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邓植仪（1888年-1957年），字槐庭，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邓屋村人，著名农业教育家，土壤学家。20世纪20年代初，他参与筹建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长期担任两校教授、农学院院长、教务长之职。邓植仪毕生从事农业教育和土壤研究事业，为广东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发展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拓者和土壤科学奠基人之一。

　　桥头邓屋古村，可谓东莞家喻户晓的古村落，近代晚期以来学风炽盛，才俊满门，因而名声远播。被誉为近代中国土壤学奠基人的“莞籍坪石先生”邓植仪，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抗战时期，邓植仪作为中山大学教务长、农学院院长，带领学校师生辗转云南澄江、粤北坪石，在烽火中坚持复学，教学、科研成果不断，令人景仰。

　　“邓植仪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农业教育家，是近代广东高等农业教育的拓荒者，也是近代中国土壤学的奠基人。他虽身居领导岗位，仍不忘教书、育人，踏踏实实作土壤调查与从事土壤研究。他献身中国农业科学的忘我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卢永根，在为2006年东莞市政协主编的《邓植仪文选》中如此写道。

　　邓氏一门，名人辈出

　　邓植仪祖辈务农，原本并非书香世家，但其家族史由父亲邓庆云改写——1860年出生的邓庆云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虽然生活贫苦，但年长后得同宗伯父邓戴喜指引从军，屡立军功后擢升为顺德县都司（清代武官职位，正四品），安家于顺德大良镇，取东莞桥头司马乡尹氏之女为妻，生育邓植仪兄弟姐妹。

　　邓植仪、邓盛仪、邓鸿仪、邓煜仪、邓梁仪、邓锡鎏、邓锡浩、邓锡铭、邓锡清……百余年来，邓氏家族人才辈出，这与良好的家训、家规及家风传承密切相关。“大小行事执快心东平云为善最乐，古今义礼归何处朱子曰读书更高。”邓屋邓氏宗祠大厅入口处的这副二十八字的烫金对联，浓缩了邓氏家族治家教子的行事准则。

　　与父亲邓庆云一样，邓植仪对故乡有着深厚感情。在开展全省分县土壤调查的过程中，邓植仪亲自主持东莞土壤调查，和同事一起撰写《东莞县土壤调查报告书》。他曾前往虎门实地调研，分析潮水涨落规律对咸田土壤咸性的影响，得出咸田水稻的最佳灌溉时机；曾协助横沥镇某养蜂场引进意大利优良蜂种进行繁殖，以提高当地蜂蜜的产量和质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桥头镇因为缺乏学堂，学生失学严重，时任县长批准在桥头镇建立一所县立农业职业学校，由明伦堂拨款建设，邓植仪主持完成学校的设计与筹建，1946年这所农业职业学校正式开学，而这也是东莞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农业职业学校。

　　赴美学农，归国报效

　　1888年6月出生的邓植仪，成长于艰苦岁月，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历史更替、社会变革的动荡时期，民族灾难深重。根据吴宓编《游美同学录》记载，邓植仪“初学于广州时敏学堂，及两广游学预备馆”。

　　广州时敏学堂，是近代广东最早创立的新式学校，邓植仪在这里接触新学后，打开视野，激发了对新知识的渴求与向往。两广游学预备馆是为出国留学学子创设的，邓植仪以此成功打下扎实的英文基础。

　　1909年，时年21岁的邓植仪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开启留学之旅。抵美后，邓植仪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半年后转入威斯康星大学，主攻土壤学。求学期间他刻苦钻研，成绩优异，1914年获得硕士学位。导师埃米尔·杜鲁格对其非常赏识，建议邓植仪留校工作，但不忘初心的后者婉言谢绝，毅然回国报效，建设家乡。

　　临别时，而后成为世界著名土壤学专家的埃米尔·杜鲁格，送给邓植仪一张亲笔签名照留念。此去几十年，邓植仪经常和母校联系，获取世界前沿学术信息，后来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时，还将学生谢申、简浩然等人送往威斯康星大学深造。

