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达：解放前中大生物系学术活动拾遗——坪石先师文丛（49）

2020-09-25 上午 11:30 作者：张宏达

　　按语：

　　张宏达，广东揭阳人，生于1914年，1935年入读国立中山大学生物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广东省生态学会理事长，国家教委生物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植物学科组组长等。

　　张宏达先生主编了《植物学》、合编了《中国植物志》，先后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并发现植物新属7个、植物新种300多种。他在植物系统与分类学、植物区系学和植物群落学等领域进行了奠基性的基础研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植物科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在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方面更是享誉世界。

　　以下是张宏达先生撰写的文章《解放前中大生物系学术活动拾遗》。

图为张宏达先生。

　　中大生物系在1924年开始建立，当时以教学为主。到了1928年辛树帜教授来系掌教，便着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他率领一批青年教师，想方设法进到从来不让外人进入的广西大瑶山，在3年的野外调查中采集发掘了大量生物学界前所未知的新科属。例如在罗运的一个小山谷里找到的爬虫类新目、新属和新种鳄蜥，震动了国际的动物界。在鸟类学方面，对鸦科、画眉科、鸫科的发现比英国人拉图什（Latuche）在武夷山挂敦所发现的还要复杂而多种多样，使欧洲大陆及英国的鸟类学家大开眼界。在植物方面发现了许多蕨类植物及种子植物新种、新属。在几年里出版了有关瑶山的鸟类、哺乳类、爬虫类、蕨类等专门著作达十余部之多，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并使中山大学声誉鹊起，名噪一时。通过瑶山调查采集工作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如吴印禅、任国荣、石声汉、何椿年、范增浩等，从而使生物系焕发了蓬勃的朝气。

　　1932年以后，调查采集工作告一段落，生物系开始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朱冼教授的蛙类单雌生殖的工作，张作人教授的原生动物培养工作，罗宗洛教授的植物营养生理研究等，在当时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其时恰值广州某医院的一位叫罗广庭的教授，提出了生物自然发生的实验和理论，在新闻界一时闹得满天神佛，并有报界人士走访中大生物系问个究竟。生物系告诉来访者，生物自然发生是不存在的，这在19世纪，巴斯德的实验就已经为生物自然发生问题下了结论。罗广庭对此反唇相讥，并拿出他的蹩脚实验来蒙骗市民。于是生物系在朱冼和张作人等教授主持下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证实在当前的条件下，生物不可能自然发生，同时把实验公之于众，并出版了50万字反驳生物自然发生的实验结果的论文及专著，使市民大开眼界，从而推动了实验生物学大大前进。罗广庭医生不认输，写信到法国请他的老师站出来支持他，谁知这位法国老师告诫他说，这是巴斯德早就解决了的争论，不要再为此浪费唇舌啦。罗广庭医生还是不服气，到了解放初期，他还打报告给广州军管会，要求承认他的“生物自然发生”的理论，当然地受到军管会的否决。

　　当时在实验植物方面，罗宗洛教授从事的矿物营养生理学研究处在国内领先地位，这本专著作为生物系丛书之一，到现在仍有参考价值。经利彬教授主持的生理学开创了动物实验生理学的先河。在细胞学方面有冯言安教授，他由于在忍冬科植物的细胞中发现了中心体而名噪一时。接着于志忱教授为生物系开辟细胞学和植物生理学的课程，费鸿年教授开设高水平的组织学及胚胎学的课程，此外还有蔡承欢教授的微生物学、马心仪教授的植物生理学，使整个中大生物系的实验生物学盛极一时，居于全国的最前列。当时中大理学院出版了《自然科学》的定期刊物，生物系出版有《生物世界》，为师生提供研究与教学的园地，并推动生物学的发展。

图为1936年12月中山大学生物学会全体会员合影，第二排的左七为张宏达。

　　可惜好景不长，日寇在1937年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山大学被迫迁离广州辗转于云南和粤北山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研究和实验工作仍未中断，从事动、植物学研究的老师继续在内地及山区开展区系调查的工作，采集标本，丰富了动、植物标本的积累和收藏研究。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的老师，则开动脑筋，解决实验工作的困难。如从事细胞学研究的于志忱教授，在缺乏电力的情况下，使用煤油灯把恒温箱照常操作起来。从事营养生理研究的戴辛皆教授则用人工推动石磨继续他的豆浆脱臭及植物质乳粉的研究工作。生物系的老师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日夜奋战，争分夺秒地工作。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是生物系长期保持下来的。这无形的指挥棒、无声的教导，是生物系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附：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部分）

1940年

　　1月16日至5月15日理学院在云南省澄江县东浦乡开办民校，有122人参加。东浦民校由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理学院分会干事、生物学系董爽秋教授负责。[1]

　　1月31日理学院学生集体签名慰留理学院院长何衍璿。生物学系参与签名的学生有李国藩、庄豪等。何衍璿是因为理学院地理系发生更易主任的风潮愤而辞职的。[2]

　　3月23日邹鲁校长签署文件，批准理学院院长何衍璿的申请，将生物学系技术员兼图书管理员邹碧筠提升为助教。

　　邹碧筠的提升是具有奖励性质的。她在此次迁校过程中，“押运公物，尤能克尽厥职”，加上服务马上满5年，“为人勤慎耐劳，工作极为努力”，得到生物学系主任张作人教授力荐升职的。[3]

　　6月至7月生物学系组织考察队到云南屏边大围山考察。

　　考察队由董爽秋教授、任国荣教授、吴印禅教授、张宏达老师（时在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博物系任教）带领，5位1940届毕业班同学参加。考察队是经过云南河口进入屏边（金屏）大围山的。此次考察持续了1个多月，共采集到700余号标本。

　　7月31日张作人受聘担任生物学系主任。[4]

1944年

　　4月底生物学系组织旅行采集队到乐昌瑶山采集标本，“结果甚佳”[5]

　　4月任国荣教授被聘任为生物学系主任。张作人教授卸任。

　　5月2日本学年度，生物学系注册学生人数为21人。[6]

　　5月5日至21日生物学系组织旅行采集队，一行16人，由系主任任国荣教授率领到洞庭湖采集标本。本次采集“成绩甚为优良，所得动植物标本数百件，总计近千种”[7]。

　　9月本年度，生物学系招收的本科生有3人：朱婉嘉等。

　　朱婉嘉，毕业后留校工作，成为一名藻类学教授

　　10月 张宏达受聘为生物学系讲师。

　　张宏达，广东揭阳人，生于1914年。建国后，历任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广东省生态学会理事长，国家教委生物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植物学科组组长等职。

　　张宏达经过多年的研究和酝酿，于1974年首次发表了具有原创性的“华夏植物区系理论”，后陆续发表了《华夏植物区系的起源和发展》、《大陆漂移与有花植物区系的发展》、《再论华夏植物区系的起源》等一系列论著，建立了“植物区系学（Florology）”，期间还提出一个单元多系的“种子植物分类系统（1986，2000）”，在此基础上编著完成的《种子植物系统学》是我国植物学家根据自己的分类系统编著完成的第一部系统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