥一起写成的《连县东陂至连山大掌岭之沿途地质概况》处女作，也是经白玉衡修改和推荐发表的。最后，陈康遗著《广东连县广西系动物群之发现》，仍然提到白玉衡的指导。“本文之成，古生物方面之鉴定，得吾师白玉衡教授之殷切指示[11]”，可见，陈康与白玉衡之间的师生情谊非常深厚。

　　在陈康毕业之前，白玉衡已经辞去文理学院的教职，去广西大学工学院任教。在白玉衡离开文理学院后，梁溥成为陈康的导师，陈康才会在毕业论文的绪言中提及两个导师。当然，从陈康论文第二章《地形》[12]来看，他同样受到了梁溥曾经发表的文章《广州河南岛的聚落地理》[13]的影响。

四、毕业论文的学术价值

　　由于时代的变化，最近几十年地质学的学术体系早已不同于民国时期。现今要想针对陈康的论文展开细致的分析，已经不太容易做到了。地质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起初是民国时期受到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影响，当时经历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时期，中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以地质研究和考察为基础促进经济开发的应用时期，改革开放后，主要以美国为参照对象的高速发展时期。目前的地质研究多侧重通过分析土壤元素含量、矿物成分等指标来反映古气候变化，研究区域集中在沙漠，盆地等地区，还有一部分以分析沉积层研究地质年代。

　　可见，学术体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诸多曾经的研究范式、知识用语都已经弃用。因而，陈康的论文当时由于条件所限，并没有详细论述的研究过程、研究指标、研究结论等，今天已经无法通过简便的对照来检验。近期的地质论文也没有涉及连州东陂的类似研究，无法从细节方面建立民国与现代地质学的有效联系。因而下文将从陈康论文的时代背景、细节论证情况、已有的研究基础、现实意义等四方面，对其毕业论文的学术价值展开具体的分析。

图为连县地质环境。

（一）研究条件

　　1938年广州沦陷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虽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冲击，图书和仪器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和转运，但是由于战争的持续影响，国内高校已经极难购买国外的图书和仪器了。从陈康毕业论文的《东陂附近地质柱面图》来看，他测量了地表下几十米，甚至更深的土壤和岩石情况。[14]当时，他并没有现代勘探的仪器，这可能会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挖掘或采取相关的手段进行探测。

　　针对这一点，笔者专门询问了现年101岁的黎品先生（1939-1943年就读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黎先生回忆说：陈康经常拿着锤子到学院所在地东陂周围山区考察地质，他还曾组织我们考察附近的洞穴。[15]有了当时同学的回忆，他绘制的《东陂附近地质柱面图》、《东陂盆地景观图》、《连县东陂圩地质图》等，就显得比较可靠了。

图为陈康绘制的《连县东陂圩地质图》。

（二）细节论证

　　目前的地质学的科学研究，工作量和专业度比较高，通常由多位科研工作者通力合作。从发表的科研成果来看，往往由4至6位作者合力写成。从这一点来看，1941年夏，陈康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但是他已经能系统地钻研某个区域的地质情况。客观地说，他论文选题的研究难度比较高，而且从研究的结论来看，他的学术水平也值得肯定。

　　在肯定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的论文比较缺乏专门的实验和细致的论证。由于缺少细节的论证，现今只能从他简短的绪言中，大体推测相关结论的形成过程。让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充分交代地质与地层构造方面的诸多论证过程。因而，即使接受了现今地理学的专业训练，也只能粗略地理解陈康论文所涉及的地质时代的背景知识，以及他所说的燕山运动、海侵活动、各种地层的知识，然后平铺直叙地复述和总结陈康的观点。

　　如论文中《东陂附近地质柱面图》所对应的等价关系：近代冲积层大于5米，对应的地质时代是近代；红土砾石层大于40米，对应的地质时代是第四纪初期；然后红色岩系大于30米，对应的是第三纪初期。他直接将土壤的剖面情况跟地质时代对应起来了。其实，土壤情况与地质时代并不能直接对应。虽然有些地质时代，它对应的土壤有着与其他时代不同的典型特征，甚至每个地质时代，对应的土壤特征也会有所不同。有些土壤的确能够显示曾经的气候特征。但是将土壤的情况等同于地质年代，这个是需要严谨的实验和论证的。因为不同地质时代形成的土壤和岩石，它们有可能会呈现出相同的特征；而同一个地质时代形成的土壤和岩石，它们也有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可能会存在同质异象或类质同象的情况，因而需要进行严谨的实验，才能推断土壤和岩石所属的地质年代。

图为陈康绘制的《东陂附近地质柱面图》。

　　当然，这些细节有可能他或他的老师已经做过，已经成为他的研究基础，所以他在论文中就没有详细交代。因而，陈康论文的研究基础情况，就变得有待深入挖掘和耐人寻味。

（三）研究基础

　　在陈康的论文中，地质时代的划分是比较重要的研究基础。但是他只是对他搜集到的土壤进行分类和贴标签，如砖红壤、赤红壤、黄棕壤等各种土壤的名字。其实，这样做只是得出了土壤的剖面情况，它还不是地质运动的时代。而且土壤剖面通常只能挖掘到地表下比较浅层的土壤，还没有办法挖到很深的地方。