　　好不容易出国留学，为何选择了“冷门”的农学，而不是其他？这源于父亲为邓植仪灌输的“农为根本”思想。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目睹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自耕不能自食，自织不能自衣”的窘迫，且因为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农村经济濒临破产，邓植仪“科学兴农”“振兴农业”的信念越发坚定，因而冲破当时不屑学农的落后陈腐观念，坚定选择爱农、学农、振兴中华农业，并将其作为奋斗终生的事业。

　　身体力行，成就突出

　　“我国自鼎革以还，有志之士，方庆政体革新，国运可以从此复兴。不谓二十年来，政治仍未见如何清明，社会事业仍旧滞而不进，原有黑暗弱点，日益暴露，民族美德，日以颓丧，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岌岌，几不可终日。饱学自爱之士，进不易得相当之地位以展其怀抱，而有所建树于国家，惟有投身大学服务，从事发扬文化，谋将来根本改造社会。倘大学能善为保养，使得相当机会以发展其专长，则国运将有复兴之日”——透过这段文字，邓植仪缘何没有入仕为官，而是选择潜心学术、教书育人的心迹蔚为明朗。

　　1915年至1920年，邓植仪先后担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土壤化学师、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解析化学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教员。1920年6月，邓植仪受邀回到广东，出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自此，广东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特别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和邓植仪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1920年至1949年，邓植仪经历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三个发展阶段的三十载春秋，除曾短暂担任广西实业院院长、广西农务局副局长（1927年10月至1929年6月）和农林部技监（1940年6月至1942年1月）外，邓植仪曾多次出任校长、院长。同时，邓植仪还是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创办广东大学、创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长达11年有余。

图为邓植仪于1925年撰写出版的《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及后续出版的《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桥头文广中心供图）。

　　作为中国近代土壤学奠基人，邓植仪在1930年创办广东土壤调查所，主持全省各县的土壤调查，并于1934年写成《广东土壤提要初集》，成为广东各县土壤调查的参考文献；和彭家元合作编著我国第一部土壤学教材《土壤学》，中国近代土壤学学科体系就此建立；主持中山大学土壤研究所和土壤学部，培育众多土壤学人才，对发展广东粮食生产、蔗糖生产、蚕桑生产等也都有专门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邓植仪继续为新中国土壤肥料研究工作服务，历任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10月18日，年近古稀的邓植仪在华南农科所研究室工作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辞世。这位伟大的土壤学家，最终倒在工作岗位上，终年69岁。

　　坪石岁月，患难前行

　　1938年10月到1945年12月，为躲避战乱，中山大学先迁到云南澄江，后又于1940年10月迁到粤湘边界的坪石办学。这期间，邓植仪除了在1940年6月至1942年1月担任农林部技监外，其余时间都在中山大学负责农学院的领导工作，参与中山大学的校务管理，以其满腔热血，为抗战时期几易校址、颠沛流离的中大作出重要贡献。

　　抗战开始后，战火很快就烧到华南地区。1938年10月下旬，中大师生在代理校长兼工学院院长萧冠英、教务主任兼农学院院长邓植仪及各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分批撤离，长途跋涉一路颠簸，于1939年2月在云南澄江会合，并很快复学。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10月再迁粤北坪石。此时，农学院择址于湖南宜章县栗源堡，距坪石中山大学校本部有几十里路。

　　1942年1月，邓植仪辞去农林部技监职位回到中山大学，同年6月担任教务长，肩负起管理中大教务的重责。1943年8月，邓植仪接替张巨伯担任农学院院长，而当校长金曾澄不在时，其还需代理校长事务：整理校务，解决经费、粮食紧张问题，裁减教职员人数……在其努力下，学校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重掌农学院后，邓植仪认为工作还有进一步拓展空间，于是加速乐昌农场创办，并根据抗战需要，发动农学院师生以各种形式支援前线，如1943年9月的救荒运动，便是力求增加粮食生产。

　　在邓植仪的领导下，这一时期的中大农学院，学生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园艺研究会、农艺研究会都有自己的刊物——《园艺通讯》和《农艺通讯》。学会会议频繁举行，广东省当局和农学院的“教、建合作”开展顺利，关于广东的土壤调查继续进行，先后完成连县、南雄、乐昌、仁化、始兴五县的土壤调查报告，之后又完成了乳源、阳山、连山三县土壤的调查报告。对外学术交流方面，这一时期较重要的活动是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研究员李约瑟到栗源堡的参观和演讲。

　　率队突围，连县办学

　　难能可贵的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身兼教务长和农学院院长的邓植仪，也没有放松土壤学的研究和教学。当时年过半百的他，身体欠佳，患有高血压，可他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平时驻守校本部，主持全校教务工作，每到周末，就从坪石出发，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山路，赶往栗源堡，处理农学院的教务工作，并按时讲授他所担任的地质学、土壤学、土壤分类学、农田水利等课程。

　　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粤汉铁路，向粤北进犯，坪石形势危急。当时中大农学院在邓植仪领导下，一边坚持教学，一边为迁离做准备。

　　1945年初，日军入侵坪石，中山大学师生紧急疏散。1945年1月，教务长、农学院院长邓植仪率农学院和其他学院部分师生突围，到达连县三江镇。中大师生撤离坪石后，大都走散，后来分散在好几个地方上课。校本部迁到了粤东梅县；没到达粤东或连县的部分师生，则留在仁化县，组成仁化分教处。邓植仪负责的连县分教处除了农学院，还有文、理、法、工、师范学院部分师生。连县的办学条件虽比坪石更为艰苦，但在邓植仪等人的精心安排下，复课后不仅补上了因疏散而造成的缺课，而且基本上保证了正常的教学进度。

　　邓植仪之弟邓盛仪

　　坚守实业，驰骋商界

　　邓盛仪，邓植仪之弟，清末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美国，攻读土木建筑工程专业。毕业归国后，曾任广三铁路工程师、广西公路交通部门主管。不同于心系农学与教育的哥哥，邓盛仪后来走上“实业兴国”道路，成为知名实业家，曾先后在广州、香港创办制钉厂和钢窗厂，打破外国产品垄断。曾任香港中华工商总会副会长、会长，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委员。

　　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的艰难时期，邓盛仪曾担任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教授，专项培养技术人才。

　　任教中大，兄弟再聚

　　留学归国后，邓盛仪曾与中山大学产生两次交集。

　　一次是在中山大学工学院成立前。据《烽火中的工业救国梦——略述中山大学工学院的创立与发展》一文介绍，1925年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校长邹鲁聘萧冠英、邓盛仪等人为工科筹备委员会，以萧冠英为主席，工科筹设大致就绪，并开始招收预科生。

　　另一次是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邓盛仪被迫放弃在香港的产业（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迁往香港），历经艰险，举家回到桥头邓屋。小住时日后，邓盛仪带二子邓锡全、三子邓锡铭奔赴粤北坪石。在哥哥邓植仪引荐下，在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任教。至今保存的1943年2月中山大学工学院教职员名单中，邓盛仪的名字清晰在列。

图为位于桥头的邓氏宗祠（陈沛鸿/摄）。

　　教育有方，子女成才

　　身处战乱年代，依旧不忘让正值上学年纪的二子邓锡全、三子邓锡铭在坪石读书，可见邓盛仪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正因如此，邓盛仪6个子女，均为名校毕业，而后成为各行各业优秀代表：长子邓锡智为香港石力贸易公司董事长；次子邓锡全曾任北京中央机械工业部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三子邓锡铭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著名的激光专家，被誉为“中国激光科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五子邓锡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著名邮票设计师；长女邓镜玉、次女邓美玉等皆是建设祖国的优秀人才。

　　发展实业，情系家乡

　　邓盛仪是一位极具家国情怀的实业家，1978年后，其牵线引进一家港资钢窗厂落户沈阳，引进第一家港资餐馆落户广州，开启合资企业先河。

　　邓盛仪情系家乡的举动，也延续到了后代身上。据邓屋村宣传委员邓庆棠介绍，邓盛仪的后人曾多次回乡寻根，包括邓锡铭、邓锡清等，“邓锡清曾于2017年6月，在桥头荷花节时举办‘清心入画念故乡’书画邮票专题展，邓锡铭则曾受邀回莞作科技报告，还曾趁出差间隙专程赶回邓屋，了解家乡的生活生产情况，之后更帮助桥头办起高新技术企业。”

　　（原文刊登于“东莞时间网”，作者为赵水平，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