　　或许他的两位老师，尤其是白玉衡会不会在土壤、在岩石、在地层的测试方面做过相关的实验，并且得出过明确的成果呢？遗憾的是，白玉衡在地质方面的论文、讲义、著作等，现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已经不多。不过，白玉衡和梁溥都是留学日本的研究生，他们对日本乃至世界地质学的前沿研究应该会有所了解。陈康在写论文时，除了老师们的口头指导、课堂讲义之外，他还引用了一些老师们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研究成果。

　　当时日本地质的科学测量方法是学术界公认的。或许，他在听老师们的介绍后，就直接运用了相关的科学方法、实验结果。所以在行文的过程中，他才就没有详细的论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初他只要将他的老师们做过的相关地质实验、或者听说到和了解到的前沿实验的结果交代清楚，然后结合他自己的区域调查来推测相关的结论，就会比较可靠。现在笔者的这些猜测，都变成了疑问。

（四）现实意义

　　近几十年来，地质学研究的热点和旨趣已经与民国时期完全不同。地质学作为一门比较艰深的科学，如果现今无法找到相应的前沿研究作为参照的话，不管是外行还是同行，都不容易读懂民国时期的地质科研成果。因而，在评价陈康论文时，主要能做的，也只是复述他的核心观点：

　　陈康力图论证东陂的地质状况其实是燕山运动和花岗岩岩盘侵入的结果，“东陂附近的地质构造，当以花岗岩岩盘侵入为最主要，本区域盆地之生成，岩层之倾斜，断层之形成，皆与此侵入花岗岩体有密切之关系”。[16]由于地质运动的同步性，该地区的地质情况也可作为岭南地区的地质构造过程的一个缩影。因为不仅仅是连县东陂，理论上整个岭南地区都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而，他推断：“花岗岩侵入之时期，当在第三纪红色岩系生成之前，似无疑义。按之香港、九龙、广州、大庾之火成活动，时当燕山造山运动期之后，本区（连县东陂）花岗岩为同时代产物，期间约在中生代末第三纪初间。”[17]以岭南某个区域为切入点，探讨整个岭南的地质情况，这是当时岭南地理学者的研究范式。

图为陈康拍摄的《东陂聚落与河流之关系及自由曲流之情形》。

图为陈康拍摄的《东陂西南外围之山形状概观》。

　　当然，在重读陈康的毕业论文时，其实也不只是研读他本人，还应该旁及当时岭南的其他地质学研究学者，如他的老师白玉衡、梁溥等。在陈康毕业后，梁溥后来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又培养了一个学术能力很强的学生郑度。郑度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另外，中山大学吴尚时（1904-1947）及其学生曾昭璇（1921-2007，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已故教授）等学者。在吴尚时去世后，曾昭璇一直继承吴尚时的地质学与地貌学研究，后来成为丹霞地貌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从比陈康略晚的曾昭璇和郑度来看，如果陈康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他在地质科研方面应当会大有可为。或许他会像郑度一样跳出岭南地质研究，成为全国性的自然地理学家，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或许他会像曾昭璇一样，以岭南地质研究为重点，并在丹霞地貌研究方面成为重要的开拓者。可见，以岭南地质为切入点的学术训练，对后来的学术发展大有裨益。

　　现今在推进南岭国家公园的创建过程中，很有必要加深了解早期岭南地质学者，尤其是吴尚时、白玉衡、莫柱逊、刘连捷、梁溥、陈康、曾昭璇等。因而，收集、整理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历，对于挖掘南岭国家公园的文化内涵，充实南岭国家公园的展示内容都非常有必要。这些地质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进行的艰苦研究，对于讲好华南历史教育的故事，尤其是粤北地质研究的故事，都具有非常鲜活的现实意义。

　　（注：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南粤古驿道网及论文《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作者简介：

　　胡列箭，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师从葛剑雄教授。

　　注释：

　　[1]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20年9月29日，第1-3页。

　　[2]陈康：《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藏，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1941年5月。

　　[3]李星学：《陈康先生传》，《地质论评》1944 年第9卷第5-6期，第305-306页。

　　[4]陈康、陈泗桥：《连县东陂至连山大掌岭之沿途地质概况》，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编：《地学丛刊》1940年第3号，第12-18页。

　　[5]陈康：《广东连县广西系动物群之发现》，《地质论评》1944年第9卷第5-6期，第281-286页。

　　[6]《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教员一览表》，华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资料，1938年9月，第118页。

　　[7]陈康：《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1年本科毕业论文，正文第1页。

　　[8]陈康：《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第6-7页。

　　[9]白玉衡：《连县东陂之地质概况》，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编：《地学丛刊》1940年第3号。

　　[10]陈康：《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第38页。

　　[11]陈康：《广东连县广西系动物群之发现》，《地质论评》1944年第9卷第5-6期，第282页。

　　[12]陈康：《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第1-4页。

　　[13]梁溥：《广州河南岛的聚落地理》，《勷勤大学季刊》1935 年第1期，第190-206页。

　　[14]陈康：《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1年本科毕业论文，第4页。

　　[15]2020年9月29日晚，笔者通过电话向黎品老先生请教过陈康的学习细节。

　　[16]陈康：《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1年本科毕业论文，第32页。

　　[17] 陈康：《东陂附近地质之研究》，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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